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深和张伟

一位青年律師有執業資格，卻沒有穩定案源；一間大型律所不斷增加律師與分所，固定薪資負擔卻未必同步增加；一家法律諮詢公司沒有律師執業資格，卻可能掌握搜尋入口與委託人的第一筆付款。這三種看似分散的現象，實際上被同一條鏈條連在一起：法律服務供給快速增加，成本與經營風險向個人轉移，而案源入口與專業服務的定價權逐漸分離。

司法部披露，截至2025年9月，中國已有律師約83萬人、律師事務所約4.5萬家；2022年底的執業律師數為65.16萬餘人。[1][2] 當新增供給集中進入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及杭州、成都等市場，青年律師感受到的不是抽象的全國人口比例，而是同一批客戶、同一類案件與同一個搜尋頁面的競爭。

一、供給過剩集中在城市、案型與收入層次

全國總量增加只是起點。北京律協2025年12月稱當地有律師6.2萬餘人；上海律協披露律師47,445名；廣東律師業在2026年初逾9萬人。[3][4][5] 對北上廣深的青年律師而言，房租、辦公成本與行銷費用同時較高，能夠持續付費的客戶又集中在成熟團隊與品牌手中。供給過剩首先表現在標準化民商事訴訟、常年顧問及其他容易比價的服務上：同質化的人增加，單案報價和個人創收便承受壓力。

這是結構性過剩，而非所有法律人才一概過剩。跨境交易、資料與人工智慧合規、複雜知識產權等業務仍要求專門能力；但技能轉換需要時間，不能立即吸收大量依賴傳統訴訟維生的新進律師。對111家中國律所資料所作的產業調查，也記錄到「增量不增利」、單案收費下降與人均創收承壓的受訪觀察。[6] 再加上調解、法律援助、企業內部法務與平台化低價服務分流，律師人數增長並不等於每位律師可取得的付費案件同比增加。

二、國際橫向對比顯示中國的問題在增長速度與配置

將美國、台灣、日本與中國大陸並列，重點是比較不同市場如何吸收律師供給。依各地公開資料，以相近年度人口換算，每萬人口的律師數大致如下：[1][7][8][9][10][11][12][13]

地區	律師人數與時點	每萬人口約數	供需特徵
中國大陸	約83萬，2025年9月	5.9	短期擴張快，城市與業務集中
美國	約137萬，2025年	40.1	密度高，商業與訴訟服務市場成熟
台灣	13,168名加入公會，2025年底	5.7	青年競爭與收入分化受到關注
日本	45,808名正會員，2025年3月	3.7	東京集中與地方服務落差並存

註：密度為本文以所列律師數除以各地約2025年人口後換算；中國「律師」、美國在職持照律師、台灣加入公會者與日本正會員的定義不完全相同。

美國密度遠高於中國，卻形成較成熟的訴訟、保險、企業合規與法律顧問市場，說明人口密度不是「是否過剩」的唯一答案。台灣律師人數持續增加，職涯調查同時呈現業務與收入分化；日本律師總量相對較低，東京集中的競爭與地方供給不足仍會並存。[14] 中國的特殊壓力，是在較短時間內增加大量執業者，而需求、地區配置與專業分工未同步調整。

三、北上廣深「食客」掛靠的生存帳本

所謂「食客」，指在律所名下執業、沒有穩定底薪、主要靠自帶案源和提成維生的人。日本更接近的業界稱呼是「軒先律師」（ノキ弁）：借用事務所空間和名義，自行承擔獲客風險，與領固定薪資的受僱律師不同。[15] 這個比喻抓住北上廣深部分青年律師的處境：有專業資格，卻得先支付維持執業與獲客的成本，才有機會出售專業。

第一筆帳是零底薪或低底薪；第二筆是工位、管理、社保與公積金；第三筆是交通、住宿、案源平台或自媒體行銷。以一線城市的高成本情境試算，工位費可達每月數千元，個人每月總開支可能落在人民幣8,000至15,000元。當月無案或收款周期延後時，律師即使天天辦公，也會先出現現金流赤字。

律師執業又不能脫離律所的收案與管理制度。《律師法》要求由律師事務所統一接受委託、訂立書面合同並統一收費入帳。[16] 因而真正的矛盾不是「在律所執業」本身，而是律所把案源、薪資及市場風險留給個人，卻又收取管理費、借出品牌並控制執業通道。缺乏客戶基礎的前一至五年律師，在這種模式下容易轉向短影音、自媒體、低價諮詢，甚至兼差補貼生活；專業訓練與案件品質也被生存壓力擠壓。

四、千人律所平台化擴張的收入與風險邏輯

千人律所並非修辭。盈科自行披露，截至2025年10月底在中國大陸有128家律所、律師1.9萬餘人；上海律協資料顯示，2024年底上海有63家百人以上律所，在外省市設有652家分所。[17][18] 規模化能建立品牌、資訊系統和跨地域服務網路，但也改變了律所與律師的成本分配。

平台型律所的擴張動力，可概括為「品牌與管理集中，薪酬和案源風險分散」：提成律師自行開發客戶並承擔收入波動，律所收取工位與管理費、按業務收入分成，再以統一品牌與分所網路吸引更多律師及客戶。與全面授薪相比，新增一名自帶案源律師的固定薪資負擔較低；分所越多，規模榜單和投標履歷越醒目，繼而吸引更多加盟者。這便形成「加盟連鎖」效應。

問題在於，人數與分所可以先擴張，衝突審查、培訓、檔案管理和客戶投訴處理未必同速增強。律所若主要考核進帳而放鬆實質督導，青年律師會被當作自行負擔成本的收入單位，客戶卻仍以為購買了大型機構完整的專業保障。平台化的真正風險，是品牌收益集中與辦案責任碎片化。

五、法律諮詢公司流量倒錯與「買案子」鏈條

市場最尖銳的倒錯是：持證律師必須自行尋找客戶，沒有律師執業資格的諮詢公司卻能靠搜尋廣告、短影片、電銷與表單先攔截有訴訟需求的人。前者受律師執業和收費規則約束，後者以商業行銷快速取得線索；委託人第一次接觸到的，可能是擅長投放廣告的銷售人員，而不是承辦案件的人。法治日報調查記錄了部分機構假冒律師、承諾「包勝訴」等問題。[19]

前端高價簽約與後端低價承辦

以一種交易結構為例：諮詢公司向當事人收取人民幣2萬元「諮詢輔導費」，再以3,000至5,000元的勞務報酬尋找缺乏案源的青年律師開庭。控制流量者先決定價格，實際提供專業服務者取得較小份額；廣告成本、銷售抽成和轉介費被嵌入當事人的付款，辦案責任卻落在後端。這種「諮詢公司獲客＋律師開庭」鏈條，把律師推成行銷公司的履約工具。

為何這不只是行銷方式之爭

諮詢公司不能因工商登記取得律師執業資格；律師承辦業務仍須走律所統一委託、收費和利益衝突審查。律所支付介紹費等不正當手段承攬業務，亦有明文限制。[16][20] 更重要的是，當事人可能不知道誰負責訴訟、誰保管材料、誰退費，以及前端承諾能否由後端律師兌現。司法部等三部門於2025年9月至12月部署專項行動，聚焦部分法律諮詢機構冒名、詐騙、虛假宣傳和虛假承諾。[21] 監管所指向的，正是資格、流量和責任脫節後產生的交易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