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涉触犯集资诈骗罪（違法吸金詐騙罪）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2022）京刑终12号
原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索OO，男，39岁（1983年5月30日出生），出生地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大学文化，案发前系北京幸福光彩物联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彩公司）法定代表人、北京东荣亚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泰公司）股东，户籍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6年6月15日被羁押，同年7月23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11月7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郭永昌，北京市翔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田O，男，60岁（1961年8月12日出生），出生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专文化，案发前系光彩公司、亚泰公司股东，户籍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8年7月11日被羁押，同年8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魏鹏，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付O（曾用名付革永），男，53岁（1968年12月20日出生），出生地黑龙江省伊春市，博士研究生文化，案发前系光彩公司、亚泰公司股东，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8年7月22日被羁押，同年8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邓念燕，北京金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石领涛，北京金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O，男，38岁（1983年9月24日出生），出生地黑龙江省安达市，高中文化，案发前系光彩公司、亚泰公司股东，户籍地黑龙江省安达市；曾因犯非法拘禁罪于2005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现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8年11月27日被羁押，同年12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车金鼎，北京市闻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索OO犯集资诈骗罪，原审被告人田O、付O、李O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于2021年12月31日作出（2021）京02刑初126号刑事判决。一审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索OO、田O、付O、李O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讯问四上诉人，审阅各辩护人提交的书面辩护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认定：
2016年2月至6月间，索OO、田O、付O、李O伙同他人，在北京市朝阳区嘉铭大厦、西城区中建二局大厦等地，以光彩公司、亚泰公司的名义，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通过召开宣讲会、口口相传等途径公开宣传通益cc项目，虚夸股东身份、公司背景，虚构项目有担保、资金有保障，隐瞒资金真实去向，承诺高额回报，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先后吸收700余名投资人的资金共计人民币1.5亿余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索OO等人吸收资金后，肆意处置集资款，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案发前致使1亿余元的集资款未能返还。
2016年6月15日、2018年7月11日、2018年11月27日，索OO、田O、李O先后被查获归案。2018年7月22日，付O主动投案。案发后，司法机关对涉案银行账户、股权予以冻结，田O、付O、李O通过家属分别缴纳案款10万元、5万元、3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蒋某、王某、贾某、武某、房某、石某、李某、索某的证言，投资人赵丽云、温昭红、周丽、蔡英海、王素珍、只兵、王立新、牟学峰、蔡烈雄、于淑艳的证言，辨认笔录，工商资料，合作开发协议、股权证、股份转让协议，合伙人协议书、合伙人或股东决议，证明、房屋租赁合同，cc会员结算系统用户操作说明书，光彩公司公告，通益2016图片版，积分模式表，讲课视频，民政部官网报道，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在逃人员登记表，情况说明，查证情况函，投资人报案材料、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债权说明，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增资扩股协议，收据，工作说明，“110”接处警记录、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在逃人员登记表、到案经过、抓获经过、拘留证、取保候审决定书、逮捕证，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刑事判决书、释放证明，冻结银行账户和股权回执、案款收据，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被告人的供述等。
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索OO、田O、付O、李O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四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依法均应予惩处。索OO等人犯罪行为完成后，刑法对集资诈骗罪条文进行修改，结合四人犯罪行为对应新旧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法定最高刑相同但新法规定的法定最低刑较轻，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应适用修订后的刑法认定四人犯罪数额巨大。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索OO犯集资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指控田O、付O、李O的主要犯罪事实清楚，但指控罪名有误，所提量刑建议不当，予以更正。田O、付O、李O系从犯、具有一定程度的悔罪和退赃表现，付O具有自首情节，可对三人分别予以从轻处罚。
故判决：索OO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田O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付O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李O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追缴索OO、田O、付O、李O的违法所得发还投资人；在案扣押人民币十八万元、冻结沈阳四季丰谷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六百万股之变价款，连同冻结银行账户内的钱款，并入追缴发还项执行。其余物品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索OO上诉提出，一审判决与事实严重不符，量刑畸重。
索OO的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本案系警方与盖晓峰团伙配合有预谋的侵占巨额资金后加害索OO的“案中案”，建议二审法院对此案发回重审。
田O上诉提出，一审量刑过重。
田O的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田O和索OO在诈骗意图上进行共谋，其对于索OO宣讲的区块链及通益cc项目的认识经历从深信不疑到发现问题的一个过程，不具有诈骗的主观故意。田O在具体负责的项目中，为某些投资人进行了项目宣讲，确实帮助索OO吸收了公众存款，且其负责项目的投入资金全部用于项目投资，没有将资金款项占为己有，不应以集资诈骗罪定罪。田O归案后如实交代罪行，认罪态度较好，自愿认罪认罚，本案系初犯，且家属代为退赔，应从轻、减轻处罚。综上，建议法庭对田O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量刑。
付O上诉提出，一审认定事实不符，量刑过重。
付O的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一审认定付O犯集资诈骗罪有误。付O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明显，没有证据显示付O对通益cc项目进行了公开宣传，或者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应结合本人的主观意图及客观行为性质进行认定，付O的行为更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要件。付O有自首、从犯、初犯、自愿认罪认罚等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一审量刑并未体现。综上，建议二审法院予以改判，给予付O从轻处罚。
李O上诉提出，一审判决罪名不符，量刑过重。
李O的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一审判决定罪量刑错误。从主观方面看，李O在2015年12月才到北京幸福光彩物联网有限公司工作，因索OO等人的制作和宣讲，其在主观上相信索OO等人前期策划的cc积分项目和虚假宣传的内部编制的材料等为真实，其主观目的是希望投资人为公司投资。从客观上看，李O在公司的职务是索OO的助理，领取固定工资，李O保管的公司款都是按照索OO的指令，投到公司项目和公司工作人员提成、公司开支上，没有把资金进行个人挥霍，故对李O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刑事责任。
