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案不同命：立法院議場肢體衝突，過去不起訴慣例，現在突襲起訴，這做法違反執法三要求，即可預測性、一致性、平等適用
這問題牽涉到一個更深層的憲政問題：刑罰的界線，到底是由立法院劃定？還是由檢察官「隨時間調整」？如果答案是後者，那人民實際上生活在一種：「動態刑法體系」，而不是：「成文刑法體系」。
先下結論：立法院議場內之肢體衝突行為，與過去議事攻防中經常發生之推擠行為，並無顯著本質差異。檢察機關長期對類似案件未予追訴後，於本案改採起訴處分，且未說明追訴政策變更之依據與適用標準，亦未就相同期間案件一致適用，致人民無從預見其行為將受刑事處罰。
本案起訴，已違反法治國原則所要求之平等適用與法律安定性，構成程序上之重大瑕疵，應認公訴之提起不合法。
⦿「同案不同命」的起訴裁量漂移（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Drift）
其實是台灣刑事司法體系中一個非常核心、但長期被忽略的制度性問題。也就是——同樣事實結構、同樣法律構成要件，在不同時間點卻得到完全相反的起訴結論（過去不起訴，現在卻起訴）。這在法治國原則下，不只是「觀感不佳」，而是可能構成以下三種制度性違憲風險：
一、違反「法律安定性原則」（Rechtssicherheit）
在現代法治國（德國、歐盟體系）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人民應可合理預見國家何時會動用刑罰權。如果：過去相同行為被認定「不具刑事可罰性」，國家也未曾警告法律見解已變更，但數年後卻突然改以刑事追訴，那這其實已經不是單純「法律解釋不同」，而是：
國家對可罰性標準進行溯及性變更（實質準立法）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稱此為：「類型化信賴保護破壞」（Typisierte Vertrauensenttäuschung）。白話就是：國家讓人民「以為這樣做沒事」，然後事後才說「其實你早就犯罪了」。這會直接動搖刑法第1條的：罪刑法定原則（nulla poena sine lege）。
二、違反「平等適用原則」（憲法第7條）
當檢察官對於：2020年的A行為不起訴，2024年同樣A行為卻起訴。而：法條沒修，構成要件沒變，最高法院見解沒變。那唯一變的就只剩下：
檢察官的價值判斷
此時問題就變成：刑事追訴是基於法律？還是基於政策風向／政治環境／社會壓力？這在美國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的判例中，被稱為：Selective Prosecution（選擇性追訴）。如果無法提出「合理區別事由」，那就可能構成：恣意行政（Arbitrariness），違反平等保護條款（Equal Protection）。
三、違反「信賴保護原則」（行政法的一般原則）
雖然不起訴處分不具有：既判力（Res Judicata）。但它仍然具有一種：「國家刑罰權暫不介入」的制度性訊號。
當國家長期對某類行為採：不起訴政策（De facto non-enforcement）。人民就會形成一種：合理的行為預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歐洲人權法院（ECHR）在數個刑事政策轉向案件中已指出：若國家突然改變刑罰執行政策，應給予過渡期或事前公告，否則即可能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7條。
四、真正的制度問題在哪？
台灣的問題其實是：檢察體系同時擁有三種權力。法律解釋權（事實上），決定構成要件是否成立；起訴裁量權，決定是否起訴；政策形成權（實質上），透過集體辦案文化形成執法標準。
