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撰拟民、刑案件书状：确认「案件事实」、构思「诉讼策略」、拟定「案件争点」、内容条理分明

要撰拟一份优质的民、刑案件书状，其中有何祕诀？以下要领及案例，可供大家参考。

确认「案件事实」

官司胜败的核心在于「事实」，即所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建构诉讼事实」就如同盖房屋之基础结构，如果基础结构不够扎实，房屋就不可能盖的稳固。如果「事实不明」，又如何对其进行「法律评价」。但法官不是神，又如何知道哪些才是「真的」事实，哪些事实不是「当事人杜撰」。

「犯罪事实应依证据认定之」，所谓「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没有证据的事实，就可能出于「臆断推测」。刑事诉讼之「犯罪事实」，严格禁止「臆断推测」，但容许法官「自由心证」。证明事实之「证据」，不限于是「物证」（通常物证之说服力较高），也可能需仰赖「人证」；但无论是「物证」或「人证」是否可以采信？是否可以直接证明「待证事实」？还是得由法官依「自由心证」判断之；但法官的「自由心证」，也并非可以「为所欲为」、「恣意妄断」；法官之「自由心证」，必须符合一般人之「经验法则及论理法则」。但实务上，为何还常会有「恐龙法官」作出「恐龙判决」呢？就是因为这些「恐龙法官」之「经验法则及论理法则」，经常与一般人不同，也因此迭受抨击；司法院乃因而大力推动「观审制」（与英美法之陪审团制不同），让人民也能参与审判，目的就是希望能提升「裁判质量」，减少「恐龙判决」。

刑事案件，法官对事实之认定，必须遵循「严格的证据法则」，也就是「待证事实」与「证据」之间，不容许当中存在「合理的怀疑」；例如，轰动一时的美式足球明星辛浦森杀妻案，命案现场遗留一只血手套，但该手套尺寸太小辛浦森无法穿戴，又无其他直接证据证明他是凶手，刑事庭法官因此判决辛浦森无罪（血手套证物存在「合理怀疑」辛浦森未涉案）。但被害人家属对辛浦森同时提出民事赔偿请求，民事庭法官则判决辛浦森应该赔偿被害人家属，理由是辛浦森有明显的客观犯罪动机（其妻外遇）；此外，如果辛浦森没有涉嫌杀人，为何拒绝到案说明，为何要开车逃亡？不符常情（违背一般经验及论理法则）。可知，就证据举舍及事实判断，民事案件要比刑事案件宽松。

刑事案件，基于「无罪推定」原则，检察官应负积极的举证责任，被告不须自证自己无罪；反之，民事案件通常是由「主张事实」者，负举证责任。例如，病患主张医生有业务过失，应负赔偿责任（原则应由主张医生有过失之病患负举证责任）；但因医疗行为具高度专业性，一般老百姓并无能力具体证明医生有何医疗过失；此等情形，医生就须证明其施行之医疗行为，符合一般医疗常规没有过失，此即所谓「举证责任倒置」问题。

构思「诉讼策略」

无论是民、刑诉讼，打官司前皆应先想好一套诉讼策略；以刑事案件之被告为例，究竟是要否认犯罪，作无罪答辩；还是要坦承犯行，请求法官从轻量刑。如果犯罪事实已很明确，就切忌饰词狡辩，以免被认为是犯罪后态度不佳，被从重量刑。

当案件事实未明时，诉讼策略自可「相对保守」，不须急着自白，随案情发展「事证揭露程度」，再决定认罪与否也还不迟。基于「案重初供」之采证心态，如果已「承认」之事实，嗣后又加予「否认」，说词前后不一，法官通常会采纳最先供述之说词作为判决依据，就是基于「案重初供」之心证原则。因之，对待证事实承认已否，案情不明时宜相对谨慎，以免「言多必失」。

民事案件对事实的承认，称之为「自认」；对自认之事实，除非事后能证明是出于「错误」，否则要推翻已自认之事实并不容易，民事法官通常也会以当事人自认之事实作为判决依据。

拟定「案件争点」

「案件争点」就是法官审理的重心。刑事案件基于「罪刑法定主义」，凡法律所未明定之处罚行为，均不得「比附援引」「类推适用」其他罪名，以免侵害人权。例如，甲学生搭捷运霸占「博爱座」，拒不礼让给老弱妇孺；甲学生只是欠缺公德心，法既无处罚不让座之行为，就不能比附援引刑法之「窃占罪」，对甲学生科以刑罚制裁。