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列举的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已在一审法院开庭时当庭宣读、出示并质证，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在本院审理期间，四上诉人及各辩护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田O申请对光彩公司工商登记的本人签字进行笔迹鉴定，以证明签字系假冒。经审查，该申请所涉证据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故对此申请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针对四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各辩护人所提的辩护意见，经查，经一审庭审质证确认的证据证实，索OO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且肆意挥霍、处置集资款。田O、付O、李O三人明知涉案通益项目的欺诈性，仍积极参与虚假宣传，诱骗他人投资；在项目投资的过程中，对索OO以投资为名占有集资款的不法意图已形成明确认知，仍使用各自保管的集资款参与投资，且对款项的收支差额去向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足以反映出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一审定性准确。索OO的辩护人所提“案中案”的辩护意见没有证据支持。一审对田O、付O、李O所具有的从犯、自首、退赔等从轻情节已予充分考虑，量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综上，四人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各辩护人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索OO、田O、付O、李O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四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依法均应予惩处。在共同犯罪中，田O、付O、李O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且案发后委托家属退缴部分赃款，具有一定程度的悔罪表现，付O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对三人予以不同程度的从轻处罚。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索OO、田O、付O、李O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的判决，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及对扣押物品的处理、追缴违法所得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索OO、田O、付O、李O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温小洁
审判员 王 宁
审判员 凌 巍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书记员 陈 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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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
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具体表现为具有不归还集资款的意思。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1)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2)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3)携带集资款逃匿的；
（4)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
（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
（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
（7)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
（8)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不具有前七种情形的，也可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例如，原本不存在任何经营项目需要融资，但谎称有重大经营项目需要融资的，既是典型的集资诈骗行为，也充分说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另一方面，具有所七种措形之一的，分议则行为方有为目的，但不必款要认定以排法占有为目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因为行为人向部分投资人支付了本金与回报，就否认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在集资诈骗的场合，行为人为了骗得更多的资金，必须向先前的投资人归还本金和给予高额回报。从这个意义上说，向先前的投资人还本付息，只不过是集资诈骗的基本手段。另一方面，集资诈骗的行为特点，导致行为人只将其中部分乃至小部分据为已有时，其数额也会巨大乃至特别巨大。因此，不能以行为人最终非法占有的资金数额没有达到较大比例为由，否认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换言之，即使行为人向多数人归还了本息，仍然可能认定其构成集资诈骗罪。
非法集资
是指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法律、法规，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集资仅限于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不包括募集资金以外的财物。集资行为必须面向社会公众，但不要求实际上已经骗取了多数人的资金。
非法集资表现为虚假承诺回报。承诺还本付息或者承诺分红的，承诺以货币、股权、债权或实物回报的，都符合承诺回报的要素。首先，承诺回报必须是虚假的，而不是真实的。其次，承诺回报应限于行为人承诺“只要出资即可通过出资行为获得回报”，而不是指承诺出资人在出资后通过出资人的生产、经营等行为可以获得报酬。最后，所承诺的回报不必具有确定性。换言之，集资诈骗的行为人，既可能通过虚构确定的回报骗取资金，也可能通过虚构不确定的回报骗取资金。实践中发生的虚拟股票交易骗取股民资金的案件，便属于后一种情形。再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发行彩票的方式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的，也成立集资诈骗罪。虽然彩票的中奖率极低，购买者获得回报的可能性极小，但以非法发行彩票的方式实施集资诈骗的行为人，通过彩票的特点承诺了回报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只要承诺的回报具有可能性即可。
只有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才能成立集资诈骗罪
诈骗罪的构成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集资诈骗罪的构造与诈骗罪的构造相同。刑法第192条所规定的“诈骗方法”就是指“欺骗行为”。欺骗行为，表现为向受骗者表示虚假的事项，或者说向受骗人传递不真实的资讯，但这种欺骗行为必须是使受骗者陷入或者继续维持（或强化）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的行为。就集资诈骗而言，只要某种行为足以使对方陷入“行为人属合法募集资金”、“行为人属正当募集资金”、“行为人的集资获得了有权机关的批准”、“出资后会有回报”等认识错误，进而导致对方“出资”，那么，这种行为就属于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方法。至于行为人是就事实进行欺骗，还是就价值进行欺骗，均不影响欺骗行为的性质。因此，对集资诈骗罪的“诈骗方法”只能进行实质的限定，而不可能穷尽其具体表现，故不能人为地将集资诈骗罪的欺骗行为局限为几种特定的手段。
成立集资诈骗罪还要求数额较大
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不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除本金未归还可予折抵本金以外，应当计入诈骗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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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已于2021年12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2月23日
据了解，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4年、2019年出台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意见，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相关法律适用问题。《解释》自施行以来，公检法机关严格依照刑法和《解释》有关规定，依法惩治非法集资犯罪，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切实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和国家金融安全，取得明显成效。
2021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刑法条文作出重大修改，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产生重大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负责人表示，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司法实践，《解释》迫切需要修改完善，并对有关定罪量刑标准进行适当调整，进一步明确有关法律适用争议问题。
《解释》原条文共九条，修改后《解释》共十五条，重点修改完善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同时，进一步修改完善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特征要件和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方式，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罚金数额标准，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竞合处罚原则，明确单位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等内容。
修改后《解释》保留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四个特征要件不变，即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结合司法新实践和犯罪新形式，增加网络借贷、虚拟币交易、融资租赁等新型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方式，同时针对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突出问题，增加“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情形，为依法惩治P2P、虚拟币交易、养老领域等非法集资犯罪提供依据。
