涉陆离婚财产纠纷:从最高法院发回,到更审全部免除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额——检讨台中高分院111年度家上更一字第1号判决

文/周志远

一、引言:取得审理机会之后,为什么仍是零分配

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11年度家上更一字第1号判决,于2025年2月11日作成。法院认可大陆妻方有权在台湾请求分配夫妻财产,也认定丈夫在离婚诉讼前部分提款、赠与房地具有减少妻子分配的目的。然而,法院先从计算范围内的1,039万余元财产中扣除844万余元,再将剩余195万余元认定为分居后产生的孳息,最后以平均分配显失公平为由,全部免除妻方分配额。妻方及其继承人历经多年诉讼,最终未在台湾本案取得任何分配。①

这个结果不能仅凭直觉判为错误,也不能因为判决援引公平条款就视为当然妥当。财产来源如何证明,原始本金是否仍然存在,增额究竟是何种收益,收益取得于何时,以及为什么必须全部免除,每一环节都有自己的事实基础和法律要求。后一个环节不能替前一个环节补证,公平裁量也不能代替财产分类。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87号判决曾于2021年11月24日废弃原第二审判决,将案件发回。这一发回解决的是台湾财产请求不应被大陆既有诉讼直接排除的问题,并未预先确认妻子应取得多少财产。②因此,本文的检讨集中于更审如何完成实体判断:历史记账与现存财产之间的证明是否充分,婚姻整体贡献如何被评价,以及零分配结果是否获得与其严厉程度相称的说明。

二、案件经过:两岸财产诉讼延续至原夫妻双方死亡之后

原丈夫林士平在大陆曾使用林信平一名,原妻子为王玉芬。更审明确认定,丈夫及其承受诉讼人为台湾地区人民,妻子及其承受诉讼人为大陆地区人民。双方于1980年7月25日在大陆结婚,曾在大陆共同生活,丈夫自1999年起定居台湾。妻方主张丈夫至2005年间仅回大陆三次,后来又拒绝提供妻子赴台所需文件;法院以缺乏证据为由,未认定丈夫故意阻止妻子来台,但认定双方1999年起分居两岸、欠缺共同生活之实。③

丈夫于2016年7月13日在大陆起诉离婚。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成(2016)冀0602民初2031号判决,将保定一套夫妻共同房屋分归丈夫,命丈夫支付妻子房屋补偿人民币50万元,妻子支付丈夫工资补偿人民币5万元,抵销后丈夫应支付人民币45万元。该判决于2018年1月11日确定,其后经台中地方法院107年度家陆许字第20号裁定认可。妻方在台湾请求分配财产,以大陆离婚起诉日为计算基准,最初请求25万元,后来追加493万7,267元,合计518万7,267元;原先一并提出的离婚请求,已经在前审撤回该部分上诉。④

台湾第一审驳回妻方请求,前次第二审也判妻方败诉,最高法院随后废弃发回。更审期间,丈夫于2022年11月1日死亡,由七名继承人承受诉讼;妻子于2023年4月8日死亡,由林晨煒、林晨辉承受诉讼。2025年更审驳回上诉、追加之诉及假执行申请,相关诉讼费用由妻方承担。⑤至此,原夫妻共同生活所留下的财产争议,已经成为双方继承人继续承担的诉讼。

三、最高法院发回的意义:台湾财产请求应获得独立判断

前次第二审认为,妻子在大陆离婚程序中已经提出丈夫在台湾有财产,却未完整陈明、举证;大陆判决及台湾认可裁定已经形成身份和财产关系的基准,妻子再于台湾请求分配,有违诉讼诚信。最高法院没有接受这一处理。它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54条,认为台湾财产请求与大陆已审理的财产分配并非同一事件,不能认定妻子重复起诉或受该案判决效力拘束。⑥

这一见解至少在本案中揭示了重要的救济要求:当事人在一地诉讼中未能完成另一地财产的调查,不能当然被解释为已经放弃另一地的财产权利。特别是银行资料、保险资料和房地产资金流向分别存在于不同地区时,未能举证、未在认可程序中提出异议,与对全部财产清算结果作出实体同意,不能轻易画上等号。