但卻：沒有判例拘束制度（不像英美），沒有起訴基準公開制度（不像日本），沒有外部追訴監督機關（不像德國檢察監察法院制度）。
所以就產生：檢察機關可以「用不起訴創設慣例」，再用起訴推翻慣例」，而完全不需說明政策轉向理由。這在制度設計上，等同於：變相刑事立法權。
五、這種現象在法治國會如何處理？
在德國、日本通常會啟動：檢察官起訴裁量濫用審查（Ermessensmissbrauchskontrolle）、平等原則違反審查、信賴保護原則審查。甚至在某些案件中：法院會直接以「違反平等原則」為由駁回起訴（Prozesshindernis）。
⦿ 法治國家的刑罰權的發動必須滿足三件事：可預測性、一致性、平等適用
刑事執法之可預測性、一致性與平等適用，係分別源自法律安定性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及平等原則之具體化要求。
法治國原則（Rechtsstaat）
│
├── 法律安定性原則
│ └── 可預測性
│ └── 一致性（時間穩定）
│
├── 信賴保護原則
│ └── 可預測性（執法預期）
│ └── 平等適用（禁止突襲轉向）
│
└── 平等原則
└── 一致性（類案同判）
└── 平等適用（禁止選擇性執法）
① 可預測性（Foreseeability）
人民必須能夠在行為當下合理預見：「我做這件事，國家會不會用刑法對付我？」如果：A年代推擠 → 檢察官認為「情節輕微、社會相當性、不具可罰性」→ 不起訴，社會也因此形成一種實務預期：「這種推擠頂多行政罰或民事責任」。那人民的行為選擇，就會建立在這個國家長期傳遞的訊號上。
但如果：法條沒改，構成要件沒變，判例沒變，法益評價沒變，到了 B年代突然改為起訴，那人民不是違反了法律，而是：違反了檢察體系「尚未公開宣告已改變的內部政策」。這會讓刑法從「規範」變成：事後抽卡制度。
② 一致性（Consistency）
刑罰權不是只要求「合法」，還要求：類似案件應受類似處理（Treat like cases alike）。
如果：客觀事實相同，法律規範相同。但結果呈現出：不起訴，起訴，又不起訴。那代表：起訴與否的「真正決定因素」不在法律本身，而可能在：社會氣氛、媒體關注度、政策指示、政治情境、個別承辦檢察官風格。
也就是：法律適用標準已經情境化（Contextualized Law Enforcement）
③ 平等適用（Equality before the Law）
憲法上的平等，不只禁止「歧視性法律」，更禁止：歧視性執法（Discriminatory Enforcement）。
如果國家可以在：A時候放過你，B時候辦你，C時候又放過別人，而不需說明：為何政策轉向，是否已公告新的可罰性標準，為何只對某些案件轉向適用，那這其實會落入一種在比較法上非常敏感的狀態：
選擇性追訴（Selective Prosecution）
此時問題就不再是：「你有沒有推擠？」，而是：為什麼同樣推擠，只有你這個時代被當作犯罪？
真正嚴重的地方在這裡：當起訴標準沒有明確外部化，檢察政策可以內部變動，不起訴不需政策理由，改變起訴傾向也不需公告。那實際上就形成：立法院制定「條文刑法」，檢察體系運作「實際刑法」。而後者是：隨時間波動的。
也就是說，人民遵守的是刑法條文，但真正決定是否被處罰的，卻是：「你剛好活在A、B、還是C時候？」這在憲政理論上被稱為：時間型不平等（Temporal Inequality）。
⦿ 檢察機關若要從「過去不起訴 → 現在起訴」要合理合法，至少必須滿足以下五個條件
① 必須提出「政策轉向的客觀理由」
不能只是：社會現在比較重視秩序，最近類似案件很多，社會觀感不佳，而必須是：
新的法律見解（例如最高法院新判決）
憲法法庭解釋
法律修正
法益評價出現制度性變化
國際條約義務產生新要求
也就是：起訴標準的改變，必須有「法律上可說明的原因」，否則就會構成：恣意裁量（Arbitrary Discretion）。
