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应桥

從AI幻覺、臺灣刑法第169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到律師倫理責任的完整解析

更新日期：2026年8月31日

30秒看結論

· 使用AI撰寫起訴狀、答辯狀或告訴狀，本身不當然違法，書狀也不會只因由AI協助而當然無效。

· AI引用錯誤法條或不存在判決，通常先屬法律論證與查證失誤；若故意虛構犯罪事實、偽造或使用偽造證據，才可能進入誣告、偽造文書或其他刑事責任。

· 民事起訴與刑事告訴的責任路徑不同。臺灣刑法第169條以意圖使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誣告為核心，不能把所有敗訴或錯誤主張一律等同誣告。

· 法院是否命補正、駁回或採取其他程序處理，要看錯誤是否涉及起訴要件、合理依據、證據及惡意程度；律師另受專業倫理與懲戒規範拘束。

一、使用AI寫起訴狀合法嗎？工具本身不是責任判準

目前並沒有一條一般性規則規定，只要起訴狀、告訴狀或答辯狀由生成式人工智慧協助撰寫，就當然無效、違法或構成犯罪。法院真正審查的，仍是書狀中的事實、法律主張、證據與程序是否合法。AI只是工具，簽名並提出書狀的人，原則上仍須對最終內容負責。

因此，判斷AI書狀的法律風險，必須先分清三個層次：第一，法條、裁判字號或法律見解錯誤；第二，案件事實敘述不實；第三，證據被偽造、變造或以欺罔方式提出。三者的責任程度不同，不能因為看到「AI幻覺」或「幽靈判例」，就直接跳到誣告罪。

二、AI引錯法條、捏造判例，與虛構案件事實有何不同？

1. 錯誤法條或不存在判決：通常先是法律論證問題

假設借款、付款與催收等交易確實存在，但AI把法條號碼寫錯，或生成一個查不到的最高法院裁判字號，這會降低書狀可信度，也可能使法院要求說明或補正；然而，僅憑錯誤法律引用，通常仍不足以證明當事人故意捏造對方的犯罪事實。

所謂「幽靈判例」，是指文句看似完整、法院與案號也很像真的，但官方裁判書系統根本查不到的裁判。這類錯誤不能當作正式法律依據。引用人若在被提醒後仍反覆使用，法院對其誠信與主觀惡意的判斷可能轉趨不利。

2. 虛構客觀事實或證據：責任可能明顯升高

如果AI不只寫錯法律，而是替使用者補出不存在的收款、侵占、簽名、對話或犯罪過程，提出人又明知內容不實，仍希望藉此使他人受刑事追訴或懲戒，問題就不再只是書狀品質。依具體行為，可能涉及誣告、偽造或變造證據、偽造文書、詐欺或其他妨害司法的責任。

三、AI幻覺會構成臺灣誣告罪嗎？關鍵是刑事或懲戒目的與故意

臺灣刑法第169條處罰的是：意圖使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向有權受理的公務員誣告；為同一目的而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證據，也在規範範圍內。由此可知，誣告罪不是處罰所有「告錯、告輸或法律寫錯」的人，而是要求特定目的與故意。

這也代表，民事起訴與刑事告訴不能混為一談。單純提起民事訴訟，通常不會只因法律主張錯誤就成立刑法第169條的誣告；但若同時偽造證據、故意欺罔法院，仍可能發生其他程序或刑事責任。相反地，在刑事告訴中，若明知犯罪事實不存在，仍利用AI文字包裝成完整指控，並希望對方受追訴，誣告風險就會升高。

因此，AI生成不存在的判例，不等於當然誣告；AI生成不存在的犯罪事實，提出人又明知而採用，才是必須高度警戒的情形。是否成立犯罪，仍須依提出內容、查證經過、後續更正與主觀認知等證據綜合判斷。

四、「我不知道是AI亂寫的」能免責嗎？法院會看查證與後續反應

「這是AI寫的，所以與我無關」通常不是當然有效的抗辯。法院或檢察官可能追問：誰提供提示與案件資料、誰把文字放進書狀、誰簽名並提出、提出前是否有合理查證機會、被指出錯誤後是否立即更正，以及是否仍把查不到的內容當成已確認的法律依據。

一般民眾第一次誤信看似真實的裁判字號，與專業人士明知資料未經核對仍大量引用，惡意與注意義務程度並不相同；同一個人經法院或對造明確指出錯誤後，仍持續主張，也可能使「單純疏忽」的說法更難成立。

五、法院會如何處理AI書狀？不是只有刑事處罰

在臺灣民事訴訟中，AI引用錯誤資料最常見的後果，通常是論證不被採納、可信度下降、法院命補正，或依起訴要件作程序處理。民事訴訟法第249條規定，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且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命補正；該條也把「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主張欠缺合理依據」列為裁定駁回事由之一。

但錯引一條法條，不表示法院一定適用第249條駁回；仍須看錯誤是否涉及必要要件、是否欠缺合理依據、能否補正，以及整體訴訟行為是否已達惡意、不當目的或重大過失。若進一步出現偽造證據、虛構交易、冒用簽名或捏造犯罪事實，責任才可能從一般訴訟失誤升高到刑事或懲戒層次。

六、律師用AI寫書狀，為什麼責任更嚴格？

律師可以把生成式AI用於整理事實、比較論點、初步研究或草擬文字，但不能把專業判斷責任交給模型。全國律師聯合會現行《律師倫理規範》要求律師精研法令、基於誠信執業、不應忽略真實的發現，並應對受任案件作適當準備。規範也禁止提出明知為虛偽的證據、故為矇蔽欺罔，或為其他刻意阻礙真實發現的行為。

因此，律師把不存在的裁判、錯誤法條或虛構法律見解直接提交法院，可能同時影響案件結果、委任人權益、專業聲譽及倫理責任。判斷重點包括錯誤是否偶發、是否建立查證流程、是否監督助理或工具產出，以及發現錯誤後是否立即更正。

七、臺灣與中國大陸法院如何看待AI書狀？

臺灣目前仍主要依刑法、民事與刑事訴訟規則及律師倫理制度處理。AI不是獨立的責任類型，核心仍是事實真偽、證據來源、主觀故意、起訴是否有合理依據，以及提出人是否違反專業或程序義務。

中國大陸同樣不以「是否使用AI」作為唯一判準，而是區分錯誤法律資料、妨害民事訴訟與虛假訴訟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與規範強調，對偽造證據、虛假陳述、捏造民事法律關係或虛構民事糾紛的行為，法院可依情節採取罰款、拘留等措施；符合刑法與司法解釋要件時，可能進一步追究虛假訴訟罪。兩岸制度工具不同，但共同底線都是不得以虛假資訊或證據干擾司法判斷。

八、四種AI書狀情形與法律風險對照

情況	主要風險	是否當然構成誣告
真實糾紛＋AI錯引法條	論證不被採納、可信度下降，必要時可能被要求補正	通常不會；仍看是否另有不實事實或證據
真實案件＋AI生成幽靈判例	虛假法律資料、書狀可信度下降；被提醒後應立即更正	通常不會；單純假判例不等於捏造犯罪事實
明知判例不存在仍反覆引用	訴訟誠信、惡意或重大過失及律師倫理風險上升	不當然成立，但主觀惡意評價可能不利
明知事實不存在仍藉AI捏造犯罪或證據	可能涉及誣告、偽造證據、偽造文書或其他責任	可能成立，須依目的、故意與證據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