更审则从另一条路径说明起诉具有权利保护必要:它援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74条及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376号判决,指出经认可的大陆财产给付裁判具有执行力,但不当然具有与台湾确定判决相同的既判力,亦不当然发生争点效。即使大陆法院曾讨论丈夫是否转移台湾房产,台湾法院仍可调查证据并作不同判断。⑦这一说明针对财产争议,并不意味着本案否认已经发生的离婚身份效果。

发回的重要性在于恢复实体审理,而不是保证妻方胜诉。更审可以在充分调查后认定部分财产不应分配,也可以在法定条件成立时调整分配额。真正需要检验的是:这些限制是否获得充分证明,法院有没有将本应继续查明的问题,以概括推论提前终结。

四、更审的计算结构:财产转移被识破,分配额仍被归零

更审将财产分为基准日现存的A资产,以及妻方请求纳入计算的已处分B资产。按附表各项核算,A资产为318万2,311元;B资产中的提款、汇出款项为216万446元,另有赠与外甥陈俊吉的房地505万4,000元,合计1,039万6,757元。法院认为,离婚起诉前不到一年内大量提款,缺乏具体花用说明,而且日常水电等费用另由固定账户支付,可以支持减少分配、隐匿财产的判断;房地赠与和其后抵押安排的时间接近离婚起诉,对方提出的出资、借贷、借名登记解释也缺少证据。⑧

这些认定对妻方具有实质意义。它们说明法院没有认可丈夫所有财产处置的正当性,也没有因为大陆判决未采妻方说法,就拒绝重新判断。尤其对同一房地先后提出数种解释而不能提出相应证据,法院作出不利判断,有其证据上的基础。

此后,法院认定其中844万2,846元来自父亲赠与、遗产及其衍生资产,应排除分配;剩余195万3,911元则视为婚后孳息。妻子台湾婚后财产为零,若仅按平均分配计算,其对应半数约为97.70万元。这是根据判决金额作出的算术推算,并非命付金额。法院最后全部免除分配额,才使该数额归零。

必须分清几个层次:处置财产具有减少分配目的,不代表所有被处置财产都必然属于可分配财产;将房地价值纳入计算,也不等于主文撤销赠与或抵押登记。但是,已查实的减少分配行为与最终免除全部分配之间,仍需要连贯的公平说明。若法院既认真识别了规避分配的行为,又使分配权在最后一环节完全消失,读者有理由要求更充分的解释。

五、844万余元扣除:历史资产如何成为现存的排除本金

844万余元的依据主要是丈夫大嫂的证言和记账本。她说明受公公林葆谦委托,代为保管交给林士平的钱,后来购买房产,并于1999年将存折、定存单和权状交付林士平。法院据1996年7月15日最后记账纪录,确认定存330万元、房产价值544万2,846元,合计844万2,846元。证人能够连续陈述保管经过,账目又有丈夫签名,这些材料可以支持历史上存在相关资产;但历史资产的存在、资产的无偿来源与基准日可排除本金的数额,仍是三个需要分别证明的问题。⑨

首先,记账中有国军优惠存款、国防部汇入款项及父亲交付等不同来源记载。证人就其中34万6,970元说明是父亲名下、父亲去世后领出转存的款项,却不能据此直接完成其他每一笔款项的性质认定。父亲交付某笔钱、大嫂代管某笔钱,并不单凭交付或保管形式就能证明每笔钱原先都属于父亲。涉及国防部款项,更需核对原始领取权人、给付原因及权利归属。判决没有逐项展开这些问题,而是将最终汇总额整体纳入无偿取得范围。

其次,这844万余元本身可能包含婚后收益。记账期间为1987年至1996年,双方1980年已经结婚,法院认定直到1999年才分居。判决将相关金额表述为无偿取得资产所衍生的定存和房产,却未拆分原始交付本金、累计利息和购房资金构成。与此同时,判决又援引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837号裁定,承认婚后无偿取得财产所生孳息应纳入婚后财产。⑩既然采用这一分类规则,扣除基数是否混有婚后孳息,就不能被省略。

假如330万元定存中含有婚后累计利息,或者购屋款部分来自此前的婚后收益,把这些收益重新并入无偿取得本金而整体排除,可能降低可分配范围。这并不是认定实际账目必然如此,而是指出现有判决未完成必要的本金与收益区分。需要查明的应是具体构成,不能以最终存在一笔定存或一套房屋,取代资金性质的证明。