② 必須「對外公告」執法標準已變更
如果過去長期對某類行為：緩起訴、不起訴、勸導處理。那人民其實已經形成一種：合理信賴，「這類行為不會動用刑罰權」。此時若政策改變，檢察機關應：公告新的追訴政策（例如函釋、指引、辦案準則）。
而不是：內部開會決定，然後下一件案子直接起訴第一個倒楣的人，否則會違反：信賴保護原則（Legitimate Expectation）。
③ 應設「過渡期間」（Transitional Period）
法治國要求：政策改變不能突襲人民。合理做法是：公告前行為，原則上仍採不起訴；公告後一段期間，警告／行政處理；公告＋過渡期後，才全面刑事追訴。
否則就變成：用新政策處罰舊時代行為。這在實質上接近：準溯及處罰（Quasi-retroactive Punishment）。
④ 必須一致適用「新標準」
如果：行為態樣相同，卻選擇性適用新政策。那會落入：選擇性追訴（Selective Prosecution）。此時起訴甚至可能違反憲法平等原則。
⑤ 起訴書中應說明「政策變更理由」
如果該類案件過去有：穩定不起訴慣例；那現在起訴時，應在起訴書中說明：
過去如何處理
現在為何改變
改變依據為何
是否已公告
是否已過過渡期
這是一種：起訴裁量理由化義務（Duty to Give Reasons）。
總之，在法治國中：檢察機關可以改變「是否起訴」的政策，但不能「偷偷改變」。而必須：有法律理由、有對外公告、有過渡期間、有一致適用、有個案說明。否則就會從：法律適用的改變，變成執法態度的擺盪。
⦿「檢察追訴政策變更之信賴保護條款」（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
把這制度化，才是防止「A時候沒事、B時候有罪」的制度核心。《刑事訴訟法》增訂條文草案，檢察追訴政策變更之信賴保護條款。
第○條（追訴政策變更之公告義務）
檢察機關對於特定犯罪類型，長期採取不起訴、緩起訴或其他不發動刑事追訴之處理慣例者，如因法律見解變更、司法裁判發展、法益評價改變或公共利益重大變動，擬改採起訴或加重追訴之政策時，應於實施前公告其變更理由及適用範圍。
第○條之一（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人民於追訴政策變更公告前所為之行為，如依當時穩定之不起訴或緩起訴處理慣例，足以合理信賴國家不發動刑事追訴者，除有重大公共利益或明顯侵害重要法益情形外，不得對其提起公訴。
第○條之二（過渡期間之設置）
前條追訴政策之變更，檢察機關應自公告之日起設置合理過渡期間，於過渡期間內之案件，應優先採取勸導、行政處分或其他替代措施，非有重大危害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之虞者，不得逕行提起公訴。
第○條之三（一致適用義務）
檢察機關於追訴政策變更後，對於行為態樣相同且發生於相同期間之案件，應依一致標準決定是否提起公訴，不得為差別待遇。
第○條之四（裁量理由說明義務）
對於追訴政策變更後提起公訴之案件，檢察官應於起訴書中具體說明：
一、過去對類似案件之處理慣例
二、本案適用追訴政策變更之理由
三、政策變更之公告日期
四、是否經合理過渡期間
五、本案未適用信賴保護原則之理由
立法理由：檢察機關依法享有起訴裁量權，惟其裁量之行使仍應受法治國原則拘束。對於特定犯罪類型，如國家長期形成不起訴或寬緩處理之實務慣例，人民即可能基於該慣例形成合理信賴，而預期國家不會對該行為動用刑罰權。
倘檢察機關未經公告即逕行改變追訴政策，對過去類似行為突然提起公訴，將使人民陷於不可預測之刑事風險中，實質上有違法律安定性、信賴保護原則與平等原則。
爰明定：追訴政策變更之公告義務，合理過渡期間之設置，一致適用義務，起訴裁量理由之說明義務，以防止刑事追訴標準之恣意變動，確保刑罰權之發動符合憲法上法治國原則之要求。
