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司法史上迄今仅有的一件"枉法裁判"成罪判刑确定案例，三十年前高院法官收贿改判吸毒犯无罪

【在司法改革的议题里，最难处理的就是法官如果“枉法裁判”该怎么办？现行刑法124条只规定：“有审判职务之公务员或仲裁人，为枉法之裁判或仲裁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构成要件极不明确，台湾自1945年适用中华民国刑法之后，只有前高等法院法官罗O雄因为“明知有罪，竟故意罔顾证据和经验法则，改判被告无罪”，被以收受贿赂枉法裁判而被判刑，2010年从一重依收贿罪遭判刑11年定谳。此外，迄今没有任何法官因为枉法裁判被事后追究刑责。】

裁判字号：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5312 号刑事判决

裁判日期：民国 99 年 08 月 26 日

裁判案由：违反贪污治罪条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决　　　　　　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五三一二号

上　诉　人　甲○○

上列上诉人因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案件，不服台湾高等法院中华民国九十九年一月十四日第二审更审判决（九十七年度重上更㈦字第一三四号，起诉案号：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八十四年度侦字第六四三三号、第六七三七号、第七二一八号、第九四九九号），提起上诉，本院判决如下：

主文

上诉驳回。

理由

按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七十七条规定，上诉于第三审法院，非以判决违背法令为理由，不得为之。是提起第三审上诉，应以原判决违背法令为理由，系属法定要件。如果上诉理由书状并未依据卷内诉讼资料，具体指摘原判决不适用何种法则或如何适用不当，或所指摘原判决违法情事，显与法律规定得为第三审上诉理由之违法情形，不相适合时，均应认其上诉为违背法律上之程序，予以驳回。本件上诉人甲○○上诉意旨略称；㈠、法务部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下称市调处）对蔡登旺与上诉人之电话实施监听时，通讯保障及监察法尚未公布施行，依程序从新之法理，自应依已公布施行之通讯保障及监察法认定该监听有无证据能力。依该法第五条第二项、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等之规定意旨，市调处所为之上开监听应属非法。况其监听前又未依刑事诉讼法规定取得对蔡登旺或上诉人之搜索票后为之，则其因而取得之电话录音及译文，即属欠缺证据能力，不得作为本件裁判之证据。又上诉人于审理中表示对电话录音无意见，仅系对电话中确为上诉人之声音一节，不予争执，自不得仅以上诉人曾供称无意见，即认上开非法监听可变为合法，且上诉人表示无意见当时，通讯保障及监察法尚未公布，上诉人自无从援引该法为申辩。原判决以无证据能力之监听电话译文作为认定犯罪事实之凭据，自属违背证据法则。㈡、原判决采为对上诉人论罪依据之所有证物及所有笔录，均未于审判期日确实践行调查程序，审判长每次询问上诉人对某项笔录或证物有无意见时，并未实际践行提示并告以要旨之程序，询问时点与上诉人答话时点，仅间隔数秒或数十秒，绝无可能将所提到之冗长笔录，或一连串之证物，逐一提示予上诉人辨认，更无可能除提示外，又告以各该证言或证物之要旨；尤有甚者，审判笔录更记载：「审判长问：本案因为已更七审，卷证非常多，对所有卷证有何意见？」等语，更显示审判长碍于证物繁多，故未逐一提示。原审所进行之审判程序显已违背规定。㈢、蔡登旺于原审法院更六审时即证称：民国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三十日调查员询问完后，检察官即至市调处的讯问室侦讯，当时调查员就站在检察官旁边，伊如果翻供，怕所要的条件就不可能达成，所以伊当然不敢翻供等语；调查员吴新生于同日庭讯时，虽未承认检察官侦讯时，调查员有在侦讯室内，惟仍证称调查员站在侦讯室外等候，检察官如有需要会叫调查员进入协助等情，参以吴新生于原审时证称：蔡登旺在检察官侦讯时态度也很诚恳等语，足见吴新生有在场目睹检察官侦讯之情形，然审判笔录却漏记吴新生此项供述，上诉人曾当场表明有漏记之情形，并声请勘验录像带，未为所允。再依当时担任记录之书记官郭和尧及蔡登旺于侦查中所选任之辩护人王志哲律师于原审时之证词，在在足以证明检察官侦讯时，调查员至少有在侦讯室外等候。原判决不采蔡登旺上开明确之证词，反而对其他证人记忆不清、无法确定或不排除有调查员出入侦讯室之供词，坚信不移，而认定检察官侦讯蔡登旺时，调查员均未在场等情，不仅与卷内资料不符，且不采上开有利于上诉人之证词，并未说明理由，亦有理由不备之违误。况纵认检察官侦讯时，调查员并未对蔡登旺之身体、自由施以强暴、胁迫之手段，但吴新生在检察官侦讯前询问蔡登旺时所允诺之条件，诸如将蔡登旺之行贿部分降低为职务上之行贿、不办蔡登旺之亲友或其他法官涉案部分、已与检察官谈妥于清明节前准予交保等利诱条件均尚未兑现，蔡登旺为免上述条件落空，因而不敢翻供，仍继续作出不利于上诉人之供述等情，亦迭据蔡登旺证述綦详。足见调查员于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三十日询问时，对蔡登旺所为上开之利诱情形，致使蔡登旺为不实之自白，该利诱之情形已延续至检察官侦查时，是蔡登旺于检察官侦查中所为之陈述，并非系出于任意性自白，应无证据能力，且有显然不可信之情况，不得作为证据。原判决徒以蔡登旺于检察官侦讯时，身体未遭受强暴、胁迫，遂认其供述并未违反其自由意识，为任意性自白，具有证据能力云云，而未明确认定其主观上亦无遭受利诱、诈欺，显有违背证据法则。再者，原判决徒以蔡登旺曾任法官，且为执业律师为由，遂认其不可能受骗而在检察官侦讯中为不实陈述云云，然吴新生当时为市调处肃贪科长，且与蔡登旺系学长、学弟，关系密切，加上蔡登旺当时身陷囹圄，宿疾缠身，身心俱疲之状况下，因而听信吴新生之利诱，自属合乎常理。原判决上开认定亦有违背经验法则、论理法则。㈣、蔡登旺于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经检察官侦讯后，仍遭还押，其遭还押后，于八十四年三月三十日借提时虽仍为相同陈述。惟据蔡登旺于原审法院供称：吴新生答应伊于清明节之前交保，并谓已和检察官讲好等语，及依勘验录像带译文之笔录所示，其中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十七时十六分部分，调查员系以将使蔡登旺获释作为利诱，而非允诺于检察官侦讯后，即可立刻交保获释，而检察官上开二次侦讯时，清明节尚未届至，仍有期待空间，蔡登旺尚无法确知业已受骗，从而即无于检察官侦讯时当庭翻供之必要。是以原判决认定蔡登旺于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既未获交保，衡情已知受骗，岂可能又于同年三月三十日时再为相同陈述云云，不仅疏未注意利诱条件非止交保一端，且就所利诱可获交保之时点，亦未注意系清明节前可获交保，而非讯后立即交保之事实，其推论不仅违反经验法则，尚且与卷内资料不符。又上诉人并非主张吴新生对蔡登旺有强暴、胁迫其自白之强制行为，而系主张吴新生曾对蔡登旺允诺各项利诱之条件，使其误信为真，原判决虽引用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台上字第四四号判决意旨，而认蔡登旺于检察官侦讯时所为供述非无证据能力之依据，然该案与本件情形不同，自难比附援引。原判决自有适用法则不当及判决理由不备之违法。㈤、蔡登旺于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三十日在市调处检察官侦讯时所为之供述，依各该讯问笔录之记载，无法辨明检察官系以共同被告之身分予以侦讯，其中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之笔录甚且无记载案由，依其两次供述之内容以观，其仅承认交付贿款予上诉人，但并未曾要求上诉人为违背职务或枉法裁判之行为，其所为之供述虽对上诉人不利，然对其自己则绝对有利；又蔡登旺在原审法院上诉审亦供称：伊未将取自叶隆财之新台币（下同）一百万元交予上诉人，于调查、侦讯过程中系为掩饰自己诈欺犯行，乃虚伪供称已将一百万元交付上诉人等语，蔡登旺此举不仅可脱免诈欺罪责，且其所供行贿之目的，又属职务上依法可谕知叶隆财无罪之判决，属法无处罚之职务上之行贿行为，既非不利于己之供述，即不得谓为对自己犯罪之自白，仅能认系涉及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事实之供述，自应视为以证人之身分而为供述，检察官未命具结，其证述内容自无证据能力。原判决竟认蔡登旺虽未命具结，亦有证据能力，并谓：蔡登旺主观上应不排除上诉人系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云云，其认定事实显与蔡登旺历次供述不符，而流于主观之臆断，自有违背证据法则且有证据上理由矛盾之违法。㈥、原判决虽认定蔡登旺于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及三月三十日于检察官侦讯时，均坚称有向上诉人行贿一百万元，且于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检察官侦讯时，供述其自叶隆财处收取之一百万元已亲自交给上诉人等由。惟细阅蔡登旺上述两次侦讯笔录内容，蔡登旺系表示：伊并未要求叶隆财交付一百万元，系叶隆财自己交来一包钱，伊未予清点，即将整包钱全部交付上诉人等情，蔡登旺从未供称有向上诉人行贿一百万元。蔡登旺于原审法院审理时虽又证称：伊确定叶隆财交给伊的现金是一百万元，因伊后来都花光，事务所开销每个月都要三十几万元，三个月都花光了等语，然其既已将叶隆财所交付之款项自行花用，当然知悉金额为一百万元，而其于检察官上开侦讯时所称：叶隆财交予伊之金钱并未清点，整包交给上诉人云云，则属虚伪不实之陈述，原判决竟将其于法院审理时之真实供述，套上检察官侦讯时所供之虚伪事实，而解为蔡登旺确已向上诉人行贿一百万元，自属张冠李戴，其认定事实，显已违反论理法则，并有理由不备之违法。㈦、蔡登旺虽经另案依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月确定，但并无拘束本案之效力，原判决援此认定上诉人收受贿赂之证据，自嫌理由不备。又原判决虽认定蔡登旺与上诉人期约贿赂之时间当在八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以后、八十四年二月九日下午评议之前，但对于何时、何地期约，期约之金额、具体内容，如何谈及要求枉法裁判，其依据为何，均未于理由内详为说明；且理由栏先说明上诉人与蔡登旺系于八十四年二月九日下午三时五十七分以后（当时已评议完毕），始进行商谈期约贿赂等由，嗣又载称系于八十四年二月九日下午评议之前期约等情，前后所载相互矛盾。再者，上诉人究系先受贿而后违背职务，或先违背职务而后受贿，原判决并未明确认定，仅含糊笼统说明：「再按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收受贿赂，不论先受贿而后违背职务，或先违背职务而后受贿，只要行为人收受贿赂时，有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而受之意思，即足当之」云云；况上开所谓「不论先受贿而后违背职务，或先违背职务而后受贿，只要行为人受贿赂时，有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而受之意思，即足成立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收受贿赂罪」，系指「收受」贿赂之时间而言，原判决则系就上诉人「期约」贿赂之时间，分别有违背职务系在评议之前与完成评议之后两种认定，已详前述，且关于期约贿赂之情形，并不当然可得适用关于收受贿赂之上开原则，倘原判决认定上诉人期约贿赂时间系在违背职务评议之后，是否仍得成立违背职务行为期约或收受贿赂罪，不无疑义。㈧、原判决虽认定：蔡登旺于八十四年二月十日上午七时五十三分电告上诉人称：「那个都决定了，人已经都决定了」，系指行贿一事；另通讯监察译文中所称：「新的还是旧的」、「旧的要先清」，该「旧的」即指叶隆财案，而「新的」系指李枝础妨害自由案。然上开通讯内容均未提及行贿之事，且所谓「人已经都决定了」等内容实指相约聚餐事宜，而「旧的要先清」则系蔡登旺曾建议上诉人购买电子股，上诉人说旧的持股必先出清才有资力购买等情，亦据上诉人供明在卷，且蔡登旺于市调处亦证称：伊与上诉人均有买股票，亦有二、三次以电话联系买股票事宜等语，其于第一审时亦证称：上开通话内容系相约见面讨论聚餐事宜，及指股票之事等语；况上诉人与蔡登旺在侦查中均被收押禁见，蔡登旺甚且迄第一审辩论终结时尚未解禁，两人当无串供之可能，而每次均系在隔离讯问之下分别供述，两人所供却完全相符，足堪采信。乃原判决竟对上诉人及蔡登旺上述供证，不予审酌，亦未叙明何以不采之理由，反依据主观之臆断，任意解读上述通话内容，亦有理由欠备并证据上理由矛盾之违法。又依勘验笔录所载，蔡登旺在市调处供称：「（甲○○二月十日晚上六时二分打电话到你事务所，他说『你弄好了没？』是为何事？）我的意思说他问我办公室的事情弄好了没有。」、「（你何时往上述地点，有无将一百万元交给罗？）我真的记不得几点去。」、「（你觉得他（指叶隆财）有无吸毒？）没有。他向我保证没有。」、「（叶隆财有无吸毒？）他保证说没有。」等语，均未记载于笔录内；原判决对上开非关蔡登旺犯罪之白白，但有利于上诉人，竟亦认为无证据能力，而未予以调查审酌，亦有疏误。㈨、原判决援引证人许定家、李瀚境、郭和尧于原审之证词，据以认定检察官于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三十日对蔡登旺侦讯时，均有律师王志哲到场全程陪同等情。惟上开三位证人均系证述「八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三十日检察官侦讯蔡登旺之情形，而非叙及「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三十日之侦讯情形。又原判决理由栏记载：「蔡登旺于八十年三月二十四日侦讯后系遭还押……」等语，然蔡登旺系于「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侦讯后还押。原判决上开认定，自有证据上理由矛盾。再者，原判决理由栏叙明上诉人不惜以法官之尊，驻足等候蔡登旺一小时余，而于搭乘蔡登旺之车短短路程即离去，果非在车上行贿，焉有如此异常之举等由，不知凭何认定此项事实；另谓上诉人如未能按照原先之索贿计划取得贿款，纵该案业已评议完毕，仍非不得于宣判期日前，另与审判长李宗荣再度合意更异原先评议内容，依照既存卷证资料认定叶隆财确有施用烟毒之犯行，而不会仍按原先评议内容故为枉法裁判改判叶隆财无罪，以免惹人非议，平白陷自己于不利等情，不知所凭依据为何，更属主观臆断，而有违证据法则。㈩、上诉人所承办之叶隆财施用毒品案，该判决书系经合议庭法官全体签名后始对外宣判，上诉人既未违背评议结果制作判决书，何来违背职务可言；况上诉人仅为受命法官，于该案审理庭前数日，即将全卷呈送审判长阅卷，审判长李宗荣于原审法院时亦迭次证称其确已阅卷，并提出该案依法确应判决无罪之理由书，从未表示上诉人曾向其蒙蔽任何卷证资料，原判决竟谓上诉人蒙混征得审判长之同意，而评议决议撤销第一审之有罪判决云云，其认定事实，显未依凭证据，且对于李宗荣所提出有利于上诉人之得心证理由书何以不足采信，并未于判决中详叙其理由，自有主观臆断及判决不备理由之违法。又原判决所引用黄淑珠于警局之供述，充其量仅属传闻证据及该证人个人意见与推测之词，而非证人在场目睹叶隆财施用毒品，依法自无证据能力；另原判决理由栏说明含有海洛因之香菸与一般正常香菸之味道不同，若有误吸，当于吸食一、二口之后即已察觉而不再吸用，叶隆财竟称吸完整支含海洛因香菸是误吸云云，显不合常情，而无可采等由，所谓「两种香菸味道不同，若有误吸，当于吸食一、二口之后即已察觉而不再吸用」一节，并未叙明认定之依据；另原判决所指原审法院八十三年上诉字第六二六一号张进发烟毒一案，该案被告张进发并未提出类似叶隆财所为之辩解，亦未声请传讯任何人或提出任何证据以供调查，足见该案与叶隆财一案，案情不同，卷内资料互殊，自不得比附援引；而原判决谓叶隆财之辩解违背案重初供之经验法则，且系临讼编串，违背常理云云，显未尊重法律设置审级制度及第二审为事实之续审之旨意。原判决以上开卷证资料认上诉人所为叶隆财无罪之判决，系属枉法裁判云云，自有违误。再者，原判决另称：「审判长李宗荣一时不察而同意受命法官甲○○拟改判叶隆财无罪之意见」、「陪席法官张明松实际上未参与该案件之评议」，尤属纯粹主观之臆断，不仅违反证据法则，且依上开认定之事实，无异认定关于叶隆财案之判决评议明显违反第二审合议制审判案件应由法官三人共同审理，并由三人参与评议之强制规定而有违背法令之情形，然事实上该案业经合议庭成员三人全体参与评议，并作出有效判决，已告确定，未见因有上开违背法令情形而遭最高法院撤销，显见原判决所认定叶隆财案陪席法官张明松未参与评议，仅在判决原本及评议簿上签名一节，系属主观臆断而乏实据，其判决显然违背法令。、上诉人于原审诘问吴新生时，于程序进行一半，审判长即当庭谕知蔡登旺在市调处所为之上开二次陈述，因调查员有利诱之情形故无证据能力，上诉人无须继续对吴新生有无不法取供之各项事实进行诘问之必要等语；惟本案所欲调查者，尚有蔡登旺于检察官侦讯时所为之供述有无证能力，而此项事实自应追溯至蔡登旺于接受调查员询问时，所受非任意自白之原因事实是否延伸至检察官侦讯时，况造成无证据能力之具体事实，并非仅出于利诱一端，尚包括诈欺、疲劳讯问及其他不正方法，自仍有继续调查之必要。上诉人于原审并未获准继续诘问吴新生，乃具状声请再传讯吴新生，俾便继续完成未调查之程序，原审未予传讯，自属违法。又检察官于上述二次侦讯蔡登旺时，市调处均有录像、录音，且书记官亦备有小型录音机予以录音等情，分据吴新生、郭和尧于法院审理时证述在卷，但原审向市调处调阅该录像带时，市调处竟函覆称检察官侦讯时，调查局不代为录像、录音等情，原判决竟采信该函文。然市调处系为掩饰其本身非法取供之瑕疵，又恐其非法取供之原因事实所造成蔡登旺之压力延伸至检察官侦讯时，是上开函文尚难遽信为真实，况市调处之录像设备较为完善，该处办理如此重大案件，竟未提供录像设备，亦违常情。再者，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之函文中，确实载明附送侦查录音带十四卷，并经郭和尧于原审时明确证称：上开侦查录音带包括检察官前往台北市调处侦讯蔡登旺之录音带等语，足证该侦查录音带已随案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至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有无移送上诉审，不难自当时移送函文中查知，原判决既认未随案移送，则该录音带理应仍存于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似不得以卷内无留存录音带一词推卸责任，原审就此未继续追查，有调查未尽之违法。再者，原判决既认定蔡登旺于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在市调处接受询问时，调查员确有撕毁所制作之调查笔录，上诉人一再主张蔡登旺该次之供述内容有利于上诉人，蔡登旺亦证称：该次询问过程中，伊始终否认对上诉人行贿等语，则该次有利于上诉人之具体供述内容究竟为何？虽笔录已遭撕毁，仍得勘验询问过程之录像带查明真相，惟原判决迳采吴新生之证词，认该笔录系因蔡登旺改变说词而同意撕毁。