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效判决之言词辩论终结前，当事人就诉讼标的权利所提出或可提出而未提出之抗辩事由，均受其既判力之拘束
确定之终局判决于言词辩论终结前，当事人就诉讼标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所提出或可提出而未提出之抗辩事由，如：单纯事实主张、时效援用、撤销权、解除权、终止权等(不含抵销权)，均受其既判力之拘束，当事人不得为相反之主张，法院亦不得为相反之认定。<台湾：既判力遮断效>
【按民事诉讼法第400条第1项所称既判力之客观范围，不仅关于其言词辩论终结前所提出之攻击防御方法有之，即其当时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击防御方法亦有之。是为诉讼标的之法律关系，于确定之终局判决中经裁判者，当事人之一造以该确定判决之结果为基础，于新诉讼用作攻击防御方法时，他造应受其既判力之拘束，不得以该确定判决言词辩论终结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击防御方法为与该确定判决意旨相反之主张，法院亦不得为反于确定判决意旨之认定，亦即当事人于既判力基准时点前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击防御方法，因该既判力之遮断效（失权效或排除效）而不得再为与确定判决意旨相反之主张，此乃法院应以「既判事项为基础处理新诉」及「禁止矛盾」之既判力积极的作用，以杜当事人就法院据以为判断诉讼标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否之基础资料，再次要求法院另行确定或重新评价，俾免该既判力因而失其意义（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629号判决意旨参照）。】
【故原告对被告之「931,248元及迟延利息之不当得利请求权不存在」乙节，两造均应受该判决既判力之拘束，不得以该确定判决言词辩论终结「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击防御方法为与该确定判决意旨相反之主张，法院亦不得为反于确定判决意旨之认定，亦即当事人于既判力基准时点前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击防御方法，因该既判力之遮断效（失权效或排除效）而不得再为主张。】
裁判字号：台湾士林地方法院 111 年度诉字第 555 号民事判决
裁判日期：民国 112 年 09 月 27 日
裁判案由：返还不当得利
原 告 许O良
被 告 颜王O雪
上列当事人间请求返还不当得利事件，本院于民国112年9月19日言词辩论终结，判决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诉及假执行之声请均驳回。
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
事实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诉状送达后，原告不得将原诉变更或追加他诉。但扩张或减缩应受判决事项声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诉讼法第255条第1项第3款有明文。原告起诉时原声明：（一）被告应给付原告新台币（下同）1,771,551元，及自起诉状缮本送达翌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周年利率5%计算之利息。（二）愿供担保，请准宣告假执行。嗣于民国112年8月10日提出民事辩论意旨状（见本院卷第318页），变更声明第1项之请求金额为1,776,780元，核属扩张应受判决事项之声明，与上开规定相符，应予准许。
贰、实体部分：
一、原告主张：原告前向被告借款，于清偿后，发现有超额清偿情形，乃对被告提起返还不当得利诉讼，案经台湾高等法院于83年7月22日以82年度上更㈡字第229号判决（下称第229号判决），认定原告虽给付被告1,754,315元，但未逾越原告所积欠7张支票（票号分别为31381、34906、31376、31377、36421、36424、009243，下以合称系争支票，个别则以票号支票称之）债务至少209万元，故判决原告败诉确定。但原告发现第229号判决后有下列新事实，可认原告有超额清偿1,776,780元，被告受领该部分清偿，无法律上原因，应返还不当得利：
