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因涉反滲透法案而遭羈押禁見的大陸配偶：滲透來源定義模糊，搜索羈押缺乏透明度，理由籠統抽象，執法標準被質疑為"亂槍打鳥"政治偵辦
新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發稿日期：114 年 11 月 27 日
聯絡人：襄閱主任檢察官 李超偉 聯絡電話：02-2261-6192
新北地方檢察署偵辦徐姓被告涉嫌違反《反滲透法》等案件，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說明如下：
本署檢肅黑金專組黃佳彥、林佳慧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偵辦被告徐○○等人涉嫌違反《反滲透法》等案件。114 年 11 月 26 日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搜索徐○○住居所等共 11 處，並帶回徐○○等 7 名被告及 12 名相關證人釐清案情。
經檢察官訊問後，認為：
一、徐○○（主嫌）
涉嫌犯下下列罪名，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湮滅證據、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已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並獲准：
《銀行法》§125 I
《刑法》§216、§215（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
《刑法》§339 I（詐欺取財）
《反滲透法》§4 I（受滲透來源指示、資助為直轄市市長候選人、總統候選人站台、造勢、宣傳支持）
《反滲透法》§9（受滲透來源指示、委託，為直轄市市長候選人站台、造勢）
法院已於今日下午裁定羈押禁見。
二、其他六名被告
涉嫌：
《反滲透法》§4 I（受滲透來源指示、資助為市長候選人、總統候選人站台造勢）
《刑法》§216、§215（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
《刑法》§339 I（詐欺取財）
檢察官已分別諭知其以新臺幣 15 萬元等不同金額交保，並限制出境、出海。
三、案件背景分析
（一）反滲透法近年成為重大政治偵查的重要法源
《反滲透法》自 109 年施行以來，實務上案件量雖不多，但近年因選舉周期接連到來，檢調機關在「金流與政治活動交集」的領域中使用本法的頻率增加。
本案涉及：
市長候選人、總統候選人之造勢、站台活動，
可能來自滲透來源（疑涉境外政治力量）的指示或資助，
以及金融金流與不實業務文書相關行為。
此種結合 政治獻金、選舉活動、境外影響操作 的模式，是近年反滲透法所意圖處理的新型態政治滲透典型樣態。
（二）選舉前的政治敏感案件
發稿日期為 114 年 11 月 27 日，距離明年縣市長選舉還有一年時間。此時期偵辦此政治性案件，必然伴隨：
候選人或政黨陣營的敏感反應；
輿論操作與外部政治壓力；
可能遭指控選舉介入或選舉干預。
因此，檢方偵辦此案，將面臨程序正當性、政治中立性等高度檢驗。
（三）反滲透法的「舉證結構」原本就高度困難
反滲透法罪名本質上涉及：滲透來源的認定、指示或資助的證明、行為與政治活動之間的因果鏈，因此多依賴：金流追查、通聯與數位資料、證人證述、境外證據查證（難度極高）。
本案大規模搜索 11 處與約談 19 人，檢方是否資料掌握度已達初步程度？！要不然怎會動用如此規模的偵查手段。
四、如何認定接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
核心原則：採「外部客觀事證 + 行為關聯性 + 因果性」三要素。認定「接受滲透來源指示、委託、資助」必須建立三條證據鏈：
滲透來源 → 指示/委託/資助的存在（來源鏈）
指示/委託/資助 → 被告（傳遞鏈）
被告 → 實際政治活動（行為鏈）
任何一環皆須有可證明的客觀事證，而非單純推測。
1、「指示、委託、資助」三大行為的認定標準
（1）指示（direction）— 必須證明由滲透來源提出明示或黙示的行動要求
指示的認定方式，包含明示與黙示兩種類型：
a、明示指示（直接證據）：書面、簡訊、電郵、微信/通訊軟體內容、會議紀錄、語音錄音、由境外人員直接提出「要求」、「指令」、「授意」。
法律例示：「請你為某候選人站台」、「幫我們操作某議題」、「將此資金用於影響選舉」
b、黙示指示（間接證據）：以事實推認存在持續、特定目的性之授意，如反覆提供政治行動要求、共同策略文件、行動綱領、長期合作模式（例如「你知道怎麼做」）、看似「默契式」的任務分工、金流與行動高度一致（資金提供後立即從事政治活動）
這類推定模式為美國 FARA、英國 FIRS 主要採用的方式。
（2）委託（engagement）— 必須證明存在任務性質的委任關係
委託不必有正式契約，只要行為具有任務性質（task-oriented）即可。構成要件：滲透來源要求某特定政治行為、接受者同意或默許執行、行為具有「代行他人意志」性質。