原审未再传讯吴新生，及迳依据市调处、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函文，未予详查该二次侦讯录音带之下落，及调阅上开询问过程之录像带，均有调查未尽之违背法令等语。惟查证据之取舍、证据证明力之判断，以及事实有无之认定，属事实审法院之职权，苟其取舍、判断与认定，并不违背论理法则及经验法则，即不容任意指为违法，而执为适法之第三审上诉理由。本件原判决认定上诉人有其事实栏所载犯行，系依凭上诉人坦承确有于原判决附件一、四、五、七、八所示之时、地与蔡登旺等人通联，并于八十四年二月九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在司法院前、同年二月十日下午六时四十分在台北市○○○路与衡阳路口之东方出版社前，与蔡登旺见面等情不讳，且蔡登旺于侦查中亦坦承确有与上诉人为上开之通联及见面等情，更于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三十日在侦查中供承：伊有将取自叶隆财之一百万元转交予上诉人，向上诉人行贿等语；并有叶隆财于市调处、侦查、第一审及原审法院之证词，吴丽美（蔡登旺之行政助理）于侦查中之证词，李宗荣、张明松（叶隆财烟毒案之审判长及陪席法官）于侦查及原审法院之证词；以及卷附吴丽美之记事周历、最高法院检察署通讯监察书及原判决附件一至八所示之通讯监察译文、叶隆财之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三重分行之取款凭条及交易明细表、原审法院九十二年度上更㈡字第一二一号判决书（认定该案被告蔡登旺确有因为叶隆财施用烟毒上诉案件，经手行贿上诉人一百万元）、原审法院八十三年度上诉字第七六二八号判决书（叶隆财烟毒案经判决无罪）、司法院人事处及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函覆关于上诉人之人事资料、叶隆财烟毒案之评议簿等在卷可稽等证据资料，予以综合判断，认上诉人犯行足堪认定。并指驳、说明上诉人否认犯罪，辩称：伊承办叶隆财烟毒案，完全查不到其犯罪罪证，经合议庭评议一致决议谕知叶隆财无罪，绝无违背职务、枉法裁判情事，至与蔡登旺电话交谈或见面，系谈论聚餐事宜及股票买卖等琐事，并非商谈该案，亦无收贿云云，为卸责饰词，并无足取；蔡登旺于侦查及法院审理时供称：伊知道叶隆财所交付之该包东西是钱，但未打开来看，不知数目，伊并未向上诉人行贿，伊于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三十日在侦查中所言，系因吴新生告诉伊这个案件只要办上诉人，伊的部分即以不违背职务行贿来处理，同时并说已跟承办检察官谈好，在清明节以前让伊交保，而且不移送当时牵涉之职员及亲友，亦不办其他涉案之法官，以上开条件取信伊，伊不得已才在市调处承认行贿上诉人，嗣检察官在市调处侦讯时，因调查员站在检察官旁边，伊如果翻供，所要的条件就不可能达到，所以伊不敢翻供云云；叶隆财于第一审及原审法院上诉审时改称：蔡登旺有叫伊准备一百万元，但没有说要摆平官司，蔡登旺可能要诈欺云云，均系事后回护或卸饰之词，并不足采；上诉人承办原审法院八十三年度上诉字第七六二八号案件改判叶隆财烟毒案无罪，确有枉法而故为违背经验法则、论理法则；本案并无证据足以证明承办叶隆财烟毒案之审判长李宗荣、陪席法官张明松与上诉人有何犯意联络及行为分担等由甚详。又以核上诉人所为，系犯八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修正前贪污治罪条例第四条第一项第五款之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收受贿赂罪、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之枉法裁判罪，依修正前刑法第五十五条牵连犯规定，从情节较重之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收受贿赂罪论处，依修正前贪污治罪条例第七条规定加重其刑后，于法定刑度内，酌情量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为相关从刑之宣告。已详叙其所凭证据及认定之理由，所为论断均有卷存证据资料可资覆按。上诉意旨虽指摘原判决违法，然查：㈠、通讯保障及监察法虽自八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始公布实施，惟检察官因告诉、告发、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应即开始侦查，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项定有明文，而为保全证据，确保国家刑罚权，以达追诉犯罪之目的，刑事诉讼法于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修正公布前（即本案发生时），即认检察官在诉讼程序进行中有强制处分权；而强制处分除法律所规定之拘提、羁押、搜索、扣押等直接对人或物为排除事实上可能之反抗或妨害所实施之强制处分外，并包括具有强制要素之调查证据处分在内，如对犯罪嫌疑人所使用之通讯设备予以监听而为实施通讯监察，法务部已于八十二年十二月颁布（八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修正）检察机关实施通讯监察应行注意要点，其中第二点第六款即明定检察机关为侦查犯贪污治罪条例之罪，得实施通讯监察。卷附之监听录音，系承办本案之市调处接获线索后，声请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核发监听票后实施监听所得，有最高法院检察署八十三年肃监字第六一、六二、七九号，八十四年肃监字第第三、十、十九号通讯监察书在卷足凭。上开监听核属检察官得依法行使强制处分权之事项，并有上开注意要点为据，自属合法，而有证据能力。该通讯监察既已实施完毕且合法有效，自不因事后法律修正，即溯及既往而否定其效力。上诉意旨指称依程序从新原则，本案监听是否合法，应依事后公布之通讯保障及监察法认定之云云，容有误会。㈡、刑事诉讼法为强化当事人进行主义，于「证据」章第一百六十四条至第一百六十五条之一，就关于证物（包括证据文书）、文书证据与准文书之调查方法，虽扩大赋予当事人及诉讼关系人参与调查证据之权利，然诉讼程序之遵守，旨在维护被告之权益，审判长于调查证据时，即令违反上开程序规定，因属有关证据调查之处分，苟无碍于被告防御权之行使，即难谓为违法，而当事人及诉讼关系人如有不服，依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之三规定，得向法院声明异议，由法院就该异议裁定之。此调查证据处分之异议，有其时效性，如未适时行使异议权，致该处分所为之诉讼行为终了者，除其瑕疵系重大、严重危害诉讼程序之公正，而影响于判决结果者外，应认其异议权已丧失，而不得执为上诉第三审之合法理由。本案已经本院多次发回更审，而依卷内资料所示，上诉人业经由辩护人阅卷及原审法院多次审理提示卷证资料，对卷内资料早已了然于胸，参以原审审判长于审判程序提示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之证物，上诉人对该项证据部分已表示意见，若未特别表示意见者，即称「如前所述」或「没意见」，此有审判程序笔录在卷可查，亦可得明证。上诉人既已熟谙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之证据内容，纵审判长对该等证据所践行之调查程序，有如上诉意旨所指摘之瑕疵，然对上诉人防御权之行使亦不生影响，核非重大瑕疵而足以危害诉讼程序之公正。上诉人于审判程序进行中，对审判长有关证据调查之方式，既未依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之三之规定声明异议，嗣上诉本院时始于上诉状中表明异议之旨，自已失却其异议权。至原审审判长虽曾概括谕知「本案因为已更七审，卷证非常多，对所有卷证有何意见」等语，惟在此之前，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之证物，审判长均已践行调查程序（虽上诉意旨认违反程序规定），审判长上开之概括谕知，于判决本旨并不生影响。上诉意旨执此枝节指摘原判决违法，自非合法之上诉理由。㈢、调查员于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三十日在市调处询问蔡登旺时，虽系利用交保、侦办方向为交换要件，以利诱之方法，诱使蔡登旺为陈述，然调查员使用之上开不正方法，与嗣后蔡登旺于该二日检察官侦讯时所为之陈述，并无因果关系，蔡登旺先前于市调处所受自由意志之强制并未延伸至检察官侦讯时，是蔡登旺于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三十日之检察官侦讯笔录，自有证据能力，得为证据等由，业据原判决于理由栏阐述甚详（见理由栏壹、㈣部分），核无违误。又依勘验笔录所载，调查员于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询问蔡登旺时，系诱以：「你看明天的变化如何，我真的做得到……包括父子、夫妻早日团圆……」、「……我希望你明天就出来，你不要不相信我。」、「你刚才顾虑今天出来，以后还会来，我跟你保证，你相信我，你信不过我……」等语，此有勘验笔录在卷可查。显见调查员当时系以「明天」而非清明节前可交保获释利诱蔡登旺（然该利诱并不影响其于检察官侦讯时之自由陈述）；而蔡登旺曾任法官，嗣转任律师，其应有足够之法学素养，本案叶隆财托由蔡登旺行贿之目的，若非要求上诉人违背职务改判叶隆财烟毒案无罪，岂可能耗费巨资，交付一百万元之贿款予上诉人；参以叶隆财于市调处及侦查中亦供称：在开辩论庭之前，蔡登旺就说伊这个案子情况不太好，恐要判罪，需要再努力等语。原判决因而认定以蔡登旺之法学背景，焉有可能相信调查员所称本案就其部分将降低层次，改以法无处罚之职务上行贿行为处理，且蔡登旺于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侦讯后系遭还押，衡情已知受骗，何以不喊冤翻供，仍于八十四年三月三十日为相同之陈述，足见蔡登旺于该二日在检察官侦讯时所为之陈述应系出于其自由陈述，且系对于违背职务行贿罪之自白，而不采蔡登旺事后翻异之词，并无违背经验法则。再者，上开二次侦讯之侦查笔录虽未记载蔡登旺之身分系被告，然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三十日上午九时许，检察官系以被告之身分提讯蔡登旺后，再交由市调处续为查证，且该二次侦讯时，蔡登旺之选任辩护人均有到场执行职务，此有该二次之点名单及侦查笔录附卷可查。足见该二次侦讯蔡登旺实际均系以被告之身分讯问（按证人接受侦讯时，刑事诉讼法并无选任辩护人到场之规定），虽侦查笔录未记载蔡登旺之身分，亦不影响当时其系以被告身分应讯之认定。上诉意旨置原判决明白之论断于不顾，犹执蔡登旺于原审法院供称：吴新生答应伊于清明节之前交保，将伊行贿之部分降低为职务上之行贿等语，及蔡登旺于上开二次侦讯，系以证人之身分应讯等情，指摘原判决认定蔡登旺于上开二次侦讯时所为之陈述，应有证据能力，显有违背经验法则且与卷内资料不符云云，漫指原判决违法，自属无据。㈣、采证认事，系事实审法院之职权，其对证据证明力所为之判断，如未违背经验法则与论理法则，复已叙述其凭以判断之心证理由，即不能任意指为违法。原判决综合上开卷证资料，认定上诉人有原判决事实栏所载依据法令从事审判之人员，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收受贿赂，而为枉法裁判等情，已说明本于调查所得心证，分别定其取舍而为事实判断之理由。所为论断，核无违背经验法则、论理法则，亦无理由矛盾或不备之违法情形，自属原审采证认事之适法职权行使，不容任意指为违法。又原判决理由栏记载上诉人于八十四年二月九日下午三时五十七分，在原审法院办公室内，拨打0000000号电话予蔡登旺律师事务所（详如原判决附件一电话译文）等由（见原判决第二十二页之㈡部分），核其意旨系在说明上诉人于叶隆财烟毒案评议后，见有机可乘，乃于评议完毕后，随即与蔡登旺联络，表达愿意进一步商谈先前蔡登旺已与上诉人就该案件私下已有所接触及上诉人对该案件日后违背职务之行为要求贿赂之事宜；核与原判决理由另载称蔡登旺应系于八十四年二月九日下午评议之前，已与上诉人就叶隆财烟毒案私下有所接触，提及对于该案日后上诉人违背职务之行为行求贿赂之事宜，而非迟至二月九日评议完成后之下午五时三十分始转达叶隆财希望能获判无罪之意思，并进一步向上诉人行求贿赂等由（见原判决第三十二页第五至九行），前后说明相互呼应，核无矛盾之处。上诉意旨未综观全判决意旨，自行撷取部分文意，指摘原判决理由矛盾，亦非合法之上诉理由。㈤、供述证据，前后虽稍有差异或矛盾，事实审法院非不可本于经验法则，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之比较，定其取舍，倘仅就其中之一部分认为真实，予以采取，亦非法所不许。蔡登旺于八十四年三月十五日于市调处虽曾证称：伊与上诉人均有买股票，亦有二、三次以电话联系买股票事宜，八十四年二月十日通话之内容系为了吃饭等语，于八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在第一审时亦证称：通话中「新的、旧的」是指股票，旧的要出清，并谈及喝春酒、聚餐之事云云；另依勘验笔录所载，蔡登旺在市调处供称：上诉人于八十四年二月十日晚上六时二分打电话到伊事务所说「你弄好了没」，系问伊办公室的事情弄好了没有，而伊真的不记得几点（指二月十日几点至东方出版社）去找上诉人，伊觉得叶隆财并没有吸毒，叶隆财也向伊保证没有吸毒等语，虽漏载于市调处之调查笔录内。然蔡登旺于八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在市调处即已供承：伊不清楚上诉人在通话中所指「旧的」是何意思等语，其于八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在第一审时亦供称：「旧的」不是指案子，上诉人是指文教基金办法会之事，至于「新的」是否指李枝础的案件，伊不晓得等语。原判决综合蔡登旺于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三十日在检察官侦讯时之证词，叶隆财于市调处、侦查、第一审及原审法院之证词，吴丽美于侦查中之证词，以及卷附吴丽美之记事周历、原判决附件一至八所示之通讯监察译文、叶隆财之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三重分行之取款凭条及交易明细表等卷证资料；及参酌蔡登旺上开于市调处、第一审之证词（即或称不知「旧的」是何意思，或称「旧的」是指文教基金办法会之事云云）；暨蔡登旺与上诉人之通话内容并无股票交易，且事后其二人亦无聚餐之情事，因而认定蔡登旺上开所称：通话中该「新的、旧的」是指股票及谈论喝春酒、聚餐之事云云，暨上开笔录漏载之部分，应系回护上诉人之词，不足采信，而未援引蔡登旺此部分之陈述，即系舍弃该部分证词，纵未于理由栏叙明取舍之依据，而有微疵，亦不生影响于原判决结果，自不得执此为上诉第三审之合法理由。再者，承办叶隆财烟毒案之审判长李荣宗于原审法院更㈡审虽提出叶隆财烟毒案得心证之理由书，然原判决已于理由栏详予论叙依合议案件之评议、审理情形，尚难因李荣宗同意上诉人撤销叶隆财之第一审有罪判决而改判无罪，即认上诉人就该案并无枉法裁判等由，即系不采李荣宗上开得心证之理由书，自无理由不备之违法，原判决就此未予叙明理由，虽亦有微疵，于判决本旨，亦不生影响。另黄淑珠于警询（即叶隆财烟毒案）供称：伊曾听叶隆财说他朋友因吸用毒品海洛因被抓到，所以他准备要戒掉，因此伊知叶隆财有偷吸海洛因等语，黄淑珠所转述者系叶隆财（即该案被告）自己于审判外之陈述，而非转述第三人听闻叶隆财于审判外之陈述，自非传闻证据，上诉意旨认黄淑珠上开所供属传闻证据，应无证据能力，显有误认。㈥、审判期日应调查之证据，系指与待证事实有重要关系，在客观上显有调查必要性之证据而言，故其范围并非漫无限制，必其证据与判断待证事实之有无，具有关联性，得据以推翻原判决所确认之事实，而为不同之认定，若调查证据已穷，或仅系枝节性问题，或所欲证明之事项已臻明了，而当事人声请调查之证据，仅在延滞诉讼，甚或就同一证据再度声请调查，自均欠缺其调查之必要性。依卷内资料所示，蔡登旺于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在市调处所制作之笔录虽遭调查员撕毁，惟依蔡登旺于原审法院更㈥审时证称：伊之前都没有承认向上诉人行贿，所以调查员将之前的笔录撕毁等语，可知该日上午之笔录所记载者，乃蔡登旺否认有行贿上诉人一事，然蔡登旺确有交付一百万元之贿款予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为违背职务上之行为，蔡登旺所为并未行贿上诉人之供词，不足凭采，原判决已于理由内论述甚详，本案事证已臻明确，是蔡登旺于该日上午在市调处所供述之内容，显无从作为有利于上诉人之认定，虽该供述笔录已遭撕毁而不复存在，亦无另行调取、勘验该日上午询问过程之录像带之必要；又蔡登旺于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三十日在市调处之调查笔录并无证据能力，而调查员所使用之利诱方法，与嗣后其于该二日检察官侦讯时之陈述，亦无因果关系，已详如前述，上诉人于原审再声请传唤吴新生，以查明蔡登旺在市调处接受询问时，其所受非任意自白之原因事实是否延伸至检察官侦讯时，核无必要。原审认无调阅原撕毁笔录之市调处询问录像带，及未再传唤吴新生，自无调查未尽之违法。再者，检察官于上开二日侦讯时，市调处并未代为录音或录像等情，有市调处函文在卷可稽；而书记官当时虽有携带小型录音机予以录音，该录音带一般都随案移送等情，虽据郭和尧于原审时证述在卷，但该录音带现已无留存等情，亦有原审法院及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之函文附卷可查，足见此部分之调查途径已穷。检察官于该二日之侦讯录音带依现有卷证资料所示，虽已无从调阅，然蔡登旺确有为该二日侦讯笔录所记载之陈述，业据蔡登旺供明在卷（其仅辩称受利诱而为不实供述），是本案纵无从调阅该二日之侦讯录像带，亦无碍于该笔录记载真实性之认定。上诉意旨空言质疑系市调处为掩饰其本身非法取供之瑕疵，而故为函覆未代为录像、录音，及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所为卷内无留存录音带之函文系卸责之责，而指摘原审未再详查该二日之侦讯录像或录音带究于何处，亦有审理未尽之违误云云，自非合法上诉第三审之理由。㈦、蔡登旺于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经检察官侦讯后仍谕知还押，嗣于八十四年三月三十日又借提应讯；又证人许定家、李瀚境、郭和尧于原审审理时，均系陈述关于蔡登旺于八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三十日在检察官侦讯之经过情节等情，此有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之点名单、原审审判程序笔录在卷可查。原判决理由栏就上开部分，虽误载为「蔡登旺于『八十』年三月二十四日侦讯后系遭还押……」、「许定家、李瀚境、郭和尧于本院证称：『八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三十日检察官复讯……」等语，显系误载不影响原判决之结果，核属原审得以裁定更正之事项。上诉意旨以此指摘原判决有证据上之理由矛盾云云，亦非得上诉第三审之适法理由。㈧、至于其他上诉意旨，均系就原审已调查及依凭卷证资料所为采证认事职权之合法行使，以及原判决已论列说明之事项，依凭己见，任意指为违法，并重为事实之争执，否认犯罪，殊与法律规定得为第三审上诉理由之违法情形不相适合。衡以前开说明，其上诉为违背法律上之程序，应予驳回。