現在看這次檢方實際做了什麼？
根據報導內容：2024～2025年間立法院審議《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選罷法》等法案時，朝野立委爆發多起肢體衝突互控傷害。台北地檢署偵查近一年後，於 2026/02/12 偵結，依「傷害、過失傷害、強制罪」起訴藍綠立委共10人，同時另有4名立委獲不起訴處分。
而且：檢方認為「蓄意的肢體動作…與行使職權無關」「不在憲法保障之列」 。也就是說：檢察機關現在的法律立場是「議場內的推擠／肢體衝突，不再被視為議事行為的一部分」。
⦿ 但真正的問題在這裡（憲政層級）
台灣立法院：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2020年代前期，議場推擠、抬人、搶主席台、封鎖發言台，幾乎是長期存在的議事文化，而司法實務過去對於這類：議事攻防中的輕微肢體接觸，通常採：職權行使範圍內，社會相當性，阻卻違法性，不具刑罰必要性，不起訴處理（事實上的不追訴慣例）。
如果檢察機關改變了：「議場行為是否具有刑事可罰性」，「是否屬於議員職權行使保障範圍」，那這其實不是單純個案判斷，而是：刑事執法政策的結構性轉向。
但目前公開資訊顯示：沒有法律修正，沒有憲法解釋，沒有最高法院新統一見解，沒有檢察總長公告追訴基準變更。卻：直接對「過去長期未追訴類型」發動刑罰權。這在比較法上，會被質疑：是否違反：法律安定性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平等適用原則。
更關鍵的一點，同一批國會衝突案件中：有人被起訴，有人不起訴。如果：行為態樣相似，發生於相同議事攻防，法律評價卻不同。那司法審查時，法院會問一個問題：起訴與否的差異，是基於法律？還是基於裁量選擇？
這就是典型的：Selective Prosecution（選擇性追訴）審查場景。
⦿ 在法治國家「合理合法」的做法應該是：
如果檢方真的認為：議場推擠已經不再屬於職權保障範圍。那依法治國要求，應該先：
公告新的追訴政策見解；
說明過去不起訴慣例將改變；
設定過渡期間；
僅對公告後行為起訴；
並對同類案件一致適用。
而不是：對2024年的行為，用2026年的新評價，回頭刑事追訴。前述「追訴政策變更信賴保護條款」在這類案件中會變得極度關鍵，它其實就是要處理這一種情境。
如何對檢方行爲進行反駁？
現在要做的，其實不是「幫被告辯護有沒有推擠」，而是要把戰場從事實層次，拉高到「檢察權行使是否合法」的層次。也就是：不是爭「我有沒有推人」，而是爭「國家現在可不可以選擇性地把這件事當犯罪」。
一、反駁的核心思路（先抓主軸）
你要主張的不是：我無罪。而是：本案起訴本身即違反憲法上的法治國原則，因此不應進入實體審理。
這在刑事訴訟法理上叫做：程序障礙（Prozesshindernis）抗辯。
二、可以用的三層反駁架構
第一層：平等原則抗辯（選擇性追訴）
主張：立法院議場內之推擠行為，於過去數十年間曾多次發生，亦曾提出告訴，但檢察機關長期採取不起訴處分，已形成穩定之不追訴慣例。而本案中：同為議事攻防之肢體接觸，同樣未造成重大傷害，卻突然改採刑事起訴。
且同批國會衝突事件中，部分立委遭起訴，部分立委卻獲不起訴。顯示檢察機關對於行為態樣相同之案件，未採一致標準決定是否追訴，已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適用原則。
第二層：信賴保護抗辯
主張：長期以來，議場內之推擠行為，司法實務多認為屬於議事衝突之一環，得以社會相當性或職務行使加以評價，致使立法委員於議事攻防中，形成合理預期，即該類輕微肢體接觸，原則上不構成刑事犯罪。
檢察機關於：未經公告追訴政策變更，未提供合理過渡期間，即對過去相同態樣行為提起公訴，構成對既有執法慣例之突襲性變更，違反法治國之信賴保護原則。
第三層：法律安定性抗辯（最關鍵）