行为人涉犯刑事案件，一旦进入侦查程序，检察官一定要先告知「涉犯罪名」，否则嫌疑人又如何对所涉罪名进行答辩；而因任何罪名，皆有其「犯罪构成要件」，因此嫌疑人就应针对「犯罪构成要件」，构思答辩方向，拟定「案件争点」。例如，刑法第335条普通侵占罪，其「犯罪构成要件」为：（一）行为人须为「持有他人所有物」者。（二）须有变持有之意思为所有之意思（故意犯）。（三）须有为自己或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图（犯罪目的）。（四）须有侵占之行为（犯罪行为）。（五）须对他人之财物为之（犯罪客体）。刑事案件被告是否成立犯罪，必须其犯行完全契合「构成要件」，缺一不可。因之，被告须针对「构成要件」，构思答辩方向，才不至于「隔靴搔痒」作白工，或「鸡同鸭讲」不知所云。

民事案件之「诉讼请求」（或称「诉之声明」）皆必须有「法律依据」，称之为「请求权基础」，即所谓「请求之法律依据」。例如，甲「诉之声明」请求被告乙给付100万元。其「法律依据」（或法律关系）有可能是「承揽」、「买卖」、「借贷」或「侵权行为」、「不当得利」等；不同的「法律关系」，有其不同之「构成要件」及「请求权时效」，绝不能混淆；因此必须针对「诉讼请求」所依据之「法律关系」，拟定「案件争点」。；如果「法律关系」不明确，「案件争点」势必无法成形；例如，南山人寿之业务员，究竟与南山人寿公司间是「承揽关系」或「僱佣关系」，即是应仰赖法官审判之「案件争点」。但「法律关系」也不一定只有一种，当事人得就可能涉及之各种法律关系，一并提出主张，让法官择一判决：例如，原告请求被告给付100万元，其依据为「侵权行为」或「不当得利」或「委任关系」，如不确定，均可一并提出，让法官择一判决；但无论是答辨或事实主张，皆不宜偏离法律关系所涵涉之「构成要件」内容，否则就会变成「空包弹」。此外，民事案件可以「比附援引、类推适用」相关法律关系（刑事案件则不得「比附援引、类推适用」相关罪名）；例如，甲将不动产「借名登记」于乙名下，此等「借名登记」关系，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实务上就可类推适用民法的「委任关系」。

实务见解

民事案件之「案件争点」与「法律关系」两者相互依存，刑事案件之「犯罪构成要件」与「案件争点」更是唇齿相依，密不可分。

确定「案件争点」与「法律关系」之后，紧接就是确定适用之法律条文，及搜寻法院相关案例见解参酌运用。商业周刊曾经报导在大数据年代，医生及律师未来都可能是会被淘汰的行业，就是因为案件需要利用大量案例及资料进行归纳分析，并针对「案件争点」援引最适当之法律见解说服法官接受我方观点，以免「言之无物」，沦为空谈；而这些搜寻及归纳分析工作，没有比计算机更能胜任。幸运的是，我国司法体制属于「成文法制」，有一本简明「六法全书」可供依循；与英美法之「判例法制」必须借重大量案例见解不同；此外，审理案件的法官是「人」，而不是一部「计算机」，因此短期间，律师似应还可「存活」一段时间。

书状内容应条理分明

案件争点与法律关系已明确，资料也皆已搜集完备后，接下来就是书状内容的铺陈及排列组合。书状内容的排序，须针对「案件事实」、「案件争点」、「法律关系」、「实务见解」、「当事人的诉求」等顺序，逐段逐项答辩及论述，马虎不得。

由于目前的书状皆是计算机打字，它的优点是可以任意编排字型、字体、粗细、大小、间距等，应有一些变化，以达吸睛效果，避免太过单调。

法律书状通常比较枯燥，因为是解决纷争，内容就难期活泼；但好的书状宜带有情感，毕竟看状的法官是人，不是机器，只要是人就有情感，以情感动摇法官自由心证，总比平铺直叙效果会来的震撼，无论是民、刑案件皆然。例如，甲学生热心背负残障之乙同学上楼梯，甲学生一时失足滑倒，致乙同学受伤，甲学生明显有过失；请问，甲学生应对乙同学负「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之民事责任吗？及甲应负「过失伤害」之刑事责任吗？如果单从「侵权行为」及「过失伤害罪」之「构成要件」而言，甲之行为客观上似已该当于「侵权行为」及「过失伤害罪」之「过失」要件；但如处罚热心助人的甲，显然又不符合人民对司法的期待情感，亦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惩罚热心的好人）；因此无论是民事赔偿责任或刑事过失伤害罪，既皆以甲之行为有无成立「过失」作为归责要件，而法官内心若已有不对甲处罚之情感在内，此等情形，法官即可本诸「衡平原则」，严格检验甲之行为有无具备「应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过失要件」；或以甲之行为欠缺「实质违法性」之理由，判决甲无罪。民事上，法官或依「衡平原则」从严评价侵权行为之「过失」构成要件，或依民法第148条第一项「权利之行使，不得违反公共利益，或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第二项「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等「诚信原则」规定，驳回原告之赔偿请求，均是符合社会公平正义之判决；是可知，「诚信原则」、「公平正义」、「权利之滥用原则」等，毋宁是民、刑诉讼最基本之指导原则，撰拟诉讼书状，自宜灵活运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