据上论结，应依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九十五条前段，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九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三庭

审判长法官赖忠星

法官吕丹玉

法官吴灿

法官蔡名曜

法官苏振堂

本件正本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记官

中华民国九十九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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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号：台湾高等法院 97 年度重上更(七)字第 134 号刑事判决

裁判日期：民国 99 年 01 月 14 日

裁判案由：贪污治罪条例

台湾高等法院刑事判决　　　　　 97年度重上更(七)字第134号

上　诉　人

即　被　告　己○○

指定辩护人　本院公设辩护人陈德仁

上列上诉人因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案件，不服台湾台北地方法院，84年度诉字第1077号，中华民国84年6 月22日第一审判决（起诉案号：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84年度侦字第6433、6737、7218、9499号）提起上诉，经判决后，由最高法院第七次发回更审，本院判决如下：

主文

原判决关于己○○部分撤销。

己○○依据法令从事审判职务之人员，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收受贿赂，处有期徒刑拾壹年，褫夺公权柒年。所得财物新台币壹佰万元应予追缴没收，如全部或一部无法追缴时，以其财产抵偿之。

事实

一、己○○原系本院法官，职司第二审刑事诉讼案件之审判工作，为依据法令从事公务之人员；戊○○（业经本院以92年度上更㈡字第121号判决判处有期徒刑2年10月，由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4377号驳回上诉确定）为执业律师；戊○○前在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担任法官时，与己○○同侪共事，彼此熟识。缘叶隆财于民国83年3月7日，在台北县三重市○○街○○○号因赌博、施用毒品海洛因案件，为警查获，经台湾板桥地方法院检察署以83年度侦字第5282号、第6855号提起公诉，并由台湾板桥地方法院以83年度诉字第1303号判决就赌博罪部分判处有期徒刑4月，就施用毒品罪部分判处有期徒刑3年2月，暨定其应执行刑为有期徒刑3年4月，叶隆财不服该判决，委任在前开侦查、审判程序中担任选任辩护人之戊○○提起上诉，系属本院后以83年度上诉字第7628号案分本院刑十一庭审判长李宗荣（现已退休）、受命法官陈世淙（爱股）、陪席法官张明松三人承办。陈世淙法官收案后于83年12月19日批示审理单，定于84年1月16日下午3时20分进行准备程序，惟因未至期日即他调，改由己○○接任「爱股」审判业务，负责承审上开案件，己○○接办后，仍于原定期日进行准备程序，叶隆财当庭撤回赌博罪部分之上诉而确定，其余施用毒品部分于该期日讯问完毕后，由己○○谕知候核办，旋又定期于同年2月9日上午9时5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言词辩论。