主張：本案所涉之行為發生時，並無相關法律修正，並無憲法法庭解釋變更，並無最高法院統一見解改變，亦無檢察總長公告追訴基準變更。卻僅因檢察機關內部評價轉變，即改變對該類行為之刑事可罰性判斷。等同於以事後政策評價取代既有法律適用標準，使人民於行為當時，無從預見其行為將受刑事處罰，違反法律安定性原則、罪刑可預測性要求。
因此可向法院主張：
本案之起訴係基於未經公告之追訴政策變更，且未對相同案件一致適用，已構成選擇性追訴，並違反信賴保護與法律安定性原則，屬於違憲之檢察裁量行使。請求法院：認定本案存在程序障礙，裁定不受理或諭知公訴不合法。
把問題從：被告做了什麼？轉成：檢察機關憑什麼現在才決定這樣做是犯罪？
檢方會怎麼為「過去不起訴，現在起訴」辯護？
核心主張只有一句話：過去不起訴，不等於現在必須不起訴。
一、起訴裁量本來就是「個案判斷」
檢方首先會主張：刑事訴訟法本來就賦予檢察官起訴裁量權（Opportunitätsprinzip），而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依法不具既判力，不具拘束未來案件之效力。
也就是說：過去對某類案件不起訴，並不形成法律先例（precedent）。台灣不是英美判例法國家，因此：不存在「檢察慣例拘束未來案件」原則。
二、平等原則不等於「永遠照舊」
檢方會進一步主張：憲法第7條的平等原則，只禁止：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但並不禁止：有正當理由之政策調整。而本案的「正當理由」可能包括：國會暴力程度升高，衝突模式已從象徵性推擠轉為實質強制，造成具體身體傷害，已逾越議事攻防必要範圍。
因此本案之行為態樣，與過去實務中之「議事推擠」並非完全相同。檢方會強調：是「事實不同」，不是「標準不同」。
三、信賴保護原則不適用刑事違法行為
這是檢方最強的一點。檢方會直接引用行政法與憲法理論：信賴保護原則不保護違法狀態之延續。也就是，即使過去國家未積極執法，檢察機關未追訴，人民也不得主張：我合理信賴國家會繼續放任犯罪行為。
否則會導致：違法慣行合法化（Illegal Practice Legitimation）。例如：過去違停不抓，不代表現在不能開單，同理過去議場推擠未追訴，不代表現在不得起訴傷害罪。
四、刑法可罰性從未改變
檢方會說本案適用之刑法第277條（傷害罪）、刑法第304條（強制罪），多年來條文未變。所以：國家並未事後創設新犯罪，僅係恢復原本應有之刑法適用。因此：不存在溯及處罰問題，不影響罪刑法定原則。
五、執法強度的改變 ≠ 法律適用的改變
檢方最後會主張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Enforcement Priority Shift（執法優先順序變動）。也就是：法律從來都在，只是過去選擇寬容，現在選擇嚴格執行。這在民主國家中屬於：合法之刑事政策選擇。
例如：酒駕過去輕罰、現在嚴打；家暴過去不起訴、現在積極追訴，性騷擾過去緩起訴、現在起訴。這些都是：社會法益評價變動下的追訴政策調整，而非違法。
檢方總結論述：本案之起訴並非基於差別待遇，亦非追溯適用新法，而係因：被告行為已逾越議事職權保障範圍，對他人身體法益造成具體侵害，檢察機關依法行使起訴裁量權，並未違反平等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或法律安定性原則，自屬合法。
這類「過去長期不起訴、現在突然起訴」的案件的裁判標準
裁判的正確順序其實不是先看有沒有推人，而是先審查一件事：檢察權的行使，在本案中是否仍然符合憲法上的法治國要求？
Step 1：法律有沒有改？
先確認：
刑法第277條（傷害罪）有沒有修正？ → 沒有
刑法第304條（強制罪）有沒有修正？ → 沒有
憲法有沒有新增議事暴力例外？ → 沒有