再者,1996年余额被用来说明1999年返台时的资产基础,又在2016年基准日计算中全额扣除。两个期间之间的利息、买卖、投保、转赠和生活支出,未被完整重建。丙屋虽被认定已经出售,但其地址、出售时间、实际价款、入账账户以及此后去向均未充分呈现。妻方不否认旧房出售,并不当然等于承认全部售款仍保存在当前争议资产中。⑪

法院可以依据间接证据推认财产来源,不能要求年代久远的每一笔资金都保有毫无缺口的书面轨迹。但推认仍须说明跨越了哪些缺口、为什么其他解释不足以动摇结论。没有其他工作收入,能够缩小资金来源范围,却不能证明原始本金始终完整保存。丈夫以这些资产维持多年生活,也意味着本金消耗是需要检验的现实可能。

这里的举证责任尤其重要。主张财产具有无偿取得性质的一方,通常应证明支持排除的事实;证据经评价足以形成心证后,对方才面临提出反证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277条既规定有利事实的举证责任,也保留法律特别规定及依情形显失公平的例外。⑫更审以妻方未证明资产减损、灭失作为维持844万余元完整扣除的理由,应当交代丈夫一方的证据如何已经证明基准日仍有相应可排除资产,否则容易使资金掌握较少的一方承担否定远年资金延续的负担。

这不是因为证人与丈夫有亲属关系就否定证言,也不是要求法院一律排除家庭记账。关键在于证据能证明到哪一步。学历、陈述流畅及丈夫签名,能够帮助评价证人可信度和账目形成经过,却不能自动补齐不同款项的原始归属、婚后收益构成和二十年资金流向。

六、195万余元的性质与期间:总额增减不能代替收益分类

更审以1,039万6,757元减去844万2,846元,将差额195万3,911元整体认定为孳息。这个算式在数值上成立,但数值成立不等于财产分类已经成立。利息、租金、投资交易损益、房产本身价格变化及外币折算变动,未必具有相同法律性质;期间消费和本金减少也会影响两个时点的净额比较。民法第69条对孳息有具体定义,台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家财诉字第11号判决亦区分土地本身价值增涨与孳息,不能只因资产价值增加就直接归入孳息。⑬

因此,正确的分析应先识别各项资产及收益性质,再判断哪些可以排除、哪些应纳入。不能先把历史总额全扣,再把所有净增加都套用孳息规则。这一缺陷的修正不必然全部有利于妻方:若增额包含依法不应分配的财产本身增值,正确分类可能降低分配数额;若原始扣除额混有婚后收益,则可能提高分配数额。批评判决应追求分类准确,而不是预设所有不清楚的数额都必须归妻方。

期间认定又是另一个问题。法院最终将全部195万余元视为1999年分居后取得的收益,但用于相减的历史基数,来自1996年记账,判决没有另建清晰的1999年余额。既然未充分重建1996年至1999年的变动,就不能仅凭同一个总额比较,直接认定全部增额均发生于分居之后。这一期间跳跃,恰好又被用于支持妻方对收益没有协力的结论。⑭

财产来源、收益性质和取得期间,本应是依次查明的三个问题。若第一步本金不明,第二步孳息分类粗略,第三步又假定全部收益产生于分居后,最后的免除判断就可能建立在多个未经分别证明的前提之上。

七、全部免除分配额:整体婚姻协力与公平裁量的证明要求

夫妻法定财产制关系在2018年消灭,更审因而适用2021年修正前的民法第1030条之1。其第2项允许法院在平均分配显失公平时调整或免除分配额。采用旧法,并不意味着可以跳过婚姻贡献的具体评价;更审自己所引裁判也将配偶对家务、子女及共同生活的协力,作为平均分配制度的重要根据。现行条文对整体协力、共同生活与分居时间等因素的明列,可帮助理解评价事项,但不能直接代替本案应适用的旧法条件。⑮

更审认为双方1999年起分居,而妻方没有提出对台湾孳息积累或增溢有所助益的证据,遂认定缺乏参与分配的正当基础。问题在于,整体婚姻协力是否被过度限缩为对特定投资收益的直接贡献。平均分配制度认可的家务、照护和家庭支持,本来就不必逐笔对应某张保单或某个银行账户。双方此前约十九年的共同生活,以及记账资产形成于共同生活期间的事实,需要被放进同一评价框架。