二、叶隆财明知其确有施用毒品海洛因之情形，如承办法官依法审理，依当时法律，将论处三年以上之罪刑，乃亟思脱罪，遂于84年1月23日下午5时许，前往台北市○○○路○段○○号5楼戊○○律师事务所，央请戊○○设法，戊○○以己○○系昔日同事，允其所请。同年月27日下午3时30分许，叶隆财复至戊○○律师事务所探问进行情形，戊○○因曾任职法官，并于该案侦审程序中均担任叶隆财之选任辩护人，对于叶隆财案内各相关证物、证言及供述等均相当熟悉，且该案证据显示：㈠叶隆财前揭烟毒案件，于83年3月7日为警查获时经警采取之尿液，非但于83年3月11日经台北市立疗养院检验出吗啡阳性反应，且嗣于台湾板桥地方法院审理时，经送请法务部调查局（下称调查局）复验结果，亦呈烟毒阳性反应（非吗啡反应），该局于检验前并曾另函覆该院称：就服用含「可待因」药物者之尿液，以该局之精确检验方法不会遭误判为有烟毒反应，是以叶隆财有施用海洛因之犯行事证明确，自难以叶隆财曾服用含「可待因」成分之药物，致尿液呈「吗啡阳性反应」为由置辩。㈡叶隆财于83年3 月7日警询之初供称：「（最近有否服用其他药物？）有服用清肝之药品及青草炖之汉方」云云，而未曾述及有感冒病症，亦未提及有服用任何含「可待因」感冒药物致影响其尿液检验之事由，乃嗣于侦查及原审审理中改称：「为警查获之前，因感冒曾至英仁医院求诊服用医师处方之药物及至吴仁爱药房购买华孚咳嗽糖浆服用，该二种药物中含有可待因成份，致尿液检验可能遭误判为有吗啡反应」云云，先后供词不符，自难令人采信。㈢叶隆财于警询供称：「（你有认识吸毒之朋友吗？为何他人密告你吸用毒品？）没有吸毒之朋友，我亦不知为何人家要害我。」等语，亦未提及已因吸毒遭警查获之友人王永山，更遑论曾至王永山住处，而误吸王永山掺有毒品之香烟等情，迨至台湾板桥地方法院向调查局函询，得知依照该局采用之精确检验方式，纵服用含「可待因」药物，尿液检验亦不致误判有「伪阳性」反应，且叶隆财尿液经台湾板桥地方法院送请调查局复验结果，仍呈烟毒阳性反应，足见叶隆财前揭所辩误食含可待因药物云云，已难采信，乃叶隆财竟又于83年9月23日选任莫家骏律师为辩护人，于同日具状供称：「经回忆思索，且83年8月21日有一南部来的，绰号『黑仔』之男子到叶隆财家欲以支票向女友黄淑珠调借现款，经『黑仔』告知黄淑珠，始知叶隆财在不知情下误吸含毒品海洛因之香烟，故请求传唤证人王永山，以证明叶隆财在本件案发前一日（即83年3月6日晚上）曾到有吸毒行为之王永山住处，当时绰号『黑仔』之人亦在场，王永山能证明其有将毒品掺在香烟之中，叶隆财因而误取吸用；另证人即其女友黄淑珠亦可证明『黑仔』之人有向黄淑珠说明叶隆财误食毒品之经过」等语，提出「在不知情下误吸含毒品海洛因之香烟」之辩解，惟该辩解与叶隆财前揭供词不一，且叶隆财所称绰号「黑仔」之人，亦无从查证是否确有其人，而毒品海洛因系强烈之麻醉止痛剂，有强效之止痛效果，可能改变人之意识状态，亦有很高的依药性，服用后可能发生止痛、减轻焦虑及产生欣快感，吸入后心理上之急速反应是减少自愿的活动、懒散，生理上有昏昏欲睡的感觉，但头脑清晰明醒，疼痛减轻，有非非之想或白日梦，此种短暂的舒适安逸感觉乃海洛因吸引人施用之强大诱因，凡稍有常识之人当无不知之理，故以法官职司审判，于训练阶段，乃至分发后从事审判工作时，亲自承办案件或听闻同僚之办案经验，对长期以来即数量庞大之烟毒犯罪及海洛因对人体可能引起之反应，当无不知之理，况叶隆财若系误吸毒品海洛因，当亦会有同样之生理及心理反应，岂能谓为不知，且迟始供陈「由一不知名者『黑仔』之口中得知自己曾经误吸毒品」，更见叶隆财前开辩解有违常情，要属临讼编造之词，不足采信。㈣台湾板桥地方法院审理叶隆财烟毒案之承审法官已就叶隆财确有施用海洛因之各种证据详为说明，其中包括：⑴直接证据方面：叶隆财尿液之初验、复验通知书均证明其尿液确有「烟毒反应」。⑵间接证据方面：叶隆财女友黄淑珠于警讯时供述：「曾听叶隆财说他朋友因吸用毒品海洛因被抓到，所以他准备要戒掉，因此我知他有偷吸海洛因」等语，且黄淑珠与叶隆财系男女朋友关系，当无诬陷叶隆财之虞。况叶隆财友人王永山确因施用毒品海洛因，于82年11月16日为警查获，有叶隆财辩护人戊○○律师于该案原审中提出之王永山有罪判决书复印件在卷可参，足见黄淑珠于警询中证称叶隆财友人（即指王永山）因吸毒被抓，故叶隆财想要戒毒等语，与事实相符。⑶前开判决认定叶隆财各项抗辩为不足采，亦于理由栏内详为叙明，其中叶隆财辩称系因服用含「可待因」感冒药物，始造成「烟毒反应」伪阳性反应，惟事实上该鉴定结果，并不致使叶隆财尿液产生伪阳性之反应，有国内毒品检验、鉴定权威机关之调查局鉴定报告书在卷可佐。另证人黄淑珠于原审虽改称：「警讯中系称知悉『王永山』被查获，有听王永山提及要戒除施用毒品行为」云云，但与其于警询时之前开供词不一，是以原审判决理由认定：「黄淑珠在本院审理时改称警讯中系说知悉王永山被查获，有听王永山说要戒毒」云云，与警询笔录不符，不可采信，亦非无据。再者，叶隆财虽请求再传唤证人黄淑珠、王永山，证明叶隆财确系误吸王永山含有海洛因之香烟部分，原审判决理由栏亦已说明：「含有海洛因之香烟与一般正常香烟之味道不同，若有误吸，当于吸食1、2 口之后即已察觉而不再吸用，叶隆财竟称吸完整支含海洛因香烟是误吸云云，显不合常情，而无可采」，并指叶隆财自承伊吸食该含海洛因之香烟时，无旁人在场，是以叶隆财请求再行详传唤黄淑珠、王永山，即无必要。易言之，原审判决认定叶隆财施用毒品之直接、间接证据，暨叶隆财抗辩及证人黄淑珠事后回护之词均不足采，均已于原审判决理由栏中详为指驳。

三、戊○○于84年1月23日下午，因已应允叶隆财设法打通关节，使前开案件获判无罪，旋即利用与己○○接触之机会，表达上揭想法，请求己○○设法成全，迨84年2月9日上午该案言词辩论终结后，己○○认为84年1月16日调查庭中，证人王永山、黄淑珠之证言均与叶隆财事后编造之辩词相同，是以彼等勾串之词，虽不合于论理及经验法则，但仍欲为叶隆财脱罪，蓄意推翻调查局之鉴定报告及复验结论，亦即将「叶隆财在不知情之状况下吸食一根含有海洛因香烟完毕，至

5、6个月后才经他人提起而回忆起来」之事后杜撰事实，刻意扭述成「非全无可能」，进而以此论述「不能证明叶隆财有吸食海洛因之故意」，判决叶隆财无罪，即有向叶隆财索取贿赂之机会，乃意图索贿，于同日上午11时19分，自办公室拨打0000000号电话至戊○○律师事务所，主动联络戊○○企图期约贿赂，但因戊○○外出无法联系，己○○即留下

（00）0000000号家中电话，请戊○○回电，同日下午约3时余，己○○与该案审判长李宗荣及受命法官张明松评议时，己○○即故意曲解调查局之鉴定报告及复验结论而否定该鉴定结果之证明力，并采用叶隆财等事后堆砌编串之上揭不实供词，蒙混征得审判长李宗荣之同意，而评议决议撤销原审有罪之判决（陪席法官张明松因于该案辩论前未阅卷，未能充分积极了解该案情，无法洞悉叶隆财事后卸责饰词之情，而未表示反对意见，而合议庭审判长李宗荣因不知受命法官己○○意图索贿，一时不察，同意受命法官己○○拟改判叶隆财无罪之意见，乃与受命法官张明松于事后在判决原本及评议簿上签名），无视原审判决于理由栏内详载之各项不利叶隆财有力证据及认定叶隆财有罪之论述，故违前开所述4点（即事实栏二、㈠至㈣）之论理及经验法则，刻意否定调查局各项鉴定通知书之证明力，采纳证人王永山、黄淑珠不实之证词，决议改判叶隆财无罪（于宣判前，仍未产生羁束力），嗣己○○获得评议之决议后，即于84年2月9日下午3时57分复拨同上戊○○办公室电话找得戊○○，先以：「朋友抽烟的事情喔！」，提示晓谕戊○○商谈叶隆财前开吸毒案件，迨戊○○会意，并答以：「嘿！我知！嘿！」后，己○○即告以「那个...我本来我是想说...可能是那个...啊最后...」，表达并告知其原预期叶隆财烟毒上诉案件卷内之不利证据，应判处有罪，但因有转圜改判无罪之机会，暗示戊○○进一步商谈条件，戊○○见机不可失，急忙答以：「你晚上在不在？」，欲与己○○约会谈论行贿之细节，己○○确知戊○○仍有意私下接触，即再以：「或许可以...可以再研究一下...」、「啊！本来也是没...没什么...看有没有要研究？」，暗示或可研究是否有使叶隆财获判无罪之机会。戊○○听闻后，马上答称：「要！要」等语，己○○为加强戊○○信心，即以「要研究喔！但是那个...我有稍微和那个...」、「和、和、和我哥哥（指合议庭审判长李宗荣）喔...」，示意戊○○仍须审判长李宗荣首肯（按实际上系己○○1人操控），2人随在电话中相约同日下午5时30分许，在台北市○○○路司法院前见面研议以改判叶隆财无罪为条件之行贿及收贿细节。话毕，戊○○即交代其行政助理吴丽美通知叶隆财于同日下午6时30分至其律师事务所，自己则依约驾车前往司法院前，与己○○在其车上晤谈并议定收贿价码为新台币（下同）100万元。谈妥后，戊○○返回事务所向已依吴丽美通知前来等候之叶隆财转述已与己○○晤谈议定之内容，2人即基于行贿有审判职务之法官己○○，以求得叶隆财上开烟毒案件得以改判无罪之共同犯意，由戊○○依其与己○○之约定，嘱咐叶隆财备妥100万元，用以摆平官司，双方并约定叶隆财于翌日（2月10日）下午5时30分左右，携带100万元现款至戊○○律师事务所交付戊○○作为行贿己○○之用。戊○○为告知己○○业与叶隆财谈定行贿事宜，乃于翌日（84年2月10日）上午7时53分，电告己○○告称「那个都决定了，人已经都决定了」（按即指行贿事），并相约于晚上见面交付贿款。己○○知悉前开案件已评议判决无罪，收受戊○○转交之贿款100万元无虑，即依约于该日下午5时许，在司法院前伫候戊○○携款前来，惟因戊○○另案前往台湾士林地方法院开庭未能实时赶回赴约，己○○久候戊○○无着后，复于同日下午5时44分电催戊○○律师事务所。另叶隆财经戊○○嘱咐，早于该日下午银行终止营业（即3时30分）前，至其开户之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三重分行（账号第0000 000000000号）账户内提领现金130万元，并依戊○○指示将其中100万元于同日下午5时30分许带至戊○○律师事务所等待戊○○，至同日下午6时许，叶隆财依约将100万元交付予甫返回事务所之戊○○；戊○○得款未几，即接获己○○再次催促来电，二人即相约同日晚上6时40分，在台北市○○○路、衡阳路口东方出版社前会面。届时戊○○单独自行开车携带叶隆财交付之100万元贿款抵达东方出版社前，将已在该地等候之己○○接上车后，开车沿重庆南路往北前行，于车行途中，将该100万元贿款交付己○○收受，己○○收受贿款后，嘱戊○○将车右转襄阳路，驶往台北市新公园（今改称二二八纪念公园）附近，由其下车携款离去。己○○因已顺遂收受贿款之目的，即基于枉法裁判之犯意，于84年2月16日上午，故意违背职务枉法改判叶隆财无罪，并于判决书内容中无视原审判决已于理由栏内详载各项不利叶隆财之坚强证据及认定叶隆财有罪之论述、理由，且罔顾前开所述4点之论理及经验法则，故意扭曲调查局之鉴定通知书，否定该局鉴定结果之证明力，采纳不符事理及经验法则之证人王永山、黄淑珠等不实证词，将原判决撤销，改谕知叶隆财无罪。该案审判长李宗荣、陪席法官张明松因不知己○○前揭不法犯行，乃于判决原本、评议簿上签名。嗣戊○○因另有被告李枝础案件由己○○负责审理，戊○○受托拟再与己○○商讨行贿事宜，并于84年3月1日晚上9时50分，打电话至己○○住处，己○○因已收受叶隆财贿赂枉法裁判决，恐叶隆财日后再犯东窗事发，徒生纠葛，乃在电话告知戊○○嘱称：「『新的』还是『旧的』」、「『旧的』你要告诉他以后要清一清，不要傻傻的跑去，碰到不可预期的事」云云（按『新的』指李枝础案件，『旧的』指叶隆财案件），暗示要戊○○转告叶隆财不可再吸毒，以免遭治安机关传唤采尿而查获上情。

四、案经法务部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侦查起诉。

理由

壹、证据能力部分：㈠监听录音部分：

本件调查局之监听录音，系承办本案之调查局接获线索后，声请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核发监听票后实施监听所得，有最高法院检察署83年肃监字第61、62、79号、84年肃监字第第3、10、19号通讯监察书影本共6纸在卷足凭（更二卷㈡第89之1至89-6页），而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于96年7月11日修正公布，依该法第34条第2项规定，该法修正条文自公布后5个月即96年12月11日始施行，则本件监听票核发当时修正后之通讯保障及监察法规定尚未施行，则调查局人员自无由依修正后之新法声请检察官向该管法院声请核发通讯监察书，惟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631号解释及修正后之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亦均未禁止检察官于该法修正公布后施行前核发通讯监察书，是上开监听既系声请最乙○察署检察长核准，既属合法，自有证据能力，被告主张依程序从新原则，本案监听是否合法应依事后公布之通讯保障及监察法认定之云云（见本院卷第65至66页），尚有误会。

㈡监听录音译文部分：

按通讯监察录音之译文，仅属依据监听录音结果予以翻译之文字，固具文书证据之外观，但实际上仍应认监听所得之录音带或光盘，始属调查犯罪所得之证物，此乃刑事诉讼法第

165 条之1 第2 项所称之证物，如其搜证程序合法，并经合法调查，自具证据能力，故检察官如提出通讯监察录音之译文为其证据方法，实乃以其监听所得之录音带或光盘，为调查犯罪所得之证物，法院本应依刑事诉讼法第165条之1所列之方法调查，以判断该录音带或光盘是否与通讯监察录音之译文相符，而监听录音制作之译文，虽通常为侦查犯罪机关单方面制作，然若被告或诉讼关系人对其真实性并无争执，经法院于审判期日提示译文供当事人辨认、表示意见并为辩论者，程序自属适法（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5号、94年度台上字第4665号判决参照）。本件戊○○电话监听录音带经本院前审当庭播放结果，该录音内容之真正为被告及戊○○所自承，被告于本院更五审亦供称：声音是我与戊○○的声音没错等语（见更五卷第76页反面），于本院亦具状表示不争执电话录音之真正（见本院卷第66页），而调查局制作之监听录音译文，系承办本案之调查局声请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核发监听票监听后，依据上开监听录音带制成译文，经本院提示予被告及辩护人，其等虽主张检调机关及原审不当解读录音译文，有断章取义之嫌（见本院卷第66页、第184页反面185页），惟被告历审对于相关录音译文所示内容，仅表示在电话中系与戊○○聊春酒、股票事情，且不否认84年2月9日下午6点在司法院前搭上戊○○来车，戊○○有打电话约其谈案情要试探，显见被告亦承认有与戊○○通电话，且2人有相会面之事，则卷附录音译文应属真正而足采信，被告所争执者仅系关于如何解读录音译文之证明力问题，并非对录音译文之真实性有所争执，是录音译文自有证据能力。至录音译文之证明力即本件被告与戊○○、叶隆财、吴丽美等人之多通电话内容真意为何，应作整体性、连续性之观察，始能了解各该次电话内容之真意，尚不能切割其中任何一次电话内容单独解读，否则将无法正确了解电话之真正意思，亦详后述。