（一）被告在另案台湾高等法院96年度上更㈠字第11号损害赔偿事件（下称高院96年第11号判决），于96年4月25日言词辩论时，自陈抛弃票号31381号、34906号支票权利［面额合计25万元，下称⑪事由，即起诉状一、（一）］。又系争支票中票号009243号支票债务（面额100万元），被告依台湾高等法院72年度票上易字第3465号、89年度上更㈠字第151号给付票款、票据清偿等事件对原告及诉外人即原告配偶陈清容取得执行名义，进而强制执行原告及陈清容财产，获偿100万元［下称⑫事由，即起诉状一、（二）］。是扣除上开⑪、⑫事由被告已抛弃及已受偿之支票债务后，系争支票仅其余票号31376号、31377号、36421号、36424号支票4纸，面额合计84万元债务。另外票号009243号支票100万债务已因被告强制执行获偿而消灭，其中被告130,245元之获偿系原告配偶陈清容所交付，亦经被告自认作为票号009243号支票100万债务之清偿，故在第229号判决所认定原告已清偿1,754,315元之其中130,245元，被告受领系有法律上原因，不在本件请求之列。
（二）除第229号判决认定原告已清偿1,754,315元外，另原告对被告有下列债权或清偿债务事由，合计987,481元，足以消灭系争支票所余4张支票之债务，且有超额：
1.被告前于70年6月1日受原告委任，参与竞标由诉外人即被告之夫颜文崇所召之1万元互助会（下称甲合会），约定所得会款199,000元，用以抵销原告积欠之4纸支票债务84万元，但被告未依约抵销［下称⑬事由，即起诉状二、（一）］。
2.被告前于70年6月1日受原告委任，参与竞标由颜文崇所召之1万元互助会（下称乙合会），所得会款235,833元未交付予原告，原告乃诉请被告交付，经本院于88年4月14日以87年度简上字第177号给付合会金事件判决确定，命被告给付235,833元及迟延利息［下称⑭事由，即起诉状二、（二）］。
3.被告就前述本院87年度简上字第177号事件，于88年3月31日言词辩论时，自陈系争支票债务209万元系结算前开甲合会、乙合会竞标金199,000元、235,833元，以及原告因该2合会终会时，所产出之死会债务35万元。然而被告既未给付原告甲合会、乙合会竞标金199,000元、235,833元，原告就死会债务35万元得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拒绝结算［下称⑮事由，即起诉状二、（三）］。
4.被告于第229号判决事件审理时，于83年4月26日提出民事辩论意旨状，自认就系争支票，已受领原告清偿135,000元［下称⑯事由，即起诉状二、（四）］。
5.被告前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下称台北地院）71年度诉字第2910号确定判决为执行名义［执行名义第1项载「被告（即本件原告）应给付原告（即本件被告）84万元及自70年12月7日起至清偿日止，按中央银行核定放款利率2分之1计算之利息」］，声请对原告强制执行，经台北地院以71年度民执庚字第4216号给付票款执行事件（下称系争执行事件）受理，原告就系争执行事件提起债务人异议之诉，后经台湾高等法院以89年度上更㈥字第244号判决（下称高院第244号判决）撤销系争执行事件执行程序确定，并认定诉外人即原告之母许沈米妹于73年8月2日交付67,648元予被告系代偿原告之债务［下称⑰事由，即起诉状二、（五）］。
（三）就第229号判决认定被告对原告之债权额部分：第229号判决所为债权额2,610,800元之判断，违反举证责任、民法第264条规定，故无争点效之适用，不能于本件拘束两造及法院。具体而言，第229号判决就附表一编号⑴、⑵之债权之认定，系依被告提出原告及陈清容违反票据法刑事判决（台湾高等法院71年度票上易字第3432号、71年度票上易字第3465号、台北地院71年度易票字第8828号，见本院卷证6-1、6-2、6-3）为佐。然而，上开刑事判决所载之票据除系争支票7纸外，尚有票号34921号（面额12万元）、153067号支票（面额5,000元），面额合计2,215,000元，其中票号34921号、153067号支票业已清偿，并经检察官于侦查中扣押该2纸支票，此有上开台湾高等法院71年度票上易字第3432号判决附表一可佐（见本院卷第120页），故被告对原告之票据债权应为209万元（2,215,000－120,000－5,000＝2,090,000），第229号判决认定票据债权为2,215,000元，显然违反证据法则。