长期分居当然可以影响公平判断,但它没有自动归零的法律效果。法院还需考量分居原因、婚姻义务的实际履行、双方生活安排及取得财产的时间。妻方关于丈夫拒绝提供赴台文件的主张未获证明,不能直接反推双方全部分居责任均由妻子承担;同样,丈夫一方称妻子长期不闻不问,也必须经过事实评价。不能从一方证明某种分居原因不足,顺势推出其对婚姻整体毫无贡献。

另一个关键理由,是大陆财产分配已经充分评价妻子的婚姻贡献。大陆判决确实处理了房屋归属和补偿,更审也可考量妻子获得的大陆财产利益。最高法院原判决还记载,丈夫主张1999年起的大陆退休金均由妻子领取,且已支付人民币44万5,950元房产补偿。⑯这些抗辩应完整交代,并核对具体证据及法院是否采认,不能在评论中删去对丈夫有利的主张。

然而,大陆法院处理某项共同财产,并不当然证明全部婚姻贡献已被完整评价。其处理对象、计算方法和取得利益,与台湾独立财产请求是否重叠,需要具体比较。既有财产补偿主要解决共同财产归属,并不必然是一项能够覆盖全球所有财产的婚姻贡献结算。即使相关款项确已支付,也仍须说明为什么这些利益足以使台湾分配额全部归零;反之,取得请求权与实际受偿有区别,但本案也不能仅以未载受偿细节,就认定丈夫没有付款。

更审先承认台湾请求不受大陆财产裁判当然拘束,随后又将大陆已分配财产作为妻子贡献已获充分评价的依据,两者并非必然矛盾:前者讨论裁判效力,后者可以讨论事实上的公平。但是,正因不是效力拘束,法院更应说明实际利益、对应范围及评价方法,不能让概括的大陆已处理理由,再次承担排除台湾请求的功能。

免除的程度也应受到检验。法院从长期分居、无特定收益贡献证据及大陆已有分配,直接走向全部免除,未充分说明为什么酌减仍不足以公平。调整和全部免除都是法律允许的结果,却对应不同的权益影响。理由应解释为什么妻方连部分分配都不能取得,而不仅是重复欠缺正当基础、始符公允等评价词语。⑰

已查实的减少分配行为,应在这一阶段获得回应。民法第1030条之3设置追加计算,是为了防止一方以处分婚后财产减损他方分配;与第1030条之1的公平调整,是不同但需要协调的制度步骤。⑱识破转移不等于必须给妻方某个固定比例,也不能把分配制度当作惩罚丈夫的工具。不过,当法院最终选择零分配时,应说明为什么这些规避分配行为、双方的证明能力差异及婚姻整体经过,仍不影响免除全部分配的公允性。

八、文字与折算矛盾:应校核,但不能遮蔽实质争议

判决第15页出现溢增1,957,582元的记载,但同一段公式及后续结论均为1,953,911元;按两个总额相减,后者才是正确差额。附表美金10,400元折合334,672元,实际对应汇率32.18,与附表备注所写33.71不一致;理由中的美金定存额亦与前文及附表不同。⑲引用判决时,应将这些矛盾明确列出,不能照抄有误数字。

这些问题需要分别处理。能够确定的文字笔误,可以按公式及前后文校正;汇率、余额与实际取款额的矛盾,则须回到银行资料核对。它们不当然使全部判决无效,也不能单独证明妻方必然胜诉。真正影响裁判结构的,是巨额本金扣除是否成立、收益期间是否查明,以及全部免除是否有足够理由。小额折算错误与大额来源认定缺口,不能混成同一种批评。

九、未再提起第三审:两岸诉累与救济失望的合理解释

据资料提供者已经核实的信息,妻方继承人没有再提起第三审。这一程序事实不能仅从未检得公开裁判推导,本案的记载依据是另行确认的信息。对放弃原因的解释,则仍属于作者结合案件经过作出的判断,不能冒充当事人的直接陈述。⑳

从2016年大陆离婚起诉至2025年台湾更审,争议延续近九年;台湾本案自2018年起诉,也已经历约七年。夫妻双方均在更审期间死亡,继承人继续承受财产争议和诉讼费用负担。两岸资料取得、法律服务、委任沟通和长期等待,都可能累积成本。裁判并未列明当事人实际支出的全部数额,本文不据此虚构具体费用或个人心理状态。