㈢证人戊○○之调查局笔录：

⒈本院更一审勘验证人戊○○于84年3 月24日、30日调查员

询问时之录像带结果（见更一卷第114页反面至121页、第155页反面）：

①84年3 月24日部分：调查员称：「此案我承办，方向拿

捏都是我做主。你今天所顾虑的这些法官可能有的无辜，今你只要把罗讲出来，其他的就悠然而止，不办下去，我们君子协定。不要说会一直待在里面，我给你建议，可使你回到家，你只要这样处理处理就可回去，你要相信我与郭主任（指承办本案主任检察官郭００）事先已沟通，没有他的授权，无此共识，我不敢这样跟你讲，我不会害你。你可以说，所以你就不疑有他就转交给他，只要对你有利，我都可以帮你，这个空间留给你，我们交换意见，打击面越小越好，只要能办一个就可以，法官拿钱那么多，能抓得完吗？我刚才跟你讨论，你就是对不违背职务的行为行贿，我的目标就是为你争取不违背职务，给你一个回旋空间，由你去争取，你不该背上一个黄牛的恶名。你看明天的变化会是如何，我真的作得到，我会带给你负担上的减轻，带给你很多机会，包括父子、夫妻早日团圆，整个家庭早日团圆，业务早日处理，如果我黄牛，你可把调查局的牌子砸了。你要减少对别人的伤害，你可作比较，谁比较值得你同情，是己○○？张森娴？苏俊德？吴丽美？萧土木？我希望你明天就出来，你不要不相信我。我有筹码帮你处理，你叙述的方式对你有利，给你一个特别机会，你让我有筹码可以帮你处理，让我有交代。我今天跟你提出之事，事先都和郭主任谈清楚了，给你一个机会。你就说当事人（叶隆财）有东西要我交给他（己○○），就这样说好了等语。同日18分17秒，调查员询以：己○○于2月10日晚上6时2分打电话到你事务所，他说「你弄好了没？」是为何事？调查员代戊○○回答：「他打电话问我弄了没有，我说弄好了」，并记明于笔录（侦6737卷第185页反面第7行），戊○○随即答称：我的意思是说他问我办公室的事情弄好了没有等语，但戊○○该部分回答却未记明于笔录；另同日18分21秒，调查员询以：你何时往上述地点，有无将100万元交给罗？此时调查员指示戊○○称：这点你要坚持，我就是这样写（指交付100百万元予己○○之时地），戊○○自答：我真的记不得几点去等语，亦未见记明笔录（见更一卷第119页反面至120页）。

②84年3 月30日部分，调查员称：我尽量把你弄成职务上行贿。今天30日，现在是你还手的时候。

⒉本院前审经被告声请，再行勘验证人戊○○于84年3月24

日、30日调查员询问时之录像带结果：（见更六审卷第72页正、反面、第88页反面、第101页反面至102页）①84年3 月24日18时46分录像带内容：侦讯人问：「关于

这份笔录，他今天来就是以这份笔录，不会填其他的」，戊○○称：「早上有提讯，有问」，侦讯人员称：「那都会处理」，戊○○称：「早上有提讯，有问过那个」，侦讯人员称：「他总要问你一些」，戊○○说：「那他也有笔录」，侦讯人称：「对啊，那这个部分由我们来处理，我不是跟你讲吗」，右边纪录人员称：「没有，我们今天早上那个就没有了」，戊○○称：「那早上也有笔录」，侦讯人员称：「那个把它撕掉，那个笔录把它撕掉」，另外调查人员称：「我处理」，侦讯人员称：「打到碎纸机里面，好不好」。其后，另外调查人员（称我处理该人）从右边桌上拿走一张纸，绕到左边再取一张，接着讯问人将该调查员手上之纸张全部收走，到了18时50分2 秒，侦讯人员离去，手上携带一叠文件，戊○○还在侦讯桌上盖手印。

②13时1 分8 秒：镜头左边调查员称林某某（听不清楚）救过你的命吗？接着拍桌。

③13时1 分30秒：调查员叫戊○○站起来，说事情已经爆

了，（接着调查员拍桌）爆了就讲清楚，另一个调查局说坐太久，就让你站一下（戊○○随即起身）。调查员说己○○跟你联络的状况、讲的话，清楚的交代。④13时1分52秒：调查员称己○○拿那么多钱，你只不过

在中间抽一、两成，己○○现在还在外面，甚至准备离境，现在只有你还在这边。

⑤13时9 分3 秒：调查员说有没有留下来，就算你留下来

也是你的走路工，... 你有没有留下来，先讲有没有留下来，没有就摇头就好了，一个是你有留下来，一个是你没有留下来，勾一个，有没有留下来啦，你当律师，什么都可以解释，你只要把事情讲清楚，留下来就点头啦。（3 个侦讯人员轮流讯问），戊○○没有任何动作。

⑥13时10分46秒：调查员大声说你要讲啦，戊○○说都没

有送。调查员说都是你吃掉对啦，是不是（戊○○有回答问题但听不清楚），是不是都是你吃掉，（戊○○回答听不清处）。

⑦13时14分：调查员说你要逼到绝路，走到死巷，你才高

兴，是不是，你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是男子汉，有就承认。

⑧13时18分53秒：调查员翻阅他份笔录对戊○○说：对不

对，那你还要怎么样呢，要不然，你就有种，你承认有拿到壹佰万没有送给己○○。

⑨13时21分0 秒：讯问人员出示他份笔录询问戊○○，戊

○○对讯问人员所问的问题未回答，讯问人员说不实在你就说不实在，另一个讯问人员则有敲桌情形。

⑩15时40分16秒：讯问人员对戊○○说：没有错，我就跟

你讨论2 月10日，其他我不跟你讨论，大丈夫说到做到，主任主要是根据我们的移送书，你要了解，决定权在我，法官也是根据检察官的起诉书。

⑪15时42分0 秒：讯问人员说：我说这么多，其他不要，

这个处理完我们就到此为止，你说谁会追查，不可能吗，谁来追查？就在我们这边。

⑫15时42分53秒：讯问人员说：今天我们把这么多人都给

办了，对国家有什么帮助，对国家有什么帮助，我们只是告诉老百姓，告诉这些不法人员，你们要赶快悔改，要赶快停止不法行为，有一个案子来宣示，就像许聪元的案子也一样，那时候我们也有好多资料，为什么只处理了一个，其他没处理，我们总不希望一下弄几个法官下来，国家损失这么多人才，也不对啊，只要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有人注意这个事情，从此不做。

⑬15时44分9 秒：讯问人员在纸上写字问戊○○这个人你

认识吗？对啊，我才跟你讲这个事情，如果真的要搞，那你说我们没有资料吗？那你只能先求这样，那你能怎么样，处理事情，我们尽量把最围绕，讲大一点，把最围绕的整体让它缩小。

⒊综上勘验内容观之，调查员询问证人戊○○时，确有利用

交保、侦办方向为交换条件，以利诱方法，诱使证人戊○○回答，是以被告辩称证人戊○○此部分陈述，非其自由意志下之陈述，似非无据。至调查员甲○○于更一审固证称：戊○○当时情绪很低落，我们就放录音带给他听，问他是不是，他就以点头摇头来表示，我们再制作笔录，至于利诱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事，笔录都是经过沟通后我们再制作等语（见更一卷第104 页）；惟查上开调查员甲○○对于证人戊○○实施询问时，确有诱导、利诱及自问自答情形，业经勘验侦讯录像带明确，证人甲○○上开所陈，尚难凭信。是以证人戊○○上开调查局笔录既有上瑕疵可指，自无证据能力，亦经本院于审理期日谕知戊○○在调查局笔录有利诱情形而无证据能力（见本院卷第119 页反面）。至依前开勘验笔录及证人戊○○于本院前审审理时证称：「（被告问：经高院在88年9 月17日及96年4 月2

5 日当庭勘验84年3 月24日下午侦询录像带结果，当日18时46分你有问甲○○早上的笔录如何，甲○○对丙○○说：「把它撕掉，那个笔录把它撕掉」，甲○○还说：「打到碎纸机里面，好不好」，丙○○还说今天早上那个就没有啦，究竟所撕掉的笔录是当日早上几点的？）时间这么久了，我没办法记得时间，但当天是7 、8 点借提到市调处，一直问、一直问，制作笔录。（被告问：根据高院调到的当天录像带有两卷，1 卷是11点9 分到16点25分，另

1 卷是16点25分到20点39分，你所指早上的笔录，后来被调查员撕掉的，是否这两卷中的任何一卷？）当然不是这两卷，之前还有，因为7 、8 点就开始做笔录。」等语，显示同案被告戊○○于84年3 月24日下午在台北市调处接受询问时，该处调查员有撕毁戊○○于是日上午接受侦询之笔录之情形（见更一卷第120 页反面、第155 页反面），惟证人甲○○于本院前审审理时证称：「（被告问：84年3 月24日及30日台北市调查处侦讯戊○○是否由你侦讯？提示侦卷并告以要旨）我当时在市调处担任廉政科的科长，负责规划侦办这个案子，30日侦讯的时候我有在场，24日虽然没有我的签名，但我会在侦讯室串场，询问被告。（被告问：丙○○有没有讯问？）我不晓得，因为时间太久，笔录记载是丙○○。（被告问：为何这两天的侦讯笔录你都没有在侦讯笔录的调查人栏签名，而由担任纪录的丙○○签名？）30日的讯问人是我，我有签名，24日的部分，因为我是去串场，有实际的讯问人，所以我没有签名。另外讯问的人虽然有两个人负责，由一个人问，一个人制作笔录，但制作的笔录的那个人也可以问，丙○○虽然是制作笔录，但也会问，也会签名。（被告问：经高院在88年9 月17日及96年4 月25日当庭勘验84年3 月24日下午侦讯录像带结果，看见当日18时46分有戊○○问你早上的笔录如何，你对纪录员丙○○说：「把它撕掉，那个笔录把它撕掉」，你还说：「打到碎纸机里面，好不好」，究竟所撕掉的笔录是当日早上几点的？为何要撕笔录？）时间太久，我不记得了，但是有这种情形，但被告胡说八道，后来他要重新讲，想要争取一个机会，实务上的作法是问他前面的笔录是不是不要，都经过被告的同意后才会撕掉。」等语，足见证人戊○○于84年3 月24日下午在台北市调处接受询问时，系因改变说词而在其同意下撕毁先前之笔录，惟姑不论证人戊○○在台北市调处接受询问时翻异之原因为何，前开证人戊○○于调查局之侦讯笔录既因无证据能力而为本院所不采，已如前述，自无庸再行究明前开原因，被告请求调取原撕毁笔录侦讯过程之录像带，即无必要。

㈣证人戊○○于84年3 月24日、30日检察官侦讯笔录部分：

被告抗辩证人戊○○在调查局遭受利诱，其所为不利于被告之证言，无证据能力，且在调查处的不正取供延续到侦查中，其于侦查中不利于被告之自白亦无证据能力云云。惟按被告以外之人于审判外之言词或书面陈述，除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作为证据，刑事诉讼法第159 条第1 项固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于侦查中向检察官所为之陈述，依同第159 条之1 第2 项之规定，除显有不可信之情况者，排除其得为证据外，原则上为有证据能力之传闻证据；而被告以外之人，除共犯、被害人、告诉人、告发人及证人等外，尚包括共同被告；侦查中检察官讯问被告以外之共同被告，该共同被告所为之陈述，就属于自己犯罪部分，乃被告之自白范畴，涉及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事实者，则属传闻供述；若检察官以共同被告身份传唤到庭为讯问时，其身份既非证人，即无「依法应具结」问题，纵未命其具结，而讯问有关其他共同被告之犯罪事实，纯属检察官调查证据职权之适法行使，当无违法可言（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675号判决参照），原审共同被告戊○○、吴丽美、叶隆财于侦查中供述部分，既以共同被告或共犯身份为之，即无依法应具结问题，而吴丽美、叶隆财部分并无证据显示检察官在侦查时有不法取供之情形，亦查无证据显示上开证述有显不可信之情况，依上开说明，证人吴丽美、叶隆财于检察官侦查中所为之证词自具有证据能力（至戊○○部分详下述）。又按被告（或证人）之自白，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欺、疲劳讯问、违法羁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得为证据。良以非任意性之自白，系在被告遭受身体上强制或精神上强制之情况下所取得，并非出于其自由意思之发动，在其心意自主之情况下所为之陈述，非真实之可能性大为提高，若允许采为证据，不仅严重侵犯人权，也容易造成司法误判，因此否定其证据能力。然所谓非任意性之自白，除其自白必须是以不正方法取得外，尤须该自白与不正方法间具有因果关系，始有前述排除法则之适用。而检察机关与调查机关各有所司，被告（或证人）在检察官讯问时承认犯行，是否属非任意性之自白，端视该自白是否系出于被告自由意思之发动而定，与调查人员先前是否曾以不正方法使被告（或证人）为非任意性之自白，并无必然之关联。而调查人员擅自以不正方法讯问被告（或证人），对检察官依法执行职务并无影响。且被告（或证人）所受之强制，既来自于调查人员之不当行为及被告（或证人）于该次讯问所处之环境等外在因素，一旦讯问之人及所处之环境改变，妨害被告（或证人）意思自由之外在因素消失，被告（或证人）之意思自由自然随之回复。故调查人员在讯问时或讯问前对被告（或证人）施以不正方法，原则上仅影响到被告（或证人）在该次讯问所为自白之任意性，而不及于嗣后应讯时所为之自白。倘无具体明确之证据，足以证明被告（或证人）所受之强制确已延续至其后应讯之时，自不能以主观推测之词，遽认被告（或证人）于嗣后应讯时仍持续受到强制（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484号判决参照）。查证人王志哲律师于本院证称：检察官复讯戊○○时，其全程在场执行律师职务，其记得没有发生侵害戊○○权益之事，检察官旁边只有书记官，没有站调查员，检察官侦讯时，戊○○意识没有什么不自由的，检察官侦讯过程虽久，但对其而言不致于会疲累而丧失注意力等语（见本院卷第180 页）。证人甲○○于本院证称：一般作业流程，检察官复讯时，调查员不会站在旁边，调查处有另辟一间处所提供给检察官、书记官作为复讯用等语（见本院卷第