另外，第229号判决以原告对被告提出之债权计算书所列债权不争执、自承不讳，而认定附表一编号⑴借款债权218万元属实，但被告在82年4月26日言词辩论时称系争支票及票号34921号（面额12万元）、153067号支票（面额5,000元）共9张支票，系针对附表一编号⑴、⑵债权，与被告另在94年12月20日民事答辩状却称附表一编号⑴债权218万元不包括票号34906号、31381号、34921号、153067号等4张支票等语，前后不符，故第229号判决之认定即不能拘束原告。另附表一编号⑶之死会债权26万元，被告取得该债权违反民法第709条之8会首非经会员全体之同意，不得将其权利及义务移转于他人之规定，故对原告无效。况且其乃⑮事由之一部分（⑮事由为70年6月1日起至终会35个月，编号⑶事由为70年9月1日起至终会26个月），原告得主张民法第264条同时履行抗辩，被告即不得再就此部分对原告为请求，然第229号判决竟仍认定被告得向原告请求，亦属违反民法第264条规定。又附表一编号⑴借款债权218万元中的130,800元利息系虚构并超收5,229元［下称⑱事由，即民事辩论意旨状事实理由栏三、（四），本院卷第322页至324页］。综上，第229号判决既有显然违反证据法则及民法第264条规定，就此部分所为判断，即无争点效适用，原告自不受该判决判断之拘束。另外，第229号判决认定原告已清偿债务1,189,115元，此部分有该判决争点效之适用。又第229号判决未认定原告已清偿565,200元部分，后来经高院第244号判决认定为实在，故而原告已清偿债务1,189,115元、565,200元，均有判决争点效的适用。
（四）综上所述，依⑪、⑫、⑱事由，系争支票之债务仅余834,771元（票号31376号、31377号、36421号、36424号支票4纸，面额合计84万元债务，扣除⑱事由超收5,229元），然依⑬至⑰事由，原告对被告另有债权或已清偿债务合计637,481元（199,000＋235,833＋135,000＋67,648＝637,481），并得就死会债务35万元拒绝履行。经计算后被告超额受偿1,776,780元［计算式：（1,754,315－130,245）＋637,481＋350,000－834,771＝1,776,780］。上开情形，换句话来说明，即被告对原告之债权只有834,771元，被告却利用84万元之4张支票为执行名义，向原告搜刮取得2,611,551元（1,754,315－130,245＋199,000＋235,833＋67,648＋350,000＋135,000=2,611,551），超收1,776,780元（2,611,551－834,771＝1,776,780）。爰依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提起本件诉讼等语。并声明：（一）被告应给付原告1,776,780元，及自起诉状缮本送达翌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周年利率5%计算之利息。（二）愿供担保，请准宣告假执行。
二、被告则以：原告与被告之间并非只有系争支票之债权债务关系，实则原告积欠被告300多万元债务，后来陆续清偿146万元，尚积欠本金1,913,930元，被告仅就其中184万元之支票主张权利，并非谓原告仅欠184万元债务，原告如此事后颠倒是非的主张，应负举证责任。而被告请求原告给付票款，业经台北地院71年度诉字第2910号判决被告胜诉确定。原告于强制执行程序中，提起债务人异议之诉，并经高院第244号判决确定。原告应充分举证说明被告受偿为何无法律上原因。然原告在过去30几年，纵使违反一事不再理、违反既判力，仍反覆提出无数诉讼，欲以其主观认知再去界定双方权利义务，所幸均未得逞，例如原告对被告诉请返还不当得利，经台湾高等法院104年度上字第1212号判决原告败诉，后来最高法院以105年台上字第828号裁定驳回原告上诉而确定。该案自102年迄至105年三审定谳，历时3年多，本件原告再以同一原因事实提起不当得利请求，难道要被告再陪原告另一个3年多吗？原告所为实属滥行起诉，应依法加以裁处罚锾，以阻止原告诉讼权利之不当行使等语，以资抗辩。并声明：（一）原告之诉及假执行之声请均驳回。（二）如受不利之判决，愿供担保请准宣告免为假执行。
三、本院之判断：
原告主张第229号判决认定被告对原告之债权为附表一编号⑴至⑶债权，合计2,610,800元，此部分认定违背证据法则，故无第229号判决争点效之适用，以及其有⑪至⑱事由，仍得于本件再行提出主张争执，在审酌⑪至⑱事由后，就被告对原告之债权，原告确实因超额清偿而对被告有不当得利请求权等语。然原告的主张为被告所驳斥，称原告违反一事不再理、违反既判力，仍反覆提出无数诉讼。是以，本件应审究者，为本件诉讼标的是否为前案事件既判力效力所及，以及原告所主张之被告对原告之债权并非如第229号判决认定之附表一编号⑴至⑶债权，合计2,610,800元，以及⑪至⑱事由是否无第229号判决既判力及争点效之适用。就上开争点，兹说明如下：
