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信任度倒數！修法建議：杜絕大法官提名黨派化，切斷提名權與政黨利益的綁定鏈條，六方面協同進行司法改革，重塑人民對司法信任
「臺灣社會信任調查」是2000年許士軍教授時任「中華民國群我倫理促進會」理事提議，該調查延續進行了23年（截至2024年05月17日），總共完成12次。「2024年臺灣社會信任調查」，委託「遠見民意研究調查」，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包括民眾對社會各種角色的信任程度，以及民眾對於政府施政表現評價。司法信任度分化明顯：
員警信任度（70.0%）顯著高於法官（45.8%），後者僅高於排名墊底的立法委員（38.1%）和記者（32.8%）
臺灣民眾最信任角色的前五名：
家人（94.9%），
醫生（87.5%），
中小學老師（81.7%），
基層公務員（72.7%），
員警（70.0%）；
最不信任的五名則是：
新聞記者（32.8%），
立法委員（38.1%），
法官（45.8%），
縣市議員（47.5%），
中央部會首長（49.9%）。
此外，臺灣民意基金會2024年7月就曾公佈一份，民眾對國家公務員好感度排名，結果，「法官」居最後一名。七類國家公務員的人民好感排行榜依序是：
第一，員警71.1%；
第二，軍人 65.6%；
第三，政府稅務人員64.1%；
第四，檢察官 54.1%；
第五，一般行政官員 50.7%；
第六，情治單位人員 47.2%；
第七，法官40.5%。
大法官提名黨派化已成為侵蝕司法獨立與公信力的全球性難題。這一問題在美國尤為突出，其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已淪為兩黨角力的戰場，導致司法裁決日益政治化。臺灣這十多年的完全執政實踐（跨黨派）顯示，擁有國會多數席位的執政黨，通過對司法院、監察院的人事提名權和任命權，完全掌控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離“有名無實，制衡機制失能”，司法信任度倒數！要破解這一困局，需從制度設計、程式透明、任期調整、倫理約束及社會監督等六方面協同進行司法改革，重塑人民對司法信任。
一、切斷提名權與政黨利益的直接綁定鏈條
◆ 設立跨黨派獨立提名委員會：由法官協會、律師公會、學術界及公民代表共同組成委員會，提出候選人短名單，委員會成員需跨黨派，且法律界人士占比不超過50%。
◆ 職能隔離：總統僅能從委員會推薦名單中選擇提名人，避免直接安插親信。
◆ 迫使執政黨尋求跨黨派支持，大法官任命推行“超級多數決”同意門檻。將立法院現行簡單多數決改為需2/3（或3/5）以上同意，門檻設為簡單多數，在一黨完全執政的情況下，將加劇黨派對立，實質否定三權或五權分離與制衡機制。
二、程式透明化，壓縮暗箱操作與政治交易空間
◆ 強制公開利益關聯審查：被提名人需完整披露接受的捐助、政黨活動及利益衝突。
◆ 建立“隔離期”制度：曾任政黨要職者需間隔5年方可被提名。
◆ 公開聽證直播：全程直播提名聽證會，並開放公民提問（如民間團體要求被提名人回應憲政問卷）。
◆ 第三方專業評估：由法學會、人權組織發佈候選人司法理念評估報告，弱化政黨標籤影響（如美國律師協會ABA評級制度）。
三、深化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原則，推動同類同判機制
◆ 建立司法大數據平臺，同類案例或判例要有同類的判決，防止司法雙標；要求推翻先前重要判例需絕對多數決（如五分之四以上，或一致決議），防止黨派更迭後激進反轉。
四、任期與規模調整，稀釋政黨控制的長期影響
◆ 錯開任期，動態調整法官人數：每兩年更換幾名大法官，降低單次提名戰略價值。
五、強化司法倫理與非政治化保障
◆ 將《法官倫理行為準則》從自律規範升格為法律，禁止大法官參與政黨活動或接受金主資助（如美國大法官托馬斯被曝收受富豪政治獻金）
◆ 設立跨黨派倫理法庭：對違憲干預政治的法官啟動彈劾（借鑒比利時混合法庭模式）
六、公民社會參與，構建外部監督防火牆
◆ 編列預算，資助公民團體定期發起“司法公信力評估”或大法官評分。
◆ 編列預算，獎勵媒體深度報導：調查提名背後的金流與遊說網路（如曝光聯邦黨人學會16億美元秘密獻金）。
小結：法官提名去黨派化的核心在於 “以制度隔離政治，以透明換取信任”，唯有當法官不再被視作“穿黑袍的政客”，司法獨立方能真正成為民主的基石，而非政黨鬥爭的工具。
▶ 司法獨立與司法公正之關係
司法獨立確保法官能不受不當干預，公正地審判案件，而司法公正則指司法審判的結果應當是客觀、公平，符合法律，不偏不倚。司法獨立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制度前提，司法公正是司法獨立的價值歸宿。