116 页反面至117 页）。证人丙○○于本院证称：83年3 月24日、30日检察官复讯戊○○时，2 次我都没有在场，调查处的笔录是我负责询问的，但我不负责送被告去其他处所接受复讯等语（见本院卷第117页正反面）。证人李瀚境于本院证称：83年3月24日、30日检察官复讯时，2次我都没有在场等语（见本院卷第117页反面）。证人即书记官丁○○于本院证称：83年3月24日、30日检察官复讯戊○○时，这2次还有辩护人在场，其记得是在调查处的2楼复讯，若有事情其会去开门叫调查员，或是打电话叫他们过来，叫他们是因为讯问完毕要将人带走，当时其开门出去看，调查员不是站在门外，其还得到他们办公室去找他们，叫他们把人带走，侦讯过程中，没有调查员进出之情形等语（见本院卷第118页正、反面）。则检察官系于84年3月24日、30日，对原审共同被告戊○○进行侦讯，侦讯时有律师王志哲到场全程陪同，有该日侦讯笔录可参（见侦6737卷第207页、侦7218卷第88页）。而被告之调查笔录与侦讯笔录，就场地言，虽均在台北市调查处，但检察官讯问时有另辟一间调查庭，调查员均不在场，房间门亦紧闭，室内除检察官、书记官丁○○、辩护人王志哲、受讯问人戊○○外，别无他人；就讯问人别而言，一为调查员，一为检察官，空间与讯问人均不同，被告应无混同误认之虞。证人戊○○经本院传拘未着，据其具状称因罹尿毒，行动不便，视力不清，现在南部乡下静养，到庭有因难，勿再予传讯云云。有送达证书、拘票报告书、及戊○○陈报状附本院卷足凭。而依其前于本院更三审92年2月11日调查期日一度供称：检察官之复讯系在调查员之侦讯后紧接在台北市调处相同地点为之，原侦讯之调查员就在检察官旁边，且调查员告知其已与检察官达成协定，要让伊交保、将伊涉案情节降低为职务上行贿、不成立诈欺、且不办伊之职员、亲友及其他法官涉案部分等语对伊利诱，伊为脱免罪责及获得交保等利益而误信调查员，以致检察官复讯时不敢翻供云云（见更三卷第115至117页）；于本院前审审理时亦证称：「（被告问：84年3月24日晚间检察官在台北市调处复讯时，你为什么又供称向我行贿？）调查员问完后，检察官就到市调处，是一个检察官的讯问室没有错，检察官坐着问，调查员就站在检察官旁边，桌角的旁边，是哪个调查员我忘记了，应该是讯问的调查员，讯问的时候有

2、3个人在一起。我如果一翻供，我所要的条件就不可能达到，所以我不敢翻供，这是很当然的事情。（被告问：那些条件是他主动提到，还是你要求的？）都是甲○○主动讲的。（被告问：84年3月24日侦讯过程谁在问话？）大部分是甲○○，其他调查员也会介入问，他们也会在旁边拍桌子摔卷宗。（被告问：你担任过法官、律师，为何轻易相信甲○○对你的承诺的条件？）我们在学校就认识，而且他举许聪元的例子让我相信他可以做得到。」云云（见更六卷第129至130页），即与前揭数位证人所证并无调查员站在检察官身旁之情形不符，况证人戊○○系司法官训练所18期结业之法律专业人材，又长年从事审判实务，担任法官，有履历资料在卷为凭，于当时执业律师，法学及实务经验均甚丰富，纵其于调查局受调查员不正取供，但于检察官侦查中，非不可告知实情并接受公平之询问，岂有任意诬指被告收受贿赂之理，且以证人戊○○曾任法官之身份，当知调查员岂有可能与检察官达成协定准其交保?再其对于被告收受上开贿赂，主观上应不排除系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而按贪污治罪条例第11条第1项对于依据法令从事审判职务之人员，关于违背职务之行为交付贿赂之法定刑度较重于诈欺取财罪，证人戊○○自无因受骗而在检察官侦查中为不实陈述之理；又证人戊○○于80年3月24日侦讯后系遭还押，有笔录为凭，并未如调查员所称可交保，衡情证人戊○○已知受骗，何以不喊冤翻供，而仍于还押后，于80年3月30日借提时为相同陈述？足见证人戊○○在前开侦查程序并无违背其意愿之情形。综合上情观之。调查员使用不正方法与戊○○嗣后于检察官先后2次复讯时之陈述，彼此间并无因果关系，应认戊○○先前于调查局所受自由意志之强制并未延伸至检察官侦查时，则其84年3月24日、30日检察官侦讯笔录，自有得作为证据。又被告于本院声请勘验戊○○于上述检察官侦讯时之录像、录音带（见本院卷第33页反面），而84年间检察官于调查局复讯犯罪嫌疑人时，调查局均不代为录音或录像，有法务部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98年4月27日肃字第00000000000函可稽（见本院卷第53页），而当时检察官侦讯时之书记官丁○○于本院亦证称:其随检察官到外面复讯时，均会携带小型录音机及空白录音带，该录音带一般都是随案移送等语（见本院卷第118页），则本件检察官侦讯戊○○之录音带，系由书记官自行录音且嗣后随案移送至法院，堪可认定，至证人甲○○于本院前审称检察官复讯时调查局有录音录像云云（见更六卷第128页），衡情，以书记官既有录音之情观之，调查局又何必多此一举重复为之?显然证人甲○○所称有录音录像一说，应为记忆错误甚明。又经本院调查结果，原审法院受理本件检察官起诉案件时，同时收受侦查录音带14卷，而该等录音带并未随案移送上诉审，经本院向原审法院函询结果，亦仅得卷内无留存录音带且部分送执行之卷证亦已销燬，有本院98年10月27日院通刑癸97重上更（七）134字第0980017724号函、原审法院98年11月27日北院隆刑速84诉1077字第0980017681号函覆在卷（见本院卷第133至138页、第154至155页），是可推知，戊○○之侦讯录音带等相关卷证已随戊○○之判决确定送执行后，逾保存期限而销燬，是应认调查已尽，此部分事实应由现存卷证认定之，附此叙明。

㈤证人戊○○、叶隆财测谎鉴定部分：

按测谎鉴定，系依一般人若下意识刻意隐瞒事实真相时，会产生微妙之心理变化，例如：忧虑、紧张、恐惧、不安等现象，而因身体内部之心理变化，身体外部之生理状况亦随之变化，例如：呼吸急促、血液循环加速、心跳加快、声音降低、大量流汗等异常现象，惟表现在外之生理变化，往往不易由肉眼观察，乃由测谎员对受测者提问与待证事实相关之问题，藉由科学仪器（测谎机）纪录受测者对各个质问所产生细微之生理变化，加以分析受测者是否下意识刻意隐瞒事实真相，并判定其供述是否真实；测谎机本身并不能直接对受测者之供述产生正确与否之讯号，而系测谎员依其专业之学识及经验，就测谎纪录，予以客观之分析解读，至于测谎鉴定究竟有无证据能力，刑事诉讼法并无明文规定，惟实务上，送鉴单位依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项规定，嘱托法务部调查局或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为测谎检查，受嘱托机关就检查结果，以该机关名义函覆原嘱托之送鉴单位，该测谎检查结果之书面报告，即系受嘱托机关之鉴定报告，该机关之鉴定报告，形式上若符合测谎基本程序要件，包括：「①经受测人同意配合，并已告知得拒绝受测，以减轻受测者不必要之压力。? 测谎员须经良好之专业训练与相当之经验。②测谎仪器质量良好且运作正常。? 受测人身心及意识状态正常。③测谎环境良好，无不当之外力干扰等要件」，即赋予证据能力，非谓机关之鉴定报告书当然有证据能力。具上述形式之证据能力者，始予以实质之价值判断，必符合待证事实需求者，始有证明力（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3727号判决参照）。本院衡诸本案卷附鉴定通知书仅记载测试方法之鉴定结果，至于受测人是否同意进行测谎及其当时身心、意识状态如何，施测者是否具备专业训练资格，测谎仪器运作情形及受测环境有无干扰等鉴定经过事项，卷内并无资料，且法务部调查局亦函覆本院称：上开资料因时间久远已逾保存年限，无法提供等语（见更五卷第18页），且该测谎距今多年，施测者所作测验迄今不知凡几，其固能为一般测验说明，但令其为本案受测者当时之身心、意识状态如何特别说明，衡诸人之记忆，实难期待，自亦无法再为查明，揆诸前开说明，证人戊○○、叶隆财之测谎鉴定，即难认有证据能力。

㈥此外，本件被告、选任辩护人及检察官对于下列所述之其他

证据资料，于本院均不争执其证据能力，本院审酌该等言词供述及书面作成时之状况，并无违法取证及证明力明显过低之瑕疵，并无不宜作为证据之情事，依刑事诉讼法第159 条之5 第2 项，亦得作为证据。

贰、实体方面：

一、讯据上诉人即被告己○○固坦承接办陈世淙法官案件，担任本院83年度上诉字第7628号叶隆财烟毒上诉之受命法官，并于前揭时地与戊○○电话联络或见面等情，惟矢口否认有违背职务收受贿赂或枉法裁判等犯行，辩称：我承办叶隆财烟毒案，完全查不到其犯罪罪证，经合议庭评议一致决议谕知叶隆财犯罪，绝无违背职务、枉法裁判情事，况我只是受命法官，不可能一手遮天，而我及家人账户往来情形，均查无存入100 万元等情，至与戊○○电话交谈或见面，并非商谈该案，亦非收贿，而系谈论聚餐事宜及股票买卖等琐事云云。

二、经查：㈠另案被告叶隆财涉犯施用毒品罪，经台湾板桥地方法院以83

年度诉字第1303号判决处有期徒刑3 年2 月，叶隆财不服，续委任戊○○为辩护人提起上诉，本院案分83年度上诉字第7628号，由法官陈世淙任受命法官，惟因陈世淙任受命法官定期拟进行准备程序后随即调职，而改由被告接办，并依先前所定期日84年1 月16日开庭调查，该案被告叶隆财于准备程序庭讯后，于同年月23日下午5 时许，前往选任辩护人戊○○律师事务所找戊○○洽商，请托戊○○设想办法开脱，戊○○允其所请，陈称：该案承审法官己○○是彼昔日同事，可以试试看等语，叶隆财复于同年月27日下午3时30分许，再至戊○○律师事务所，查问戊○○设法开脱事项进行情形，戊○○覆称：情形不乐观，恐要判罪，需要再努力等情，业经证人叶隆财于调查处询问时、检察官侦查中及原审供明在卷（见侦6737卷第93页反面、侦7218卷第52页、第85至

87 页，原审卷㈠第24页），且证人叶隆财与戊○○确曾约定于上开时地见面，有证人即戊○○行政助理吴丽美之记事周历1册附卷可稽（见侦7218卷第53至54页），足认证人叶隆财上开陈述，与事实相符，证人叶隆财、戊○○均明白叶隆财前揭吸毒案件事证已臻明确，如承审法官未违背职务枉法裁判不可能撤销改判无罪，是以其等为求叶隆财能脱免罪责而萌行贿承办法官之意念，至为明灼。至证人叶隆财于原审、本院前审改称：戊○○有叫其准备1百万元，但没说要摆平官司，蔡可能是要诈欺云云（见原审卷㈠第141页、上诉卷㈠第60页反面、第197页），但与上开证据不符，且涉及己身行贿罪责，足见其事后所证，要属饰卸及回护被告之词，不足采信。

㈡证人叶隆财涉犯前开烟毒上诉案件，于84年2 月9 日上午在

本院第三法庭进行言词辩论庭甫毕后，被告即于同日上午11时19分，在本院办公室拨打电话至戊○○律师事务所联络戊○○无着，嗣于同日下午3 时57分，在本院办公室内，拨打0000000 号电话予戊○○律师事务所，如附件一电话译文全部内容显示，由吴丽美接听电话后向被告称戊○○刚好有位当事人在讲话，并问被告「很急吗？是... 案件的事情？还是...另外事情？」被告称：「是案件...案件的事情...」，迨戊○○接电话后，被告以：「朋友抽烟的事情喔！」，

