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羈押審查制度真正需要改革什麼？從形式審查走向實質審查：審查程序、舉證責任、裁定說理、替代處分與統計透明度的全面檢討

文/夏卫

關鍵字：臺灣羈押制度、聲請羈押、准押率、實質審查、舉證責任、裁定說理、替代處分、深夜羈押庭、統計透明度、司法改革

羈押發生在有罪判決確定以前，卻足以立即切斷被告的家庭、工作與社會聯繫，並改變其辯護能力。臺灣關於羈押的公共討論，長期集中於法院准押率是否過高。這個問題重要，卻不足以獨立判斷制度是否健全。檢察官可能只選擇最有把握的案件聲押；不同國家的拘捕期間、保釋制度、替代處分和統計口徑也不相同。單看准押率，無法知道檢察官是否提出具體證據、辯方是否獲得充分資訊、法院是否認真評估較輕處分，以及延長羈押是否仍有新的必要性。

法務部統計顯示，臺灣法院准許羈押的比例由2022年的73.1%上升至2025年的79.7%；同一期間，新收偵查人數增加約7.5%，檢察官聲押人數卻增加約92%，准押人數增加約109%。這些數字不能直接證明“濫押”，但足以要求更細緻的制度解釋。臺灣真正需要改革的，是法院能否有效否決證據不足或理由空泛的聲押，並在風險可以控制時改用具保、限制出境、禁止接觸、定期報到或科技監控等替代處分。

本文主張建立完整的羈押審查閉環：檢察官逐項舉證，辯方及時獲得理由和證據，法院以對抗程式審查風險，裁定回應替代處分，上級法院提供迅速救濟，延押採用遞增的說明責任，案件資料則從聲押一路追蹤至不起訴、無罪或最終刑度。改革不應設定機械的准押率目標，而應檢驗裁定品質、羈押期間、替代處分效果、抗告撤銷率及獲釋後實際違反條件的比例。

一 爭議焦點不應停留在准押率

臺灣社會每逢重大案件，常以“檢察官一聲押，法院幾乎都會准”概括羈押制度。這個印象混合了幾個不同概念：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法院真正裁定羈押，以及法院駁回聲押但改采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後兩者都可能使被告受到一定程度的程式約束，卻不能一併計入“准許羈押”。如果把所有強制處分都稱為聲押成功，就會誇大准押率，也會掩蓋替代處分本身具有獨立價值。

反過來說，實際准押率未超過九成，也不能由此證明制度沒有問題。檢察官掌握何時聲押的選擇權，可能只把證據較強或風險較高的案件交給法院。准押率因此同時反映檢察官的篩選與法院的審查，不能把所有變化歸因於任何一方。真正值得追問的是：法官面對檢察官已經篩選的案件，是否仍能獨立檢驗每個法定要件，還是通常沿用聲押書的敘述。

因此，本文不以“准押率應當降到多少”作為結論，而把准押率當作制度觀察的入口。評價羈押制度，必須同時觀察聲押率、准押率、替代處分率、羈押期間、延押次數、救濟結果及最終案件結局。只有把這些資料連在一起，才能判斷羈押是否真正維持在必要範圍內。

二 臺灣聲押統計顯示的趨勢與限制

法務部“地方檢察署新收刑事偵查案件及向法院聲請羈押情形”顯示，2022年至2025年間，檢察官聲押人數與法院准押人數持續增加。2026年1月至8月的准押率為77.6%，但該數字尚非完整年度，不宜直接與全年數據比較。

年度	新收偵查人數	檢察官聲押人數	法院准押人數	准押率
2022	785,157	7,361	5,379	73.1%
2023	877,513	9,086	7,024	77.3%
2024	809,939	11,330	8,924	78.8%
2025	844,429	14,135	11,269	79.7%
2026年1至8月	581,432	10,520	8,159	77.6%

 