（一）按民事诉讼法第400条第1项所称既判力之客观范围，不仅关于其言词辩论终结前所提出之攻击防御方法有之，即其当时得提出而未提出之攻击防御方法亦有之。是为诉讼标的之法律关系，于确定之终局判决中经裁判者，当事人之一造以该确定判决之结果为基础，于新诉讼用作攻击防御方法时，他造应受其既判力之拘束，不得以该确定判决言词辩论终结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击防御方法为与该确定判决意旨相反之主张，法院亦不得为反于确定判决意旨之认定，亦即当事人于既判力基准时点前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击防御方法，因该既判力之遮断效（失权效或排除效）而不得再为与确定判决意旨相反之主张，此乃法院应以「既判事项为基础处理新诉」及「禁止矛盾」之既判力积极的作用，以杜当事人就法院据以为判断诉讼标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否之基础资料，再次要求法院另行确定或重新评价，俾免该既判力因而失其意义（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629号判决意旨参照）。次按学说上所谓之争点效，系指法院于确定判决理由中，就诉讼标的以外当事人所主张之重要争点，本于当事人辩论之结果已为判断时，除有显然违背法令，或当事人已提出新诉讼资料足以推翻原判断之情形外，于同一当事人就与该重要争点有关所提起之他诉讼，不得再为相反之主张，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断，以符民事诉讼法上之诚信原则而言。是争点效之适用，必须前后两诉讼当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争点之判断非显然违背法令，及当事人未提出新诉讼资料足以推翻原判断等情形始足当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81号裁定要旨参照）。
（二）本件原告起诉之诉讼标的为第229号判决及高院96年第11号判决既判力效力所及，原告再行起诉，为不合法。
1.经查，第229号判决系原告就其对被告之债务，以其有附表一编号①至⑩之事由，计算后有超额清偿，而起诉请求被告返还超额清偿之不当得利931,248元及迟延利息，经法院审理后，以附表一所列之理由，认被告对原告有附表一编号⑴至⑶之债权，数额大于原告清偿数额，而认原告主张不可采，于83年7月21日判决驳回原告之诉确定乙节，有该案判决可凭（见本院卷第18页至28页）。可知第229号判决就「原告并无因超额清偿其对被告之债务，而对被告有不当得利请求权」此一法律关系，已为判断。故原告对被告之「931,248元及迟延利息之不当得利请求权不存在」乙节，两造均应受该判决既判力之拘束，不得以该确定判决言词辩论终结「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击防御方法为与该确定判决意旨相反之主张，法院亦不得为反于确定判决意旨之认定，亦即当事人于既判力基准时点前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击防御方法，因该既判力之遮断效（失权效或排除效）而不得再为主张。同时第229号判决理由中，就诉讼标的以外当事人所主张之重要争点，本于当事人辩论之结果已为判断时，亦有争点效适用。而本件原告起诉，其诉讼标的为「原告就其所欠被告债务有超额清偿，而对被告有1,776,780元不当得利请求权」，与第229号判决相对照，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数额前后诉讼看起来不同，但只是计算上增减，实质上应认事实相同，即诉讼标的相同。故基于第229号判决既判力遮断效作用，原告仅能就第229号判决言词辩论终结「后」之事由再为主张。然而观之原告于本案就附表一编号⑴至⑶所示之债权数额之争执，以及提出⑪至⑱事由为争执，其中除了⑪、⑬及⑭事由系第229号确定判决言词辩论终「后」之事由外（详下述），其余均为第229号判决言词辩论终结「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事由，依前揭说明，均因第229号判决既判力遮断效作用，其后不得再为该与确定判决意旨相反之主张。原告再持上开第229号判决言词辩论终结「前」之事由，于本件主张其对被告有不当得利请求权，即非可采。
