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5年12月19日，憲法法庭作成114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宣告2025年1月23日修正公布的《憲法訴訟法》第4條第3項、第30條第2項至第6項及第95條違憲失效。判決的特殊性不只在於它否定立法院所設定的10人評議、9人同意違憲門檻，更在於憲法法庭以程序自主權為基礎，將持續拒絕參與評議的3位大法官排除於「現有總額」之外，由其餘5位大法官作成裁判。本文將實體審查與審判資格分開處理：立法程序即使有明顯重大瑕疵，也不當然回答五人法庭如何取得審判正當性；憲法審判不能長期停擺，也不當然表示法院可在欠缺明文時自行變動法定門檻。尤其截至2026年8月14日，115年憲判字第1至6號已持續沿用五人模式，原本被描述為極端例外的自救措施，事實上已形成連續裁判實務。本文主張，問題的核心不在五位大法官的政治立場，而在這套現有總額計算法能否被普遍化，以及何種程序控制足以防止司法權自我授權。

關鍵詞：五人憲法法庭、114年憲判字第1號、憲法訴訟法修正案、現有總額、拒絕參與評議、權力分立、司法程序自主、司法自制

先說結論：立法院不能用普通法律使憲法審判長期停擺；但憲法法庭恢復運作的方式，也必須接受可驗證、可預測且可普遍適用的程序拘束。五人模式可以被理解為危機處置，卻不能只靠「不能拒絕審判」一句話就自動轉化為常態規則。

一、問題的提出：爭點不是誰贏，而是誰決定審判資格

台灣近年的憲政衝突，逐步從政策對抗轉向國家機關彼此爭奪權力邊界。大法官提名與同意程序陷入僵局後，憲法法庭能否維持運作，成為衝突的集中點。立法院於2024年12月20日三讀通過《憲法訴訟法》修正案，總統於2025年1月23日公布；修正後第30條第2項要求至少10位大法官參與評議，違憲宣告至少須有9位同意。當時在任大法官僅8人，依文字直接適用，新門檻將使憲法法庭無法作成實體判決。

然而，憲法法庭若以5人作成判決，首先必須回答一個先於本案實體的問題：究竟依何種程序，判斷限制憲法法庭自身運作的法律是否適用？更尖銳地說，法院尚未證明自己具備合法審判資格以前，能否先用自己的判決建立這項資格？這不是單純的政治評價，而是審判權來源與程序正當性的結構性難題。

基本判斷是，法院有權審查規範自身的法律，否則立法者只要把限制寫入普通法律，就可能使違憲審查失去作用；但「有權審查」與「有權自行決定審查門檻」並不是同一件事。前者維護憲法最高性，後者則可能觸及司法權自我授權的邊界。

二、114年憲判字第1號究竟作了什麼

（一）宣告修法程序及內容牴觸憲法

114年憲判字第1號的審查標的是《憲法訴訟法》第4條第3項、第30條第2項至第6項及第95條。判決認為，相關規定的立法程序有明顯重大瑕疵，違背憲法正當立法程序，並侵害權力分立；因此，自判決公告日起失效。判決同時使修正公布前的第95條繼續適用，並駁回暫時處分聲請。這一部分處理的是立法權是否越過憲法界線。

（二）以程序自主權處理審判門檻

真正引發「五人憲法法庭」爭議的，是判決第32段至第52段所處理的程序問題。憲法法庭認為，被審查的第30條第2項不能同時作為審查本身的程序標準，應回到未被變動的第30條第1項：判決須經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參與評議，並由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當時現任大法官為8人，原本至少需要6人參與；但其中3人持續拒絕參與評議，判決遂認為這3人就該案而言與缺額或依法迴避無異，不計入現有總額。現有總額因此被計為5人，並由5人作成判決。

這套推論包含兩個法律動作：第一，排除被審查的新門檻；第二，類推適用迴避或缺額的法理，把拒絕評議者自現有總額扣除。前者是審查基準的選擇，後者是審判組成的重構。若只討論修法是否違憲，卻不分析這兩個前置動作，就會錯過本案最重要的程序問題。