從2022年至2025年，新收偵查人數約增加7.5%，聲押人數約增加92%，准押人數約增加109%。聲押與准押的增長速度明顯高於案件總量。這可能與詐欺集團、毒品、洗錢及組織犯罪案件增加有關，也可能與檢察機關在某些案件類型中更加依賴羈押有關。僅憑匯總數據無法區分這些解釋，這正說明現有統計透明度不足。

現行表格已經區分准押、具保、責付、限制住居、釋放及其他結果，這是重要基礎。但仍欠缺罪名、聲押理由、辯護人參與、審查時間、替代處分組合、羈押期間、抗告結果和最終案件結局。沒有這些資料，公眾只能爭論一個總准押率，無法判斷聲押增長究竟來自案件結構改變，還是審查尺度改變。

三 國際比較不能只比較准押率

不同法域的羈押准許率很難直接比較。某國准押率高，可能是檢察官聲押門檻嚴格；某國准押率低，可能是檢察官提出聲押的範圍較廣。員警拘留期限、保釋制度、電子監控、審前服務以及統計單位，也都會改變數字的意義。以准押率排出“最好”或“最差”的國家，容易把制度差異誤寫成法院態度差異。

World Prison Brief所列資料顯示，臺灣在2026年7月底有5,855名審前羈押者，占監禁人口8.8%，折合每十萬人約25人。同期或鄰近年度，日本約為每十萬人5人，德國約18人，法國約41人。資料年度和統計定義並不完全一致，但至少說明臺灣並非審前羈押人數絕對最高，也不能據此認定臺灣特別克制。臺灣的位置介於低度與高度使用羈押的法域之間，更適合討論制度品質，而不是爭奪單一排名。

有意義的國際比較應同時觀察八項指標：聲押率、准押率、審前羈押人口率、平均羈押期間、延押次數、替代處分使用率、釋放後違反條件率，以及最終不起訴、無罪或輕刑者的羈押情況。比較的重點應是一個法域如何控制錯誤羈押與程式風險，而不是哪一個數字最低。

四 臺灣真正突出的問題是法院的否決與替代功能

羈押是檢察官提出、由法院決定的強制處分。制度正當性的關鍵，在於法官能否對檢察官形成有效外部控制。法院不僅要判斷是否存在某種風險，還要區分風險的強弱、持續時間及可控制程度。只要較輕處分足以確保追訴、審判或執行，就不應選擇羈押。

所謂否決功能，不是要求法院經常反對檢察官，而是要求聲押理由經不起檢驗時，法院能夠明確駁回。所謂替代功能，則是在確有風險但風險可以管理時，法院能夠組合使用具保、限制出境、交付護照、定期報到、禁止接觸特定人員、限制通訊或科技監控。若法院只有“羈押”與“完全釋放”兩個選項，法官出於風險規避往往會選擇羈押。

判斷臺灣羈押制度是否需要改革，應觀察法院是否對抽象風險說不，是否要求檢察官說明替代處分不足，是否在延押時重新檢驗風險，以及上級法院是否及時糾正理由不足的裁定。准押率只是這些功能運行後的結果，不能代替對過程的審查。

五 現行法律標準與實際操作之間的落差

《刑事訴訟法》第101條要求犯罪嫌疑重大，並存在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勾串共犯或證人等法定事由，且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第101條之1另就特定犯罪規定預防性羈押，第101條之2則體現無羈押必要時採用較輕處分的方向。第116條之2提供定期報到、科技設備監控、限制活動區域、交付護照或旅行檔等條件。

規範框架並非完全空白，困難在於“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及“顯難進行追訴”等概念具有彈性。如果裁定只寫“案情重大、共犯未到案，有串證及逃亡之虞”，便無法判斷法官究竟採用了哪些事實，也無法檢驗禁止接觸、限制出境或科技監控為何不足。