委託的客觀證據例示：LINE/微信中出現「拜託你處理」、「這件交給你去做」、同意擔任「顧問」「協力者」「代辦人」，受該來源提供非金錢的政治指導、策略，具有報告義務（如回傳成果、給予 feedback），參與境外勢力的策略會議、宣傳規劃。
重點：必須呈現“任務關係”而非單純互動。
（3）資助（funding/support）— 只要有金流或利益輸送即可成立
資助不必證明「政治目的」與出資者主觀意圖。只要資金或利益來自滲透來源，且用於政治活動，即屬資助。資助的認定方式：
a、金流證據（核心）：銀行轉帳、現金交付、第三方帳戶，政治活動費用由滲透來源支付（如機票、住宿、廣告費），以購買服務、捐贈、租借方式進行資金輸入。
b、非金錢資助：免費提供人力、場地、器材、影像製作、社群操作，傳遞機密資料、提供技能或技術，境外媒體大量協助宣傳。
c、具有政治性質的利益輸送：例如提供「配套、傳播管道、曝光機會」，即視為功能性資助。
2、實務認定的五大證據類型（英、美、澳共同使用）
（1）金流證據（最強證據）：交易明細、海外帳戶出入、代付政治活動費用、避免軌跡的拆單匯款、複雜轉帳鏈。多國實務認定「金流＋活動一致」即可推定資助存在。
（2）通訊紀錄（常見核心證據）：LINE、微信、WhatsApp 截圖、電郵、會議群組、社群平台訊息。例如：「活動費我們來負責」、「幫忙宣傳這個政策」、「我們這邊指示如下」。
（3）會面與接觸紀錄：境外人員來臺會談、共同出席政治活動、在境外與統戰單位接觸、高頻率聯繫（英國 FIRS 主要依此認定）。
（4）行為一致性（circumstantial evidence）：與滲透來源目標一致之行為，可視作推定指示存在的輔助證據。資金到位後立即展開特定政治活動，與滲透來源倡議方向高度一致，無其他合理行為動機。美國 FARA、英國 FIRS 皆視此為「實質控制」判斷基礎。
3、認定標準的三階段測試
（1）第一階段：來源性認定：是否可確認行為或資金「與滲透來源」存在關聯？標準包括：金流源頭是否來自滲透來源？通訊中是否可確認境外人員身份？是否有策略文件、邀請函等由滲透來源提供？
（2）第二階段：指示／委託／資助行為之認定：是否有足夠事證證明已接受滲透來源之。指示（明示或黙示）、委託（任務性質）、資助（金錢或利益）。標準包括：是否取得任務指示？是否有資金流入？是否存在報告關係？
（3）第三階段：政治行為之因果鏈認定：是否能證明該指示/資助與政治活動之間具「因果關聯」？例如：收受資金後立即執行政治操作、境外策略文件內容被落實在臺灣政治活動中、宣傳情報與境外政黨目標一致。此階段重點在：政治活動必須是「因接受指示或資助而發生」，而非偶然一致。
五、制度面問題分析（偵查制度、反滲透法制度、檢察權體制）
（一）反滲透法的「滲透來源」定義仍模糊，執法標準受政治化質疑
反滲透法第 2 條將滲透來源定義為：中國大陸的政府、政黨、其附隸組織、或其派遣的人
然而實務中：
境外金流可能透過多層法人、個人或境外帳戶轉手（難以直接認定「來源」）；
若涉及選舉活動，更容易被外界視為政治性偵辦；
制度問題：
滲透來源的客觀認定界線不明確。
實務上常需依賴間接證據或推論，使偵查更易被質疑為政治化。
缺乏明確的證據門檻標準（例如何種金流或通聯可視為“指示”）。
（二）反滲透法缺乏充分的程序保障與公開透明機制
由於此類案件具高度政治性、涉外性：司法程序大多在偵查階段進行，資訊極度不透明。與國外援引反境外干預法制相比（如澳洲、英國），臺灣缺乏「公開申報制度」或「透明登錄制度」。
制度問題：
反滲透案件完全依賴刑事偵查，沒有事前透明義務。
偵查不公開與政治案件的高度關注產生衝突，引發不信任。
未建立類似「境外代理人登錄制度」（FARA / FARO）作為補充機制。
（三）檢察官偵辦選舉前政治案件，易被視為介入選舉，缺乏制度緩衝
目前臺灣欠缺：
選舉期間重大政治案件的「偵查節制準則」；
具備獨立性或跨黨派監督的檢察官行使裁量審查機制；
外部透明化程序（如定期公開偵查動作概要）。
因此只要案件發生在選舉前，無論是否依法偵辦，都可能面臨：
介入選舉的批評；
選舉干預的政治攻防；
制度問題：
檢察機關的政治敏感案件缺乏外部制衡或程序約束。
判斷是否啟動搜索、拘提，完全由檢察官自行評估。
欠缺「選舉前重大偵查行動啟動標準」等制度化規範。
（四）搜索、羈押等強制處分的透明性仍不足，易引起外界不信任
本案中進行：搜索 11 處，約談 19 人，主嫌羈押禁見，其餘人交保限制出境。強制處分在政治案件中特別敏感，但現行制度欠缺：
強制處分裁定的公開透明化（如理由摘要）；
對羈押必要性的事後檢討機制；
外部監督程序。
制度問題：
重大案件羈押裁定理由難以對外充分說明。
長期羈押政治案件可能牽涉人權疑慮。
搜索範圍廣且時間接近選舉時，更易引發政治聯想。
（五）檢調與金流查緝機制之協作度有限，跨機關查緝仍存在結構性瓶頸
反滲透案件往往涉及：金融調查、稅務資料、跨境帳戶、通訊監察、國安情資。
目前臺灣尚未建立：完整的跨機關「境外干預情資整合中心」，檢警調金流分析單一窗口，長期監控境外資金影響政治活動的制度化能力。
制度問題：
情資與資料整合度偏低，金流調查仍以個案式、事件式啟動，外國案例中常設「專責反境外干預機構」，臺灣仍未完全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