提示晓谕戊○○商谈叶隆财吸毒上诉案件，迨戊○○会意，答以：「嘿！我知！嘿！」后，即以「那个...我本来我是想说...可能是那个...啊最后...」，表达并暗示叶隆财烟毒上诉案件可以进一步商谈条件，戊○○见机不可失，急答以：「你晚上在不在？」，欲与被告约会谈论行贿之细节，被告确知戊○○仍有意私下接触，再以：「或许可以...可以再研究一下...」、「啊！本来也是没...没什么...看有没有要研究？」，强烈暗示叶隆财案件有获得改判之生机，并问是否要「研究」等语，戊○○听闻后马上答称：「要！要」云云，被告为加强戊○○信心，更以「要研究喔！但是那个...我有稍微和那个...」、「和、和、和我哥哥（指合议庭审判长李宗荣）喔...」，示意戊○○该案已与审判长李宗荣沟通（按该部分尚属无法证明李宗荣已同意，详如后述），嗣双方并互约于同日下午5时30分许，在台北市○○○路司法院前会商。通话结束，戊○○立刻嘱咐吴丽美电邀叶隆财于同日下午6时30分至律师事务所（如附件三所示），自己则依约前往司法院前与被告会面，被告登上戊○○驾驶之车辆，在该车内与戊○○密谈等情，亦据证人戊○○、吴丽美及叶隆财于侦查中供述在卷（见侦6737 卷第207页反面、第90页反面、第120页反面、第211页），并有戊○○律师事务所行政助理吴丽美84年2月9日记事周历复印件记载「下午6：30叶隆财」（见6737卷第101页）及84年2月9日11时19分、14时46分、15时57分、15时59分、16时2分及16时5分，扣案戊○○电话监听录音带暨录音译文足凭（见侦7218卷第318至334页）。虽被告辩称：其于电话中系与戊○○谈论聚餐、股票交易情事云云，但观诸被告与戊○○间之通话录音纪录中，并无谈及聚餐，亦无股票名称等情，且被告与戊○○其后并未进行聚餐，亦经被告供认不讳（见上诉卷㈡第342至343页），衡情如有聚餐情事，何以事后全无？足见被告所辩，无非空言，不足采信。再者，被告与戊○○于84年2月9日下午5时30分会面洽谈后，戊○○于同日下午6时30分左右，在其事务所内，将其与被告商讨内容告知叶隆财，并决定由叶隆财于翌日下午5时30分许，备妥100万元现款携至律师事务所等情，亦经证人叶隆财于调查处询问时、检察官侦查中及原审供承不移（见侦6737卷第93至97页、第122至123页、第211至212页、侦7218卷第50页、第85至87页、原审卷?第23页），且证人戊○○亦自承与被告晤谈后，即折返事务所交代叶隆财等语在卷（见侦6737卷第208页），是由被告于84年2月9日下午3时57分与戊○○电话连络，至同日下午3时59分完毕，戊○○之助理吴丽美紧接以电话连络叶隆财之同居人黄淑珠通知叶隆财覆电（对话详如附件二电话译文所示），叶隆财于同日4时2分回电约好当日下午6时30分至事务所面见戊○○，可知彼等以电话通知面谈，交谈中又以隐晦之语示意（详如附件三电话译文所示），俱见事涉行收贿不法之举，始有急迫焦虑之情；又被告于84年2月10日下班后，因等候戊○○无着，即于下午5时44分去电戊○○律师事务所，再于下午6时2分连络，催促戊○○前往会面，迨下午6时40分许，始如约在东方出版社前搭上戊○○之车（均详如附件五、六、七电话译文所示)），为被告所自承，衡情被告不惜以法官之尊，驻足等候戊○○1小时余，而于搭乘蔡某之车短短路程后（经查自东方出版社至新公园大门口，约仅数百公尺之远），迅即离去，其间果非在车上收受贿款，岂非有如此异常之举？依上开证据相互勾稽以观，被告于同年2月9日上午言词辩论完毕下庭后，即急于联系戊○○，嗣二人更于同日下午5时30分许，在司法院前戊○○驾驶之车内相见研议，戊○○再返回律师事务所，吩咐经其召唤前至之另案被告叶隆财应于翌日下午备款携来事务所，至臻明确，佐以如附件四电话译文所示，戊○○于84年2月10日上午7时53分，拨打电话予被告告称「那个都决定了，人已经都决定了」（按即指行贿事），有该通电话监听录音带暨译文可据（见侦7218卷第335至336页），益见其等有期约行、收贿之事实，被告辩称：戊○○系因企图脱免擅自编造名目向叶隆财诈欺取财之罪责，而诿称有将贿款交付予伊收受等语，无非卸词巧饰，不足采信。

㈢证人叶隆财于84年2 月10日下午前往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三重

分行其所有0000000000000 账户内提领现金130 万元，同日下午6 时许，将其中100 万元带至戊○○律师事务所交予戊○○一节，亦经证人叶隆财于调查处询问时、检察官侦查中、原审、本院上诉审、本院更三审及证人戊○○于检察官侦查中供认属实（见侦6737卷第94页、第122 至123 页、第21

1 至212 页、侦7218卷第50页、第86页、侦6737卷第209 页、侦7218卷第90页、原审卷? 第14 3页反面、上诉卷㈠第19

7 页反面、更三卷第64页），并有上开银行取款凭条及交易明细复印件各1 纸附卷可考（见侦6737卷第99至100 页）；证人戊○○取得该100 万元贿款未久，即接获被告打来之催促电话（因被告以为戊○○了解其所前一日电话中所指两人会面时间之暗示，故方有于84年2 月10日下午5 时30分在司法院广场前苦等情事，此亦可由附件六、七电话译文内容可悉），双方约定于同日下午6 时40分，在台北市○○○路、衡阳路口东方出版社前见面。届时戊○○自行携款驾车赴约，在东方出版社前将被告己○○接上车后沿重庆南路往北行驶，车行途中将该笔100 万元贿款交付被告收受，被告收得该贿款后，戊○○在襄阳路口右转向前驶往台北市新公园附近让其下车携款离去等情，亦经证人戊○○于84年3 月24日日检察官侦讯供承明确（见侦6737卷第207 至212 页），核与叶隆财所称贿款之数额相互一致，并有如附件七所示84年2月10日下午6 时2 分电话监听录音带暨译文足资佐证（见侦7218卷第340 至344 页）。

㈣证人戊○○于84年3 月24日下午及同年3 月30日于检察官复

讯时，均坚称有向被告行贿100 万元，且于84年3 月24 日检察官侦讯时供述其系将自叶隆财收取之现金100 万元亲自交给被告，虽其于同年3 月30日检察官侦讯时、原审及本院前审改称：叶隆财所交一包东西，知道是钱，未打开看，不知数目云云；但其如未转交给被告，何以不知数目，况其于本院前审审理时证称：「（审判长问：你确定叶隆财交给你的是现金100 万元吗？）是的，我后来都花光，因为事务所开销每个月都要30几万元，3 个月都花光了。」等语，亦自承叶隆财确系交付其现金100 万元，虽其仍否认有行贿被告之事实，但与前开证据不符，无非事后回护被告之词，不足采信（详如后述）。至依卷内资料，戊○○多次向刑案被告收取活动费，或全数侵吞，或抽取4 成（见本件检察官起诉书）；但查戊○○受委任之案件，其性质及内容并不相同，自难以同一心态论拟，且证人叶隆财供称透过戊○○行贿被告之金额为100 万元等语；证人戊○○亦供称：伊是将叶隆财交给伊的原封不动转交给己○○法官，伊自己并没有私下取出留存等语（见侦6737卷第209 页反面至210 页、侦7218卷第90页），参诸本院92年度上更（二）字第121 号判决亦认定该案被告戊○○确实有因为叶隆财施用烟毒上诉案件经手行贿本件被告100 万元属实，有该案判决书在卷足凭，证人戊○○事后或称：未讲100 万元、未清点不知等语，与前开证据不合，不能采信。是依前开论述，本件确有事证足以认定戊○○确向烟毒犯叶隆财收取活动费100 万元后交付被告之事实，而戊○○为使叶隆财脱免罪责并广招客源，将其向叶隆财收取活动费100 万全数交付被告，而仅获取一定之律师费用，亦非无可能，自难率而质疑戊○○于侦查中供词之真实性，而遽认戊○○向叶隆财收取活动费100 万元后，有从中扣取费用或全数侵占情事，否则何以戊○○会于前开时地在车内交付被告贿款。至证人戊○○于原审及本院前审固另改称伊并未向被告己○○行贿100 万元云云；于本院前审亦供称：「（被告问：你究竟有没有就叶隆财烟毒案拿钱向我行贿？）没有。（被告问：为什么你在市调处80年3 月24日下午4 点25分以后侦讯时，供称有向我行贿？）因为当初侦讯的甲○○是我的学弟，我唸东吴大学四年级，他是一年级的班代，我是学生会的副会长，我们在学校就认识，而且一起搞学生会，甲○○他跟我说这个案件只要办己○○，我的部分他就要用不违背职务的行贿来移送，同时他说他跟当时的承办检察官就已经讲好，在清明节以前让我交保，而且将当时牵涉到我的职员吴丽美及他的先生苏俊德以及在电信局工作的张森娴等都不办，不予移送，另外调查局当时在我那里搜索到一张字条，上面有写一些法官的姓名及电话，他们说那些法官都有涉案，可以不办，都不查了，同时还说案子可以办到多大、多小他们都有权利控制，还举了许聪元法官的例子，用这样子还取信我，所以我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才这么说，我之前都没有承认，所以把我之前没有承认的笔录撕掉。（被告问：同日晚间检察官在台北市调处复讯时，你为什么又供称向我行贿？）调查员问完后，检察官就到市调处，是一个检察官的讯问室没有错，检察官坐着问，调查员就站在检察官旁边，桌角的旁边，是哪个调查员我忘记了，应该是讯问的调查员，讯问的时候有2 、3 个人在一起。

我如果一翻供，我所要的条件就不可能达到，所以我不敢翻供，这是很当然的事情。（被告问：那些条件是他主动提到，还是你要求的？）都是甲○○主动讲的。（被告问：84年

3 月24日侦讯过程谁在问话？）大部分是甲○○，其他调查员也会介入问，他们也会在旁边拍桌子摔卷宗。（被告问：你担任过法官、律师，为何轻易相信甲○○对你的承诺的条件？）我们在学校就认识，而且他举许聪元的例子让我相信他可以做得到。（被告问：你在该案系在何时交保？）在移审高等法院才交保，其他的职员也都有办，到最后也是用违背行贿罪起诉，是关于己○○的部分，他都没有兑现承诺的条件。（被告问：在市调处有委任律师在场？）有委任律师在场，但去的时候只能够坐在那里，不能发问。」等语，但查：证人戊○○曾任法官，有如前述，于当时执业律师，法学及实务经验均甚丰富，于检察官侦查中，如被告确无收受贿赂情事，且其本受有冤屈，非不可告知实情并接受公平之询问，岂有任意诬指被告收受贿赂之理，参以前开事证，足见其于侦查中之供词为可采，且戊○○因上开行贿事实，业经本院判处有期徒刑2 年10月确定，有本院92年度上更（二）字第121 号判决、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4377号判决在卷可参（见更五卷第26至36页），益足认定证人戊○○确有行贿事实，其于事后翻异前供，要属事后回护之词，不可采信。

㈤被告收受贿款后，于84年2 月16日将台湾板桥地方法院83

年度诉字第1303号一审有罪判决撤销，改判该案被告叶隆财无罪，有本院83年度上诉字第7628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在卷可参，细绎该判决无罪之理由主要有二：被告叶隆财于案发前，曾因感冒就诊服用医师处方之止咳药及自购华孚咳嗽糖浆食用，上开止咳药及咳嗽糖浆均含有可待因成分，而服用含有可待因成分之镇咳剂后可能检出吗啡反应。被告叶隆财于83年3月6日晚上，曾误食王永山所有掺有海洛因之香菸1支，故其尿液检出吗啡反应。惟就前开部分，法务部调查局于83年8月22日（83）陆字00000000号检验通知书中，已叙明叶隆财之尿液检验依照该局之精确检验方式不致有误判情形，有该函附于板桥地院83年度诉字第1303号被告叶隆财烟毒案卷为凭，而前开刑事判决认定叶隆财于案发前，曾因感冒就诊服用医师处方之止咳药及自购华孚咳嗽糖浆食用，上开止咳药及咳嗽糖浆均含有可待因成分，而服用含有可待因成分之镇咳剂后，「可能」检出吗啡反应，却未函询调查局阐明何以依照该局之检验方式不致有误判之情形，作为是否采信该局上揭意见之参考，乃竟未叙明而不采信该局之前揭陈述意见，而迳以李蔚汶编著之药物学第92页，及药物食品检验局致行政院卫生署函所叙服用含有可待因成分之镇咳剂后可能检出吗啡成分，为判决无罪之论据，显系刻意护航，况该判决书确又认定叶隆财系误食王永山所有掺有海洛因之香菸1支，如此显然调查局之检验无误，该判决何以竟未采纳，益见被告系因受贿而违背职务，故为偏颇之采认无疑。另针对前开情形而言，叶隆财若未施用毒品，则其于83年

3 月间遭查获验出有烟毒反应之际，当胪列有利于己之证据提供法院调查，借以洗雪冤屈，且其既自承王永山系其友人，有施用毒品之恶习，并陈称于被查获前一日曾造访王永山，乃竟未抗辩烟毒反应系与误食王永山之香菸有关，而迟至半年后，始陈报年籍不详之绰号「黑仔」者看到王永山将海洛因掺入香菸，伊因不知而误食云云，岂非有悖情理，是以被告徒凭证人王永山、黄淑珠前开与常情有悖，尚不具凭信性之证词，遽认被告叶隆财所辩可信，要难谓非因收受贿赂而枉法故为违背经验、论理法则之判决。再者，证人叶隆财于83年3月7日警讯之初尚未验尿时，固否认吸毒，惟亦供陈最近有服用清肝之药品及青草炖之汉方，且供承并无吸毒之朋友等语（见台湾板桥地法院检察署83年侦字第6855号卷第3页），嗣经台北市疗养院83年3月11日日检出其尿液有吗啡阳性反应后（另同时验尿之黄淑珠无阳性反应），由检察官提起公诉（83年度侦字第5282号、第6855号），迨板桥地方法院审理时，叶隆财提出证人英仁医院医师仲伟岭证明其于83年2月27日、83年3月5日、83年3月7日曾至英仁医院治病，当时叶隆财感冒发烧，并庭呈内服药2包及华孚感冒糖浆，该内服药2包及华孚感冒糖浆经原审法官送请法务部调查局鉴定结果发现虽含可待因成分，但服用上述药物者之尿液，以该局检验方法不会被误判为有烟毒反应，有该局检验通知书1纸附于该案一审审理卷中，叶隆财乃于83年9月27日具状陈称其于案发前一日曾至王永山住处，当时绰号（黑仔）之男子亦在场，证人王永山能证明伊系将毒品渗于香烟之中，且该证人能证明伊系在不知情之下误用，而事实上，叶隆财之尿液经再送法务部调查局检验结果，亦呈烟毒反应，有该检验通知书1纸附于该审理卷内，足见当时叶隆财系视案件进行之情况更易其辩解，此非但违背案重初供之经验法则，且系临讼编串，违背常理，乃被告为国立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系司法官第12期第一名结训，职司审判期间非短，学养俱丰，办案成绩优异，有司法院人事处、台湾台北地方法院覆本院前审函及所检附之资料在卷足凭（见更二卷㈠第196至197页、第219至220页、更二卷㈡第58至72页），衡情当无遭蒙蔽之理，又其与证人戊○○曾于台北地方法院同侪共事，亦有上开资料可佐，二人熟识，参以证人戊○○于侦查中之供词，更见被告系受证人戊○○请托收取贿款。