修改后《解释》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不再区分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处罚标准，适当提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入罪标准。同时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积极退赃退赔情节的适用，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提起公诉后退赃退赔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单位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适用《解释》中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法释〔2022〕5号 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2021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0次会议通过，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根据刑法修改和司法实践，现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以下简称《解释》）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未经有关部门依法许可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第二项修改为：“通过网络、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信息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二、将第二条第八项修改为：“以网络借贷、投资入股、虚拟币交易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第九项修改为：“以委托理财、融资租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增加一项作为第十项：“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原第十项、第十一项改为第十一项、第十二项。
三、将第三条修改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
“（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万元以上，同时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曾因非法集资受过刑事追究的；
“（二）二年内曾因非法集资受过行政处罚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人以上的；
“（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5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5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情节的，应当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0人以上的；
“（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00万元以上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50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50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情节的，应当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提起公诉后退赃退赔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在提起公诉前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对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依法将案件移送有关行政机关。”
七、将原第四条改为第七条。
八、将原第五条改为第八条，修改为：“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
“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情节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不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除本金未归还可予折抵本金以外，应当计入诈骗数额。”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九条：“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处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罚金。
“犯集资诈骗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十、将原第六条改为第十条。
十一、将原第七条改为第十一条。
十二、将原第八条改为第十二条，并将原第八条第二款修改为：“明知他人从事欺诈发行证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集资诈骗或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集资犯罪活动，为其提供广告等宣传的，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通过传销手段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集资诈骗罪，同时又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单位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犯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十五、将原第九条改为第十五条。
本决定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根据本决定，对《解释》作相应修改并调整条文顺序后，重新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2次会议通过，根据2021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0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修正，该修正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现就审理此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许可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二）通过网络、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信息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第二条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一）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二）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三）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联合种植（养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四）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五）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六）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七）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以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八）以网络借贷、投资入股、虚拟币交易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九）以委托理财、融资租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一）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二）其他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
第三条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
（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万元以上，同时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曾因非法集资受过刑事追究的；
（二）二年内曾因非法集资受过行政处罚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第四条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人以上的；
（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5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5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情节的，应当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第五条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0人以上的；
（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00万元以上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50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50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情节的，应当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六条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提起公诉后退赃退赔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在提起公诉前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对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依法将案件移送有关行政机关。
第七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所列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一）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二）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三）携带集资款逃匿的；
（四）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
（六）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
（七）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