第一，司法獨立：司法公正制度性前提
核心內涵：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權、立法權、社會輿論及利益集團干預。
制度要件：
◆ 職務保障：非因法定事由不調職、免職；
◆ 財政自主：法院預算獨立編制（德國聯邦法院預算直撥）；
◆ 裁判豁免：實體裁判不受追責（僅行為失範可被懲戒）。
第二，司法公正：司法獨立價值性目標
◆ 程式公正：庭審直播、程式透明，控辯平等、律師辯護全覆蓋（尤其是偵查訊問階段實質律師在場權），非法證據排除、審判中立。
◆ 實體公正：AI類案推送、建立同類案同判機制；強化裁判說理、裁判結果符合法律與普遍正義觀。
最後，需強調二點：其一，司法獨立不等於孤立，法官仍需受倫理約束；其二，司法公正包含“程式公正”與“結果公正”，程式透明的實體裁判對獲得社會公信力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 司法獨立不意味司法公正
司法獨立與司法公正之間並不能直接畫上等號，現實中確實存在獨立但偏頗的司法裁決。司法獨立為公正提供制度保障，但獨立本身無法自動生成公正。
第一，司法獨立只是公正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必要條件：司法獨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礎。 如果司法機關受到來自其他權力機構或個人的干涉，那麼法官就無法做出公正的判決，也無法保障當事人的權益。 例如，如果法院受到政治壓力，法官可能被迫做出違背法律的判決，這就違反了司法公正的原則。
不是充分條件：為何獨立≠公正？在於司法獨立的局限性
◆ 法官主觀性無法消除：獨立裁判權使法官可依據個人價值觀或偏見（而非法律）斷案。
◆ 精英偏見風險：法官終身職是為了實現「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的目標，同時也鼓勵法官長期從事審判工作，累積經驗，提升專業能力和專業性化水準，但終身職法官觀念易脫離社會變遷。
第二，獨立無法覆蓋公正的多元維度，公正還需要多元價值平衡
1、程式公正。超期審理，程式拖遝變相剝奪正義。
2、實體正義。法律本身也可能存在不完善之處，如法律滯後性，導致判決結果不盡如人意。
3、分配正義。富人更易獲保釋、優質法律服務。
4、文化正義。忽視少數群體權益（如原住民土地權）
第三，制度修補讓獨立走向公正
1、強制公開裁判文書法律推理與價值權衡，含少數或反對意見。
2、大數據AI監測"類案偏離度"，杜絕同案不同判，及司法雙標。
3、人工智慧輔助量刑，推送類案量刑區間，壓縮量刑自由裁量懸殊空間。
4、加強對不適任法官的彈劾機制，尤其是對濫用自由心証和濫用裁判獨立的彈劾。
5、倫理監督外部化，職位法庭應有達半數的公民代表(含律師、學者、專業人員)，避免"官官相護"。
6、司法透明化，國民參與司法。現在的國民法庭幾乎成了“擺設”，遭到司法界消極抵制。未來修法建議，凡是引起社會屬目的重大刑事案件，尤其是涉及高知名度政治人物的案件，當事人皆可申請法庭審理直播，適用國民法庭一審，大國民法庭二審。
小結：獨立的法官也可能作出不公正的判決，司法公正不僅在於法官是否獨立，而更在於獨立的法官是否被有效約束在追求公正的軌道上。
▶ 公眾信任、司法獨立、司法公正之關係
司法獨立是司法公正的制度前提，司法公正是贏得公眾信任的實質基礎，公眾信任反過來使社會認同司法獨立，三者構成現代法治社會的“金三角支架”，缺一不可。
世界銀行研究顯示，司法獨立指數每提升1單位，冤錯案率下降0.7%。歐盟司法效率指數（JET）表明，程式透明度每增10%，公眾信任度升7.3%。
當公眾信任法院，更易接受不利裁判，社會形成“捍衛司法獨立”共識，反向約束權力越界干預；當信任流失時，將誘發干預，一是總統借“反腐民意”施壓最高法院，二是民粹立法，公眾因不信任司法，支持政府修法限制法官調查權。匈牙利執政黨憑藉完全執政，趁機修法控制法官任命，司法信任度跌至32%，導致司法權威崩塌；反之荷蘭因公民參與監督，信任度78%使法官更有底氣抵抗干預。
正向迴圈：獨立裁判→裁判公正→公眾認同→減少干預→更強獨立（如荷蘭司法信任度78%支撐高獨立性）；
惡性循環：干預裁判→公正受損→信任流失→更多干預（如匈牙利司法信任度僅32%，獨立蕩然無存）。
司法權威不靠法袍與法槌，而源於每一份讓公民信服的判決。 唯有當公眾在裁判中看見正義，司法獨立才真正具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