2.其次，原告复再度于92年间对被告提起返还不当得利诉讼，其诉讼标的为「原告所欠被告债务有超额清偿，而对被告有不当得利请求权1,011,987元」，后经高院96年第11号判决，认定被告并无超额受偿之情形，有该案判决可凭（见本院卷第370页至第379页）。而前述之⑪、⑬及⑭事由虽是第229号判决言词辩论终结后发生之事由，但⑪事由是被告于高院96年第11号判决事件，于96年4月25日言词辩论时所自陈，⑬事由则是原告于本院87年度简上字第89号判决审理时主张抵销，至于⑭事由则为本院于88年4月14日以87年度简上字第177号判决确定，命被告给付235,833元及迟延利息，均为高院96年第11号判决言词辩论终结（96年4月25日）「前」所发生（均详下述），而得主张之事由。原告于高院96年第11号判决主张的不当得利数额与本件诉讼，看起来不同，但只是计算上增减，实质上应认事实相同，即诉讼标的应认相同，依前揭说明，即使原告于本件诉讼提出之事由，有属第229号判决言词辩论终结「后」之事由，然亦因高院96年第11号确定判决既判力遮断效作用，其后不得再为该与判决意旨相反之主张。原告本件再持上开高院96年第11号判决言词辩论终结「前」之事由，主张其对被告有不当得利请求权，即非可采。
3.承上，依诉讼程序之诚信原则及当事人公平之诉讼法理，原告就被告有无超额受偿此诉讼标的，应受第229号判决及高院96年第11号判决既判力之拘束，不得再就相同诉讼标的，就言词辩论终结前所提出或得提出之事由，于既判力基准时点后，再重新起诉，要求法院重新为不同的评价，而为与确定判决意旨相反之主张。是原告主张其得再请求重新审酌附表一编号⑴至⑶所示之债权数额，以及⑪事由至⑱事由，认定被告超额受偿云云，自属无据。
（三）原告固从争点效之观点，主张第229判决所认定被告对原告之债权为附表一编号⑴至⑶债权，合计2,610,800元，并无争点效之适用等语。经查：
1.纵认第229号判决之诉讼标的与本件诉讼标的并不相同，而依前揭第229号判决内容，可知该判决就被告对原告之债权究竟系原告主张之209万元，或被告主张之2,610,800元，此一重要争点，所依凭之证据除前揭原告提出之刑事判决，尚有原告所不争执之债权计算书等证据，并本于当事人辩论之结果而为「附表一编号⑴、⑵、⑶债权合计2,610,800元可采」之判断（见本院卷第22页至24页），其并非就被告对原告之债权是否为「系争本票（面额合计209万元）+票号34921号（面额12万元）、153067号支票（面额5,000元），面额合计2,215,000元」乙节为判断，且再依附表一编号⑴之借款债权数额为218万元，亦低于「2,215,000元」，亦可见第229号判决就「附表一编号⑴之借款债权数额为218万」之判断，并未将票号34921号、153067号支票再计入被告之债权中，是以原告此部分对第229号判决之指摘，应有误解。换言之，原告所持上开事实理由，并不能凭认第229号判决之判断有何显然违背法令情形。况且，原告于本件诉讼，亦仅就第229号判决内原有之证据资料，再为另行解读推论，作为本件再行起诉之论据，并非已提出足以推翻原判断之新诉讼资料，则原告主张其不受第229号判决所为此部分判断之争点效拘束云云，自无可采。
2.再者，原告主张被告就本院87年度简上字第177号给付合会金事件，于88年3月31日言词辩论时，自陈系争支票债务209万元系结算前开甲合会、乙合会竞标金199,000元、235,833元，以及原告因该2合会终会时，所产出之死会债务35万元（即包括附表一编号⑶死会债务26万元）。然而被告未给付原告甲合会、乙合会竞标金199,000元、235,833元，原告就死会债务35万元得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拒绝被告之结算等语。按因契约互负债务者，于他方当事人未为对待给付前，得拒绝自己之给付。但自己有先为给付之义务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64条第1项定有明文。所谓同时履行之抗辩，乃系基于双务契约而发生，倘双方之债务，非本于同一之双务契约而发生，纵令双方债务在事实上有密切之关系，或双方之债务虽因同一之双务契约而发生，然其一方之给付，与他方之给付，并非立于互为对待给付之关系者，均不能发生同时履行之抗辩（最高法院59年度台上字第850号判决要旨参照）。查，原告称甲合会及乙合会均为颜文崇（被告之夫）所召集之合会，被告系受原告委托投标而取得会款，则被告取得会款后应交付予原告之义务系基于「被告与原告间委任契约」而来，至于原告死会后，所负交付死会款之义务系基于「原告与颜文崇间合会契约」而来，并非「被告与原告间」合会契约而来，可见「被告给付原告得标会款」及「原告给付死会款」债务（第229号判决中，原告并未争执非会首之被告对原告有死会款债权乙节。另外，高院96年第11号判决亦认定原告已承认被告对其有会款请求权。既经法院二度审理确认。本件原告再以被告取得死会款债权，违反民法第409条之8会首非经会员全体之同意，不得将其权利及义务移转于他人之规定，故主张被告不能对原告取得该部分债权云云，此部分依争点效，自不能认原告主张可采），并非同一双务契约所生，且立于对待给付之关系，故原告主张其于被告交付因受委任投标取得之会款199,000元、235,833元前，得拒绝自己给付死会款35万元，被告就35万元部分不能结算云云，并非可采。
