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憲政爭議核心：大法官及司法院長提名去政黨化和多元化，否則所有的司法改革都只是形式枝節修補，制度本質未變，即仍是總統化的司法體制
憲法訴訟法修改之大法官評議人數門檻的爭議本質，源於幾乎所有憲政機關的首長提名源頭都在總統，導致名義上分權、實質上一元化的權力結構。三權或五權「分離制衡」：機制失能、有名無實。
這其實是目前台灣《憲法訴訟法》與「憲法法庭制度」最大的結構性矛盾、也是最棘手的制度性矛盾：
「憲法明文是五權分立，但實際運作是『行政總統制下的黨政一體』，使得總統掌控大法官提名權、行政權、司法院人事權，而唯一能制衡的立法院，卻常被『卡死』或邊緣化」。
也就是說——即使立法院有審查權，但只能被動同意與否。只要總統壟斷人事提名來源，這是變相的政治任命，整個「司法制度改革」都只是形式改良，本質仍是總統化的司法體制。
一、制度層面：總統化司法的制度結構
台灣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規定：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
這樣的制度設計，在形式上仿效美國的「提名－同意」模式，但在實際運作中卻與美國差異極大：美國的三權分立基礎深厚，參議院聽證制度嚴謹、透明，媒體與公民社會監督強。台灣則是的政治實務下，尤其是完全執政的情況下，行政、立法由同一政黨控制，使「提名—同意」變成了政黨協調過程，而非制衡過程。
因此，大法官的提名程序在結構上傾向於總統與執政黨意志的延伸。這也導致司法權在政治生態中被視為「延長線」而非「平衡者」。
二、政治實踐層面：政黨化與一致性壓力
台灣的政治文化長期兩極化，導致：提名大法官時，外界往往首先關注「這是誰的人」；而非「此人是否具備超越政黨的憲法理念與法律思維」。
這使得大法官在政治爭議案件（如：總統權限、政黨違憲、選舉制度）中，容易被標籤化為「藍派」或「綠派」大法官，損及司法公信力。
更深層的問題是：大法官的思維多半仍以國家秩序、體制穩定為首要考量，而非個人權利保障為核心。
三、總統化司法體制的特徵
台灣當前的司法與憲政問題，許多看似是「制度設計瑕疵」或「司法人員素質」問題，其實根源在於——大法官提名權高度集中於總統，而立法院的「同意權」缺乏實質制衡功能。這使得大法官的政治中立性和社會代表性被架空，大法官組成幾乎全由當權政治聯盟主導，形成了「總統化司法體制」（presidentialized judiciary）。所謂「總統化的司法體制（Presidentialized Judiciary）」指的是：
（1）司法最高機關的組成人事由總統主導提名；
（2）立法院同意權形同橡皮圖章；
（3）大法官任期與執政週期疊合，形成政治共構；
（4）憲法法院的裁判實際上反映政權意志與政治時勢。
此種體制的特徵包括：
（1）人事權集中：總統掌握提名權，且常以政治忠誠、政黨派系平衡為主要考量。
（2）制衡機制失靈：立法院的同意權多為表決儀式，缺乏實質聽證與跨黨審查。
（3）憲法法院政治化：大法官的解釋常反映政治時勢與執政者偏好，導致社會信任危機。
（4）改革被「技術化」：司法改革會集中在程序、透明度、審理效率等「形式改良」，卻不觸及結構性的權力來源問題。
1999年以來的司法改革會議、2017年的司改國是會議，確實都未觸及「大法官提名機制」這個根本。所以結果是：法官評鑑制度、法官人事委員會、透明審理……都被改革，但司法體系的政治依附性仍存在。因此，若不改變提名結構，所有改革都只是包裝司法權的行政化現況。
四、總結
台灣憲政爭議的核心，不在法官的品格與訓練，也不在程序的透明與公開，而在於大法官及司法院長的產生機制長期被政黨權力所綁架。
若無法實現「提名去政黨化、組成多元化」，則所有司法改革皆屬形式修飾。台灣的司法體制仍將是「以總統為中心的司法權配置」——一個披著憲政外衣的行政化司法體制。
大法官及司法院長提名機制的去政黨化與多元化需要修憲
一、為什麼「去政黨化、多元化提名」必須修憲
現行憲法直接授權總統提名，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1項：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這條文明確將提名權歸屬於「總統個人」，且並未設置任何「事前程序」或「社會審查機制」。因此：只要不修憲，總統對大法官與司法院長的提名權就是憲法保證的個人權限；所有想用「法律」或「機關設置法」來設提名委員會的做法，若限制或取代總統提名，都會違憲。換言之，任何真正能落實「去政黨化」的制度（例如委員會提名、社會共選制、公開遴選）都必須修改憲法文字本身。
二、現行體制的政治化根源
（1）總統提名權：依據憲增條文第5條第1項 ，執政黨壟斷人事、司法從屬政治。
（2）立法院同意權：憲法依據同上，多數決形式化審查，缺乏實質制衡。
（3）無程序條款：憲法空白，提名過程完全不透明，任意性高。
這樣的設計在政治學上被歸為「總統主導型憲法法院（Presidential Dominant Constitutional Court）」，其典型副作用即是：大法官成為政權延伸；憲法解釋政治化；政黨輪替即憲法方向翻轉。
三、修憲方向建議
1、修改增修條文第五條
現行條文：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建議修正為：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大法官由「大法官提名委員會」公開遴選三倍人數，送請立法院依公開聽證程序選任之，並由總統依立法院決議任命。
制度效果：提名委員會取代總統個人提名權；立法院具實質審查與選任功能；總統僅行使形式任命。
2、增訂程序條款（可於新設第5條之1）
大法官提名委員會之組成，應具政治中立性與社會多元性，成員由立法院、司法院、全國律師團體、學術機構及公民社會代表組成。委員任期與政黨及公職人員任期錯開，不得隸屬政黨職務。
此條可明文化「去政黨化」與「多元化」兩原則。
3、附屬配套
明定提名與任命過程公開透明，並舉行公開聽證會；採固定任期與輪替制（例如8年，每2年更換四分之一）；增設「性別及專業平衡條款」。
四、比較法基礎
（1）德國。提名機制：聯邦議院與聯邦參議院共同選出；是否需修憲：否（原憲法設共同決定制）；特點：多元代表性高。
（2）加拿大。提名機制：行政主導但受司法任命委員會建議；是否需修憲：否（憲法未定提名程序）；特點：政治化程度低。
（3）南非。提名機制：憲法明定司法服務委員會提名；是否需修憲：是（寫入憲法）；特點：去政黨化成功。
（3）台灣。提名機制：憲法明定總統提名；是否需修憲： 需修憲；特點：政黨化根深蒂固。
結論：台灣若不修憲，就無法制度性解除總統壟斷。台灣司法改革二十年之所以無法根本去政治化，根源不在技術層面，而在憲法結構。
憲法明定的「總統提名、立院同意」架構，使任何改革都在總統權限的陰影下運作。因此，唯有透過修憲，將大法官提名改為多元、公民性與透明的制度，方能真正完成司法權的去政黨化，結束總統化的司法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