三、支持五人程序的最強理由：不能讓拒絕參與變成否決權

支持判決的核心要旨，是憲法審判不應因政治僵局或個別大法官的持續不參與而中斷。憲法賦予大法官解釋憲法、審查法律與保障基本權的職責，如果拒絕參與評議仍然可以被計入門檻，少數人便可能藉由不出席阻止多數作成任何裁判。其效果不是表達不同意見，而是使整個憲法法庭失去審判能力。

判決進一步指出，依法迴避的大法官本就不計入現有總額；任命後未到職、客觀缺額或持續拒絕評議，對個案而言都造成同一結果：該人不能或不願參與評議。從維持憲法機關運作不輟的目的出發，把持續拒絕評議者排除，具有功能上的一致性。若三位大法官對法庭組成有疑義，也可以參與評議、投下反對票並提出不同意見，而不應以拒絕進入評議程序取代法律論辯。

這套理由並非毫無法理基礎。任何合議法院都不能容許成員僅靠缺席永久否決審判；若憲法法院反而最容易被少數成員癱瘓，人民的憲法訴訟權與憲法最高性都可能成為空話。五人程序因此可以被描述為「防止拒絕審判的制度自救」。

四、反對五人程序的關鍵：結果相同，不代表法律性質相同

反對意見的關鍵結論，不必建立在政黨立場上。缺額、依法迴避與拒絕參與雖然都會造成「沒有投票」的結果，法律性質卻不相同。缺額是客觀人事狀態；迴避有《憲法訴訟法》第9條至第12條的明文依據與程序；拒絕參與則可能是對法庭組成、管轄或適用法律的程序立場。第12條明文規定的是「依本法迴避」者不計入現有總額，並未直接授權多數把拒絕參與者視同迴避。

因此，爭議不只是能否類推，而是誰有權認定「持續拒絕」已達到可排除資格的程度。若參與評議的多數同時決定被審查法律不適用、認定不參與者構成拒絕審判，再將其排除於現有總額之外，便形成一個難以忽視的循環：五人先決定自己可以成為法庭，再由五人判斷使自己成為法庭的理由正確。這不當然使判決無效，卻要求比一般案件更高密度的說理與程序公開。

更需要警惕的是可普遍化後的誘因。今天被排除的是拒絕參與評議者；未來如果「拒絕參與」的定義欠缺客觀界線，多數是否可能把強烈的程序異議、迴避爭議或暫時不能參與，都轉化為扣除現有總額的理由？憲政規則不能只依賴當事人的善意，而要能承受最不利情境下的使用。

五、立法院修法有重大問題，但不能直接證成司法權無限自救

批判五人程序，不等於替修法背書。固定10人參與、9人同意違憲的門檻，在大法官僅有8人的現實下，確實會讓憲法法庭停止作成判決；若修法又欠缺充分討論、明確配套與過渡安排，便可能使政治部門透過人事同意權與法律門檻共同控制憲法審判。114年憲判字第1號以正當立法程序及權力分立為理由宣告相關規定違憲，正是在處理這項風險。

但一個機關的違憲，不能自動成為另一機關擴張權力的充分理由。立法院不能癱瘓憲法法庭，與憲法法庭不能無限制地自行創設審判資格，兩個命題可以同時成立。成熟的憲法論證，應避免把複雜爭點壓縮成「支持立法院」或「支持憲法法庭」的二選一。真正需要回答的是：在立法權越界時，司法自救可以走多遠、依據何在、由誰監督，以及例外何時終止。

六、2026年的新事實：五人模式已從一次性例外走向連續實務

原稿若只停留在114年憲判字第1號，容易把五人模式理解為解除憲法法庭停擺的一次性措施。但後續裁判已改變問題的性質。2026年1月2日的115年憲判字第1號明確重申，三位大法官持續拒絕參與評議，不計入現有總額；此後115年憲判字第2號、第3號、第4號、第5號及2026年8月14日公告的第6號，均由其餘5位大法官評議並作成判決。