3.综上，纵认第229号判决之诉讼标的与本件诉讼标的并不相同，第229号判决就被告对原告之债权数额此一争点，所为「2,610,800元」之判断，于本件亦有争点效适用，两造于本件审理时均应受该判决认定之拘束。原告主张不受该判决判断之拘束云云，并非可采。
（四）再依争点效观点来看原告主张⑪事由至⑰事由无第229号判决争点效适用，有无理由：
1.原告主张依⑪事由，被告已抛弃部分支票债权等语。经查，被告于另案高院96年第11号判决事件，于96年4月25日言词辩论时，自陈抛弃票号31381号、34906号支票权利，此有该案言词辩论笔录可佐（见本院卷第30页至36页），堪信为真。而此事由系在第221号判决后所发生之新诉讼资料，非第229号判决之争点，固无该判决所生争点效之适用，然既为高院96年第11号判决既判力遮断效作用，之后自不能再行主张。
2.⑫事由部分：原告主张被告依⑫事由已受偿支票债权后，系争支票仅其余票号31376号、31377号、36421号、36424号支票4纸，面额合计84万元债权等语。查，被告依台湾高等法院72年度票上易字第3465号、89年年度上更㈠字第151号给付票款事件对原告及陈清容取得执行名义，进而强制执行原告及陈清容财产，获偿100万元乙节，为被告所不争执，堪信为真。并有台湾高等法院89年度上更㈠字第151号判决在卷可佐（见本院卷第364页至369页）。上开事由是在第229号判决之后所发生，固无第229号判决争点效的问题。然票号009243号支票债务100万元，因被告及陈清容分别受强制执行而清偿，因清偿而消灭。此部分支票债权若自2,610,800元债权分离，即扣除此部分债权后，被告对原告之债权为1,610,800元。但同时，第229号判决认定陈清容所为清偿130,245元，亦不能再作为分离后债权1,610,800元之抵充（此外，下述⑰事由亦不能再作为分离后债权1,610,800元之抵充，详下述）。
3.⑬事由部分：原告主张被告前于70年6月1日受原告委任，参与竞标甲合会，约定所得会款199,000元，用以抵销原告积欠之4纸支票债务84万元，但被告未依约抵销等语。查，依原告提出本院87年度简上字第89号判决（见本院卷第40页至44页），原告诉请被告给付受托所取得之得标会款199,000元，该判决认经原告向被告为抵销84万元支票债务之意思表示时，该会款199,000元之债已消灭。则应认⑬事由所示之199,000元会款，系因抵销84万元支票债务而消灭。而此一事实，固系第229号判决确后所发生之事实，并未违反第229号判决之争点效，然既为高院96年第11号判决既判力遮断效作用，之后自不能再行主张。
4.⑭事由部分：原告主张被告前于70年6月1日受原告委任，参与竞标乙合会，所得会款235,833元未交付予原告，原告前曾诉请被告交付，经本院于88年4月14日以87年度简上字第177号判决确定，命被告给付235,833元及迟延利息等语。查，此部分事实系于第229号判决言词辩论终结后发生之事实，不在第229号判决审理之争点中，并未违反第229号判决之争点效，然既为高院96年第11号判决既判力遮断效作用，之后自不能再行主张。
5.⑮事由部分：原告主张被告就前述本院87年度简上字第177号给付合会金事件，于88年3月31日言词辩论时，自陈系争支票债务209万元系结算前开甲合会、乙合会竞标金199,000元、235,833元，以及原告因该2合会终会时，所产出之死会债务35万元。而被告既未给付原告甲合会、乙合会竞标金199,000元、235,833元，原告就死会债务35万元得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拒绝结算等语。此部分前已说明原告同时履行抗辩不可采。况原告已以其对被告之199,000元、235,833元会款债权，与被告对原告之债权为抵销，如前所述（即⑭事由），经抵销后，其对被告之199,000元、235,833元会款债权已消灭，则原告亦无就死会款行使同时履行抗辩之余地。由这一点来看，亦可知原告主张计算被告对原告之债权不得将之列入计算（如将之列入，对被告而言即超额受偿死会款35万元）云云，并无可采。