（八）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区分情形进行具体认定。行为人部分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对该部分非法集资行为所涉集资款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部分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他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共同故意和行为的，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人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八条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
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情节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不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除本金未归还可予折抵本金以外，应当计入诈骗数额。
第九条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处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罚金。
犯集资诈骗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条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行、以转让股权等方式变相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变相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累计超过200人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构成犯罪的，以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定罪处罚。
第十一条违反国家规定，未经依法核准擅自发行基金份额募集基金，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十二条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为非法集资活动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一）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二）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二年内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明知他人从事欺诈发行证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集资诈骗或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集资犯罪活动，为其提供广告等宣传的，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
第十三条通过传销手段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集资诈骗罪，同时又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四条单位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犯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第十五条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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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相关负责人 就非法集资刑事司法解释答记者问
为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2021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决定》），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根据《修改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以下简称《解释》）作相应修改并调整条文顺序后，重新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负责人就《修改决定》及《解释》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请介绍一下制定《修改决定》的背景和过程。
答：为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制定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两高一部”于2014年出台了《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于2019年出台了《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相关法律适用问题。《解释》施行以来，公检法机关严格依照刑法和《解释》的规定，依法惩治非法集资犯罪，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切实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和国家金融安全，取得明显成效。
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刑法条文作了重大修改，增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三档法定刑，提高集资诈骗罪最低法定刑，同时将积极退赃退赔规定为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这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产生重大影响，迫切需要对《解释》进行修改完善。同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司法实践，有必要对有关定罪量刑标准进行适当调整，并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有关法律适用争议问题。
从去年初启动修改《解释》工作至今，历时整整一年时间。我院在深入调研总结的基础上起草了《修改决定》，其间，先后征求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及国务院处非联办等相关部门，全国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我院各刑庭和研究室的意见，并召开专家论证会，听取意见建议，同时征求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意见，经反复研究论证，不断修改完善。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再次书面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意见，根据有关意见建议，又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最终出台《修改决定》。
2、请介绍一下《解释》修改的主要内容。
答：《解释》原条文共九条，修改后《解释》共十五条。对其中的五个条文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六个条文。重点是修改完善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同时，进一步修改完善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特征要件和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方式，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罚金数额标准，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竞合处罚原则，明确单位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并对个别条文作了部分文字修改。
3、《修改决定》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特征要件作了哪些修改，增加了哪些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方式？
答：《解释》原第一条规定了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特征要件，即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这是《解释》的核心条文之一。实践证明，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四个特征要件是符合司法实践的，缺一不可。修改后《解释》保持四个认定要件不变，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对该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表述作适当修改，其中：将第一项中“依法批准”修改为“依法许可”，更能凸显法治思维，表述更准确；将第二项中“手机短信”修改为“手机信息”，增加通过“网络”进行宣传的方式，进一步完善向社会公开宣传的方式和途径。
《解释》原第二条规定了非法吸收资金的十种行为方式，并规定了兜底条款，修改后《解释》在原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司法新实践和犯罪新形式，在该条第八项、第九项中分别增加网络借贷、虚拟币交易、融资租赁等新型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方式，同时增加一项“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作为第十项，为依法惩治P2P、虚拟货币、养老领域等非法集资犯罪提供依据。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犯罪频发，犯罪分子打着“养老服务”“养老项目”“老年产品”以及“以房养老”等旗号进行非法集资活动，严重损害广大老年人合法权益，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应依法从严惩处。
4、《修改决定》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哪些调整和修改？
答：《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三档法定刑，提高了法定最高刑，即：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解释》原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一档入罪标准、第二款规定了第二档“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标准。《修改决定》对《解释》原第三条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解释》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分别规定了第一档入罪标准、第二档“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第三档“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主要作了以下几方面的修改：