结合这一经过,以及妻方在最高法院获得发回机会后,更审仍全部免除分配额的结果,作者合理推断:两岸诉累与对救济结果的失望,可能促使妻方继承人放弃继续上诉。这种推论有案件历程上的基础,却仍不能排除费用安排、继承人意愿、风险判断等其他因素。它应被理解为对停止救济的一种合理解释。

未上诉不等于认同判决,也不意味着其理由已经获得最高法院的再次审查。裁判因当事人未继续救济而终结,是程序结果;裁判理由是否充分,仍可接受法学检验。若当事人承担不起继续诉讼的时间、经济和精神成本,形式上保有第三审途径,也未必能转化为实际可使用的纠错机会。

本案不宜仅以某一方赢输作为两岸司法公正的整体判断,但它具体显示了一种需要正视的风险:财产资料主要掌握在台湾一方及其家属手中,大陆一方必须跨域寻找资金证据;法院若再以未能证明本金消耗或收益协力作为不利理由,可能使客观取证困难累积成实体权利的减损。诉讼公平不仅表现为双方都有发言机会,也取决于证明要求能否与实际证据取得条件相适应。

十、结语:历史记账不能代替来源追踪,公平裁量不能代替证明

最高法院发回使台湾财产请求获得了独立审理,但更审是否充分实现这一救济,仍取决于实体理由。现有判决呈现的核心缺口,是将历史汇总额整体作为无偿取得本金扣除,又将总额差值整体归为分居后孳息,继而以缺乏妻子协力及大陆已有分配为由全部免除。几个步骤在结论上相互承接,却未在来源、性质、期间及裁量程度上得到同等充分的证明。

对本案的有力批评,不应停留在结果令人不平,也不应预断所有台湾财产都必须平均分给妻子。它应要求法院逐笔区分来源,在原始本金与婚后收益之间建立明确界线,说明历史资产如何延续到基准日,评价婚姻整体协力,并交代为什么较低比例分配仍不足以公平。这样的证明和说明,既保护大陆配偶,也保护确有无偿取得财产的台湾配偶。

妻方继承人没有继续第三审,不会使这些问题自然消失。若裁判终结同时伴随当事人对救济的耗竭,案例检讨更应回到具体证据和法律理由:使每一笔排除财产有可核对的来源,使每一项免除分配有可审查的根据,才可能让跨域家事诉讼的救济机会真正对应实体公平。

注释与参考资料

① 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11年度家上更一字第1号民事判决,2025年2月11日,第2、11—17页。原文据留存裁判PDF,链接为官方检索入口;下文金额除注明外均为新台币。

②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87号民事判决,2021年11月24日,第1、3—4页。原文据留存裁判PDF,链接为官方检索入口。

③ 同前引①,第3、6、8—9、16页。

④ 同前引①,第3—5、15页。大陆判决内容依本案裁判所载整理。

⑤ 同前引①,第1—4、18页。

⑥ 同前引②,第2—3页;另参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54条。

⑦ 同前引①,第6—8页,所引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376号判决;另参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74条。

⑧ 同前引①,第11—15、18—19页。A资产小计及平均分配半数为据此核算。

⑨ 同前引①,第9—11、14页。

⑩ 同前引①,第14页。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837号裁定意旨转引自本案判决。

⑪ 同前引①,第10—11、14页。

⑫ 民事诉讼法第277条;另参同前引①,第14页。

⑬ 民法第69条;台湾台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家财诉字第11号民事判决,2024年11月27日,关于土地增值与孳息的区分。

⑭ 同前引①,第10—11、14—17页。

⑮ 同前引①,第15—16页,关于旧法及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031号判决的援引;民法第1030条之1现行条文仅供版本比较,本案适用修正前规定。

⑯ 同前引②,第2页;同前引①,第5、16—17页。退休金领取及补偿支付均为丈夫抗辩。

⑰ 同前引①,第16—17页。

⑱ 民法第1030条之3;另参同前引①,第3—4、11—13页。

⑲ 同前引①,第5、11、15、19页。金额及汇率疑点须与原始银行资料核对。

⑳ 未提第三审的事实,依据资料提供者核实确认;放弃原因系作者推论,并非当事人已证实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