6.⑯事由部分：原告主张被告于第229号判决事件审理时，于83年4月26日提出民事辩论意旨状，自认就系争支票，已受领原告清偿135,000元等语。查，依第229号判决认定，原告向被告借票175,000元，仅偿还135,000元，尚欠4万元（见附表一「被告主张债权」栏⑵）。可认原告主张固然属实，但第229号判决认定被告对原告之债权2,610,800元，并未包括被告已偿还之135,000元，则原告以此主张被告有超额受偿，自非可采。
7.⑰事由部分：经比对原告本次起诉之⑬至⑰事由，与第229号判决之事由（附表一编号①至⑩事由），原告所主张消灭债务之事由，其中⑰事由与附表一编号⑧事由，均系针对许沈米妹于00年0月间交付被告67,648元提存金之事，系同一事由。而附表一编号⑧事由，虽经第229号判决认定许沈米妹于00年0月间交付被告67,648元提存金之事，系清偿陈清容之债务，而非清偿原告之债务。然原告于该判决确定后，提出90年11月14日台湾高等法院89年度上更㈥字第244号判决为佐（见本院卷第146页至148页），主张许沈米妹于73年8月2日交付67,648元提存金予被告系代偿原告之债务，而非清偿陈清容之债务。审酌台湾高等法院以89年度上更㈥字第244号判决系依证人苏章巍之证述，以及许沈米妹之指述，以及被告对陈清容强制执行，于76年间声请执行法院发给债权凭证时，并未将67,648元列为清偿款，予以扣除等情，而为许沈米妹交付予被告之67,648元，系代偿原告之债务之判断。是以固应认原告此部分主张（即第229号判决认定67,648元系清偿陈清容之债务，无争点效之适用）可采。但再查，原告于台湾高等法院89年度上更㈠字第151号审理被告请求原告及陈清容给付100万元票款时，复又主张许沈米妹交付予被告之67,648元，系代偿原告之100万元债务，经法院采信，而于100万元支票债务扣抵乙节，此有该案89年10月17日所为判决可佐（见本院卷第364页至369页）。本件被告就100万元支票债权，应自2,610,800元债权分离，而原告既以许沈米妹交付予被告之67,648元作为100万元支票债务之清偿，自不能再以之扣除此其余原告之债权。是以原告此部分主张并非可采。
8.综上，原告于第229号判决后再提出⑪至⑰事由，其中⑪被告已抛弃部分支票债权25万元、⑬事由199,000元、⑭235,833元部分，固未经第229号判决时列为争点而为调查证据及言词辩论，而无第229号判决争点效之适用，然既为高院96年第11号判决既判力遮断效作用，之后自不能再行主张。是以，应认原告之主张为无理由。纵再认高院96年第11号判决既判力遮断作用不及于本件原告之主张，经计算原告提出之全部事由，如附表二所示，被告对原告之债权金额与原告可消灭债权金额之差额亦仅42,903元。而被告于答辩时已称其当时仅以支票主张权利（184万元），但绝非原告积欠的债务仅为支票所表彰的数额，故被告保有原告之清偿之正当性等语（见本院卷第220页），考量原告上开债权额之计算，均系就「本金」数额为计算基础，依第229号判决记载两造约定借款218万元，约定月息3分，仅70年9月及10月份2个月之利息即达130,800元，且原告自70年9月起即未付息之情形来看（见本院卷第20页），如加计利息，计算原告积欠被告之债务，实际上将不只第229号判决所认定之2,610,800元，亦可认被告所辩非属无稽之谈。故即令附表二示所示之被告对原告之债权金额与原告可消灭债权金额之差额有42,903元，仍不足凭认原告已举证证明其就被告之债权，已有超额清偿。是以本件原告并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有超额受偿之情形，其主张被告应返还不当得利，并无可采。
四、从而，原告依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请求被告应给付原告1,776,780元，及自起诉状缮本送达翌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周年利率5%计算之利息，为无理由，应予驳回。原告之诉既经驳回，其假执行之声请亦失其依据，应并予驳回。
五、本件事证已臻明确，两造其余攻击防御方法及证据，经审酌后，认对于判决结果均无影响，爰不一一论述，并此叙明。
六、诉讼费用负担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78条。
中 华 民 国 112 年 9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铭宏
以上正本系照原本作成。
如对本判决上诉，应于判决送达后2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若委任律师提起上诉者，应一并缴纳上诉审裁判费，否则本院得不命补正迳行驳回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