這項發展使「特殊自救」逐漸具有先例效果。114年憲判字第1號處理的是直接攸關憲法法庭生存的修法；115年後續案件則已涉及羈押救濟、刑事上訴、少年保護事件與追訴權時效等不同實體領域。也就是說，扣除拒絕評議者的計算法，不再只用於解除原始危機，而成為憲法法庭處理一般案件的共同程序前提。

因此，截至2026年8月底，更精確的問題已不是「五人模式會不會成為常態」，而是它已在何種程度上形成持續性運作規則。法院每一次沿用，都會降低例外與原則之間的可見界線。若沒有明確終止條件、定期重新檢討與完整程序紀錄，先例可能在無正式修法的情況下，實質改寫《憲法訴訟法》的現有總額概念。

七、司法獨立的核心不是不受拘束，而是以理由自我拘束

司法獨立保障法官不受政治命令，並不表示法院可以免受程序規則拘束。相反地，憲法法院的裁判具有終局性，外部政治問責又弱於行政與立法機關，因此更需要透過公開程序、嚴格理由與穩定先例維持正當性。法院權威不能只建立在「最後由我決定」，而應建立在「即使有擴權機會，我也遵守可事前辨識的界線」。

114年憲判字第1號的困難在於，防止拒絕審判與防止自我授權同時存在。若一味要求8人全部計入，可能讓3人取得事實否決權；若一味容許5人自行扣除3人，又可能讓參與者掌握現有總額的定義權。真正的制度解答不是否認其中一邊，而是為這種極端衝突建立更嚴格的程序條件。

八、五人模式若要維持正當性，至少需要五道程序控制

（一）客觀界定「持續拒絕參與」

不參與評議不能只憑多數的主觀評價認定。應有書面通知、明確期限、再次邀請、拒絕理由及完整紀錄，並區分無故拒絕、主張法定迴避、短期不能參與與對法庭組成提出法律異議。只有在客觀上足以使案件長期無法評議，且沒有較小侵害手段時，才可能考慮排除。

（二）先處理組成爭議，再進入本案

法庭應把「誰計入現有總額」作為獨立的先決程序問題，完整揭露雙方意見、適用標準與認定事實。即使仍由現任大法官處理，也應讓外界清楚區分組成決定與本案實體判斷，避免兩者在同一推論中互相證成。

（三）設定例外的終止條件

五人模式若以人事缺額與持續拒絕評議為前提，就應明確說明何時重新計算現有總額。例如新任大法官就任、拒絕狀態改變，或法定人數重新達到正常評議門檻時，均應立即檢討，不得讓危機處置自動延續。

（四）提高裁判透明度與個別意見可見性

凡沿用五人模式的裁判，均應在理由開頭交代現任人數、參與狀況、扣除依據及前次判決的適用關係；對不同意見、部分協同意見或程序外聲明，也應以可查考的方式呈現。透明不會消除爭議，但能讓司法權以可檢驗的理由承擔責任。

（五）政治部門必須解除缺額，而不能把危機永久司法化

最根本的解方仍是回到大法官提名與同意制度。總統與立法院若長期無法補足缺額，就會把原本應由政治協商承擔的責任，轉嫁給憲法法庭以判決自救。建立透明的提名時程、公開審查標準與促成補實的政治責任，才能使五人模式失去繼續存在的現實前提。

九、回到標題：不是判斷誰的附庸，而是檢驗規則能否普遍適用

把五人憲法法庭直接稱為某種政治權力的附庸，或反過來把它描述為唯一的憲法守護者，都容易讓法律問題被政治標籤取代。判斷一套憲政程序是否正當，最有效的測試是角色互換：如果未來由政治立場完全相反的5位大法官採取同一計算法，今天的支持者是否仍接受？如果立法院多數換人後再以固定門檻使法庭停擺，今天的批評者是否仍主張法院只能沉默？

能承受角色互換的規則，才具有憲政價值。不能承受角色互換、只在特定人掌權時才被認為正當的程序，終究只是權力工具。這也是為何本文的批判焦點始終放在程序，而不是放在大法官個人的政治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