憲法法庭有無新解釋限縮議員保障？ → 沒有
最高法院有無統一見解改變？ → 沒有
結論：刑事可罰性的「法律基礎」沒有變動
Step 2：檢察機關是不是在「法律不變」下改變了評價？
法院接著會看，立法院議場內：推擠、拉扯、抬離主席台、阻止發言、封鎖議事空間，是否過去曾：多次發生、多次提出告訴，卻長期不起訴？
如果答案：是（而且是數十年）。那代表：檢察實務曾形成一種穩定的不追訴處理模式。
Step 3：本案與過去未追訴案件是否「本質不同」？
這是勝負關鍵。法院會問：是否造成重大傷害？是否使用器具？是否非議事時間？是否針對私人恩怨？是否顯然超出議事攻防？
若法院認為：本案只是程度上「比較激烈」，但仍屬典型議事攻防中的肢體衝突。那就會產生一個憲法問題：為何過去相同類型行為不起訴，現在卻起訴？
Step 4：檢方有沒有說明「政策轉向」？
法院會進一步看：有無公告新追訴標準？有無過渡期間？有無一致適用？有無個案說明與過去差異？
如果：沒公告，沒過渡，同批有人不起訴，起訴書未說明轉向理由，那法院就會面臨一個結論：本案之起訴係基於未經外部化之裁量標準變動。
法院最終可能裁判路徑
路徑一（偏檢方） 若法院認為：本案造成具體身體傷害，已逾越議事必要範圍，與過去象徵性推擠不同。
則：起訴合法 → 進入實體審理
路徑二（偏辯方） 若法院認為：本案與過去未追訴案件本質相似，但檢方改變追訴態度，且未公告政策變更，又未一致適用。
則可能認定：違反平等原則，破壞法律安定性，構成選擇性追訴。此時：起訴程序違法，裁定不受理（程序障礙）。
臺灣○○地方法院刑事裁定（模擬）
主文：本件公訴不合法，應予不受理。
理由：
一、公訴提起是否合法，應受法治國原則之拘束
按檢察官依法享有起訴裁量權，惟其裁量之行使，仍應受憲法法治國原則所拘束，包括：法律安定性原則、平等適用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刑事追訴標準之適用，不得因時間、情境或個案選擇而產生恣意差異，否則即有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之虞。
二、議場肢體衝突行為，過去長期存在不起訴處理慣例
查立法院議事過程中之肢體衝突事件，歷年來屢有發生，包括推擠、拉扯、阻擋發言、抬離議事空間等行為，並曾多次涉及刑事告訴。
然依既往實務處理情形，檢察機關對於該類議事攻防中所生之輕微肢體接觸行為，多認屬議事過程中之職權行使一環，
而未發動刑事追訴程序。此一長期處理模式，已形成相對穩定之不起訴慣例。
三、本案與過去未追訴案件，並無顯著本質差異
本案被告等人所涉行為，係發生於立法院議場內之法案審議過程中，屬議事攻防情境下之肢體接觸。依卷內事證顯示：行為並未使用器具，未造成重大傷害結果，發生時間與地點與議事程序密切相關，其性質與過去議場內衝突案件並無顯著本質差異。
四、檢察機關未說明追訴標準變更之依據
惟本案中，檢察機關對於類似過去長期未予追訴之行為，改採刑事起訴處分，然：相關刑事法規並未修正，憲法解釋並無變更，最高法院亦未形成新見解，檢察機關亦未公告追訴政策變更。
且：同批國會衝突案件中，對於行為態樣相似之被告，亦有為不起訴處分者。足見本案追訴標準之適用，未具一致性。
五、起訴已違反法律安定性及平等適用原則
人民對於國家長期穩定之執法實務，得形成合理之行為預期。檢察機關於未經公告追訴政策變更，亦未設合理過渡期間之情形下，突對過去類似行為提起公訴，使人民於行為當時，無從預見其行為將受刑事處罰，
已違反：法律安定性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平等適用原則，構成程序上重大瑕疵。
六、結論
綜上，本案公訴之提起，係基於未經外部化之追訴裁量標準變更，已違反憲法法治國原則之要求，應認為公訴提起不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