㈥被告承办之本院83年度上诉字第6261号肃清烟毒条例案件，

于84年2 月9 日辩论终结，同年2 月16日宣判后，判决内容以该案被告虽否认施用海洛因之事实，且其尿液经送请台北市立疗养院初步鉴定结果，呈吗啡之阴性反应，但该尿液经送请宪兵司令部刑事支援中心以「荧光偏极免疫分析法、加酸水解法前处理及气相质谱分析法」鉴定结果，呈烟毒反应，且宪兵司令部刑事支援中心前开检验方法较台北市立疗养院之检验方法为准确，有法部调查局检验通知书可考，况前开尿液经送请法部调查局检验结果，亦确定有烟毒反应，有上开检验通知书可按为由，认该案被告所辩为不足采，其确有施用毒品，委无疑义，因予驳回该案，有本院83年度上诉字第6261号判决及评议簿内容在卷足凭，乃被告己○○对同日上午辩论终结，于该年月16 日宣判之该案，仅以法务部调查局复验报告即作为判处该案被告罪刑之唯一证据，却违背公正审判职务之犯意，就上开应判决叶隆财有罪之案件，采取与上揭83年度上诉字第6261号案件显然岐异之认定论罪原则，故意曲解调查局鉴定报告及复验结论而否定该鉴定结果之证明力，并采用叶隆财事后堆砌编串之上揭不实供词，改判叶隆财无罪，更足作为被告己○○违背职务而收受贿赂之佐证。

㈦本件关于叶隆财烟毒案评议之时点，经本院前审调取该案之

评议簿，其上固登载该案评议内容之日期为84年2 月16日，有该复印件在卷可参（见更二卷㈠第185 页），但被告于侦审中迭次供称：本案件于84年2 月9 日上午审理终结，连同同次开庭审理终结其他案件，均于当天下午3 、4 时左右全部评议完毕等语（见侦7218卷第12页反面、更一卷第14页反面）；于本院前审供称：本件是在84年2 月9 日下午3 点多到

4 点评议的；评议簿上记载日期是84年2 月16日，是因为我所判过的案件，评议簿上所记载评议日期均是宣判日期，而不是实际评议日，无一例外这案件是在星期四上午开庭的，下午就评完了等语（见更二卷㈠第71至72页、第205 页）；证人即该案之审判长李宗荣及陪席法官张明松于侦讯证称：评议之时点，因时间太久不复记忆，但印象中该案评议不是84年2 月9 日辩论终结当天下午，就是隔天早上等情（见侦7218卷第124 页、第127 页）；于本院前审称：依该庭之惯例，评议簿上记载评议日期与实际评议日期不一致等语（见更二卷㈠第113 页），是上开评议簿所载时间，当非实际评议时间。参以被告于叶隆财案辩论庭结束之当日（84 年2月

9 日）下午3 时57分，在本院办公室内拨打予戊○○之电话时，被告告以：「朋友抽烟的事情喔！」（如附件一电话译文所示），双方复有上开对话，嗣二人即在电话中相约于同日下午5 时30分许，在台北市○○○路司法院前见面研议以改判叶隆财无罪为条件之行、收贿款之细节，话毕，戊○○即交代其行政助理吴丽美通知叶隆财于同日下午6 时30分至律师事务所，自己则依约驾车前往司法院前，与被告在车上晤谈并议定行、收贿价码为100 万元。谈妥后，戊○○返回事务所对已受吴丽美通知前来等候之叶隆财转述伊与己○○晤谈议定之内容，并嘱咐叶隆财准备100 万元，俾便摆平官司，且言明须在翌日（2 月10日）下午5 时30分许在事务所内交付上开款项，双方取得认知后，戊○○为告知被告已与叶隆财谈定行贿事宜，乃于翌日（84年2 月10日）上午7时53分，电告被告告称「那个都决定了，人已经都决定了」（按即指行贿事），并相约晚上见面交付贿款等情（如附件四电话译文所示），有如前述，足见该案件于84年2 月9 日下午3 、4 时许即已评议完毕，否则被告当不致于言词辩论终结后当日下午3 时57分，在本院办公室内拨打0000000 号电话予戊○○，告知：「朋友抽烟的事情喔！」，提及戊○○受委任之叶隆财吸毒上诉案件，嗣并与戊○○约妥见面进而商谈行、收贿事宜之理，是依前开证据观之，该案确切评议时点系在84年2 月9 日下午3 、4 时许无疑。又本件交付贿款之时间为84年2 月10日下午6 时许，业经证人戊○○于检察官讯问时供承明确（见侦6737卷第207 至212 页、侦7218卷第88至90页），并有如附件五、六、七所示84年2 月10日17时44分、17时55分、18时2 分等3 通电话监听录音带暨译文足资佐证（见侦7218卷第337至345页）。是以被告对于叶隆财烟毒案件，系经过评议后，见有机可趁，乃于评议完毕后随即与戊○○联络表达愿意进行商谈期约贿赂之事，再进一步完成行、收贿之犯行。亦即戊○○于84年2月9日下午评议之前，已与被告就该案私下有所接触提及被告对于该案日后违背职务之行为要、行求贿赂之事宜，而非迟至2月9日评议完成后即5时30分始转达叶隆财希望能获判无罪之意思，并进一步向被告行求贿赂，要无疑问，否则被告何以会以电话告知戊○○：「朋友抽烟的事情喔！」等语。而被告就该案评议前既曾先与戊○○接触谈及是否要违背职务枉法裁判之事宜，且嗣后系基于若违背职务故为枉法裁判脱免叶隆财之罪责，将可以获得伊透过戊○○所交付之贿款，因而评议时违背公正审判之职务之犯意，明知该上诉案件应判决叶隆财有罪，故意改判无罪，自难诿无上开罪责之成立。再按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收受贿赂，不论先受贿而后违背职务，或先违背职务而后受贿，只要行为人收受贿赂时，有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而收受之意思，即足当之。是纵令被告先故意违反经验法则、论理法则而于评议时提出异于审判实务之意见蒙混，嗣后始收受贿赂，亦无解于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之成立。况评议乃合议庭判决内容形成之法定程序，关于评议之时间、次数，法律并无明文限制，于合议庭将判决内容对外宣判前，该评议内容对外并不生任何羁束力，实务上亦常见于评议完成后，于宣判前又再度进行评议而变更先前评议内容之情形。查被告系因于该案宣判前即已收受前揭100万元贿款完毕，且以收受贿款作为于宣判期日违背职务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叶隆财无罪之对价，是虽其于收贿前先行评议完毕，但其如未能按照原先之索贿计划收得贿款，纵该案已评议完毕，其仍非不得于宣判期日前，另与李宗荣再度合意更异原先评议内容，依照既存卷证资料认定叶隆财确有施用烟毒之犯行，而不会仍按原先评议内容故为枉法裁判改判叶隆财无罪，以免惹人非议，凭白陷自己于不利。是虽本案被告已确知评议结果于先，其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收受贿赂于后，因其收受贿赂时间在于该案宣判之前，其情亦合于依据法令从事审判职务之人员，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收受贿赂之要件，至为显然。

㈧证人戊○○另因李枝础所涉妨害自由案，欲图向承办该案之

被告请托活动，而于84年3 月1 日晚上9 时50分，拨电话予被告，2 人在该通电话对话中，被告向被告戊○○称「新的还是旧的」、「旧的你有跟他讲以后要... 」、「以后去时要清、先清喔！」、「没有的话，去时会被... 」、「不要傻傻的跑去，万一怎样了... 」（如附件八所示) ，有该电话监听录音带暨译文足供参佐（见侦72 18 卷第345 至350页）。而上开电话中所称「旧的」，即指叶隆财案件；而「新的」，系指李枝础妨害自由案件，已据戊○○于侦讯时供述甚明（见侦7218卷第88页正、反面），益足认定被告于为无罪判决前，明知叶隆财并非误食海洛因香烟，而系确有施用毒品之犯行至明，否则何以唯恐叶隆财日后再犯东窗事发，而以电话告知戊○○嘱称：「『旧的』你有跟他讲以后要... 」、「以后去时要清、先清喔！」、「没有的话，去时会被... 」、「不要傻傻的跑去，万一怎样了... 」，暗示要戊○○转告叶隆财不可再吸毒，以免遭治安机关传唤采尿而查获上情。

㈨按法院组织法第101 条规定：合议裁判案件，应依法院组织

法所定法官人数评议决定之；同法第104 条规定：评议时法官应各陈述意见，其次序以资浅者为先，资同以年少者为先，递至审判长为终。而实务上，合议案件之评议，向以承办案件之受命法官最先陈述意见，依序为陪席法官及审判长，且陪席法官因自己承办之案件繁多，无暇顾及陪席之案件，致有未参与实质上之评议，仅形式上于评议簿及判决书签名之情形；甚或有仅由受命法官与审判长研议定案者，且因受命法官对于案件之案情较为了解，审判长或因未详细阅卷致未能深入了解案情，或因尊重受命法官之判断而未能坚持己见，于此情形，若受命法官因个人因素而欲为枉法裁判，审判长不察而率予同意，自难遽谓审判长与受命法官有共同为枉法裁判之犯意联络。依监听纪录，并无任何提及向审判长李宗荣「行贿」之情事，且查无任何相关之资料足以证明审判长李宗荣与被告有犯意联络，自难以该案审判长李宗荣于评议时未为反对之意思表示，即推认其与被告己○○有犯意之联络，而遽以枉法裁判罪相绳。陪席法官张明松于本院前审陈称：叶隆财烟毒案在评议前都没有阅过卷，因为审判长与受命法官意见一致，其亦无反对意见就签名等情（见更二卷㈠第114页）；而衡诸本院经历实务运作情形，因法院历来工作量庞大，陪席法官虽参与合议庭之审理程序，但陪席法官大都无事先阅卷之可能，自无法较受命法官更能了解案情，是以当时担任陪席法官于评议时即令参与，亦鲜少强烈坚持自己对案件之看法，何况叶隆财烟毒上诉案件，审判长李宗荣与受命法官即被告己○○均一致同意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叶隆财无罪，于此已逾合议庭人数之二分之一之情形，则该案件陪席法官张明松，未再积极表示意见，亦与常理无违。又被告与戊○○之电话监听内容，虽有提及：「和、和、和『我哥哥』喔...」云云，且被告己○○供称其为家中之长子（见更二卷㈠第74页），并称所谓「我哥哥」是泛指庭长或学长云云（见原审卷㈡第24页、更二卷㈠第75页），但查被告为向戊○○之当事人收取贿款，亦不排除佯称庭长已同意之可能，自难遽认该案庭长李宗荣收受贿款或故意枉法裁判。又被告系法官班第12期结业，而证人张明松为法官班第14期结训，有司法院人事处函件在卷可参足稽，非被告己○○之学长，亦非庭长，足见被告于上揭电话监听内容所称「我哥哥」亦非指证人张明松。此外，复查无其他积极事证足认该案审判长或陪席法官张明松就该案与被告有枉法裁判之犯意联络与行为分担，自不能认定彼等知情并参与犯罪。

㈩综上所述，被告所辩各节，要属卸责之词，不足采信，本件事证明确，其犯行堪以认定。

三、被告行为后，刑法已经修正、公布、施行，与本件有关之牵连犯之规定已予删除，应比较适用最有利于被告之修正前刑法。又按贪污治罪条例业于85年10月23日修正公布，于同年月00日生效，行为时同法第4 条第1 项第5 款法定最重本刑为无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300 万元以下罚金，裁判时法，最重法定本刑为无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 亿元以下罚金，经比较新旧法结果，以修正前之规定有利于被告，自应适用修正前法律。按刑法第124 条规定：有审判职务之公务员或仲裁人，为枉法之裁判或仲裁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所谓枉法之裁判，系指故意不依法律之规定而为裁判，质言之，即指明知法律而故为出入者而言（最高法院29年度上字第1474号判例参照）。查被告担任前揭叶隆财烟毒案件之受命法官，为其所自承，并有该案判决足凭，乃其为职司审判职务之人，未能依调查证据所得结果适用法律，明知该上诉案件应判决叶隆财有罪，竟违背公正审判之职务，竟意图索贿，采取与其他类似案件显然岐异之认定论罪原则，故意曲解调查局之鉴定报告及复验结论而否定该鉴定结果之证明力，并采用叶隆财事后堆砌编串之上揭不实供词，因而撤销原审有罪之判决，改判叶隆财无罪，核其所为，系犯刑法第124条枉法裁判罪。另被告己○○行为时为本院法官，此亦据其供认在卷，复有司法院人事处前揭函件足凭，为依据法令从事审判职务之人员，其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期约进而收受贿赂，系犯修正前贪污治罪条例第4条第1项第5款之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收受贿赂罪。前开期约贿赂之低度行为为收受贿赂之高度行为所吸收，仅论以对于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被告系对于诉讼案件有审理裁判职务之人员，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收受贿赂，应依修正前同条例第7条之规定，加重其刑（无期徒刑部分依法不加重）。被告所犯前揭从事审判职务之人员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收受贿赂罪，与枉法裁判罪，二罪间有方法结果之牵连关系，应依修正前刑法第55条之规定从一重论以从事审判职务之人员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收受贿赂罪。被告所犯枉法裁判罪部分虽未经起诉，但与起诉事实有裁判上一罪之牵连关系，为起诉效力所及，本院自应并予审理，附此叙明。

四、原审以本件事证明确，因予论罪科刑，固非无见，惟查：（一）原判决漏未认定被告犯有枉法裁判罪，已有未洽。（二）按贪污治罪条例第4 条第1 项、刑法第56条之规定均于被告行为后修正公布，原审未及为新旧法比较适用，亦有未合。（三）原判决漏未引用行为时即修正前刑法第37条第2 项，非无违误。被告上诉意旨，否认犯罪，固无足取，但查原判决此部分既有上开可议，要属无法维持，应予撤销改判。爰审酌被告虽无犯罪纪录，惟其食国家俸禄，司平亭曲直之职，不知廉洁自持，戮力从公，竟故为枉法裁判，严重影响司法信誉，且犯后否认犯行等一切情状，量处如主文第二项所示之刑，并依法宣告褫夺公权七年。被告收受贿赂所得财物100 万元，应依修正前贪污治罪条例第9 条规定谕知追缴没收，如全部或一部无法追缴时，应以其财产抵偿之。

据上论断，应依刑事诉讼法第369条第1项前段、第364条、第299条第1项前段、修正前贪污治罪条例第4条第1项第5款、第7条、第9条第1项、第2项、第16条、第17条、刑法第11条前段、第2条第1项但书、第124条、修正前刑法第55条、第37条第2项，判决如主文。

本案经检察官陈国鸣到庭执行职务。

中　　华　　民　　国　　99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审判长法　官郭雅美

法　官李丽珠

法　官魏新国

以上正本证明与原本无异。

如不服本判决，应于收受送达后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书状，其未叙述上诉之理由者并得于提起上诉后10日内向本院补提理由书（均须按他造当事人之人数附缮本）「切勿迳送上级法院」。

书记官邵淑津

中　　华　　民　　国　　99　　年　　1 　　月　　1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