其一，不再区分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处罚标准。《解释》原第三条第一款、第二款分别规定了自然人和单位犯罪的定罪处罚标准，修改后《解释》不再区分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处罚标准，体现对单位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
其二，适当提高第一档入罪标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司法实践，适当提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象人数、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给行政处罚留出一定空间。在此基础上，按照数额（数量）入罪标准的五倍确定“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标准；按照数额（数量）巨大标准的十倍确定“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标准。之所以按十倍的标准确定“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标准，主要考虑第二档法定刑幅度较大（三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将第二档和第三档的标准拉开距离，避免案件集中在第三档量刑，有利于案件平衡处理。
其三，增加规定了“数额+情节”标准。在适当提高入罪标准的同时，为有效惩处该类犯罪，与原入罪标准有机衔接，修改后《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了“数额+情节”标准，明确了三种“数额+情节”的入罪情形，即：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曾因非法集资受过刑事追究的，二年内曾因非法集资受过行政处罚的，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情节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相应地，修改后《解释》第四条、第五条第二款也分别规定了“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数额+情节”的认定标准。需要注意的是，考虑将“曾因非法集资受过刑事追究的”“二年内曾因非法集资受过行政处罚的”情节作为认定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情形，有对前科、累犯等重复评价、加重处罚之嫌，故将认定“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限定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形。
5、修改后《解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积极退赃退赔情节是如何规定的，如何体现从宽处罚精神？
答：《解释》原第三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了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的认定标准，明确规定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并规定了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及不作为犯罪处理的情形。《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积极退赃退赔情节规定为法定量刑情节。修改后《解释》将原第三条第三款、第四款作为第六条第一款、第二款，并作相应修改，明确规定：（第一款）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提起公诉后退赃退赔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第二款）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在提起公诉前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款的适用不限于修改后《解释》第三条规定的入罪情形，也适用于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情形，只要符合第二款适用条件的，均可适用。同时，结合工作实际，为加强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衔接，增加一款作为本条第三款，规定对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依法将案件移送有关行政机关。
6、《修改决定》对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哪些调整和修改？
答：《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集资诈骗罪的法定刑从三档改为二档，提高了第一档法定最低刑，将第二档法定最高刑提高到无期徒刑。《修改决定》没有改变集资诈骗罪的认定条件，修改后《解释》对集资诈骗罪的定罪标准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修改。其一，不再区分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处罚标准。《解释》原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款分别规定了自然人和单位犯罪的定罪处罚标准，修改后《解释》不再区分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处罚标准，体现对单位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其二，适当调整数额标准。为充分体现从严惩处集资诈骗犯罪的立法精神，修改后《解释》保持原规定的入罪数额标准不变，同时将原第三档“数额特别巨大”（100万元）作为修改后第二档“数额巨大”的标准，保持案件量刑相对平稳。其三，增加规定了“数额+情节”标准。修改后《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了“其他严重情节”的“数额+情节”的认定标准，将认定“其他严重情节”限定在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形。
7、修改后《解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罚金刑适用是如何规定的？
答：刑法原条文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限额罚金，《刑法修正案（十一）》取消了限额罚金。根据立法修改精神和司法实践，为加大罚金刑力度，修改后《解释》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一档、第二档及集资诈骗罪第一档罚金数额标准，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三档、集资诈骗罪第二档的下限罚金数额。在提高罚金数额的同时，不限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三档、集资诈骗罪第二档的上限罚金数额，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处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罚金。犯集资诈骗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8、修改后《解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竞合的处罚原则是如何考虑的？
答：司法实践中，有的案件通过传销手段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对此类案件的定罪处罚问题，存在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应当数罪并罚；也有观点认为，应当择一重罪处罚。2013年“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同时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集资诈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鉴于实践中存在诈骗型传销和经营型传销的情形，通过传销手段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集资诈骗罪。据此，修改后《解释》第十三条规定，通过传销手段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集资诈骗罪，同时又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9、修改后《解释》是如何规定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
答：根据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单位可以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实践中，单位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犯罪屡见不鲜，社会危害严重。为加大对单位非法集资犯罪的惩治力度，修改后《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单位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适用本解释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10、对《解释》出台前的案件应当如何适用法律？
答：《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刑法条文作了重大修改，并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修改后《解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调整和修改，并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由于刑法、司法解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均作了修改，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发生的行为，修改后《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应当根据修改后《解释》确定的定罪量刑标准，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确定适用的刑法。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发生的行为，被告人具有积极退赃退赔情节的，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当依照《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规定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