釋字第737號指出，羈押在裁判確定前即拘束人身自由，對家庭、社會、職業、名譽與信用影響重大，應以沒有其他替代方法為前提，慎重從事；犯罪嫌疑人及辯護人也應及時獲知聲押理由及有關證據，以有效行使防禦權。這項憲法要求已經確認羈押審查不能停留在單方書面程式，下一步是把原則轉化為穩定、可驗證的日常流程。

六 第一項改革是把聲押庭改造成真正的對抗審查

檢察官原則上到庭說明

聲請羈押的是檢察官，原則上應由檢察官到庭說明證據、風險及必要性，並接受法官與辯方詢問。法官可以澄清問題，卻不應代替檢察官從全卷尋找新的羈押理由。檢察官未具體主張的事實，如需在庭上補充，應給辯方合理閱覽和準備時間。

建立聲押證據包

每次聲押應同時提交結構化資料，包括涉嫌犯罪、核心證據、各項風險事實、證據出處、尚未完成的偵查事項、已經考慮的替代處分，以及請求限制閱覽的具體理由。辯護人應在開庭前獲得資料，而不是進入法庭後才第一次面對大量卷證。

限制秘密資料的使用

保護證人或偵查方法有時確有必要，但保密必須由法院逐項決定。即使隱去身份，也應儘量提供證據性質、內容摘要及風險事實。未經適當揭露、辯方無法有效爭執的資料，不宜成為羈押的決定性依據。

完整記錄聲押庭

聲押庭應全程錄音錄影，並記錄資料交付、閱覽時間、休息時間和控辯雙方的主要主張。上級法院審理抗告時，應能直接調閱這些記錄。只有程式留痕，檢察官是否到庭舉證、辯方是否真正準備、法院是否詢問替代處分，才可能被事後檢驗。

七 第二項改革是明確檢察官承擔完整舉證責任

舉證責任應覆蓋四個連續層次：犯罪嫌疑重大、存在法定事由、風險具有現實性，以及較輕處分不足。檢察官只證明涉嫌重罪，並未完成羈押必要性的證明；只證明共犯尚未到案，也沒有說明被告事實上能夠接觸誰、影響什麼證據。

審查層次	檢察官應證明的內容	不得取代舉證的抽象理由
犯罪嫌疑	核心證據足以具體指向被告	僅列罪名或偵查機關主觀判斷
法定事由	存在逃亡、串證、滅證或法定再犯風險	重罪、否認犯罪、共犯未到案
風險現實性	風險當前存在並具有相當可能性	理論上可能發生或案件尚未偵結
羈押必要性	合理替代措施不足以控制風險	未評估替代處分即稱非押不可

 

修法還應明確排除責任倒置。被告不必證明自己絕對不會逃亡或串證；行使緘默權、否認犯罪或提出防禦意見，也不能成為羈押理由。檢察官如果舉證不足，法院應駁回聲押，而不是主動補足。只有舉證不足會導致聲請失敗，舉證責任才具有實際意義。

延押應適用遞增的說明責任。隨著證據逐步扣押、證人完成訊問、通訊資料取得，原有風險通常應下降。檢察官必須說明已經完成什麼、尚待調查什麼、延誤原因以及獲釋後仍能造成何種具體妨害。複製第一次裁定的理由，不足以支持繼續剝奪自由。

八 第三項改革是將替代處分審查法定化

羈押作為最後手段，不能只寫在判決理由或教科書中。法律應要求法院在裁定羈押前，逐項考慮可行的較輕措施，並在裁定中說明為什麼不足。辯方提出具體釋放方案後，檢察官若仍主張羈押，應針對方案提出反證，而不能重複抽象風險。

· 逃亡風險可以考慮具保、限制出境出海、交付護照、限制活動區域、定期報到及科技監控。

· 串證風險可以考慮禁止接觸特定共同被告或證人、限制通訊方式、通訊設備監控及分階段解除限制。

· 再犯風險可以結合治療、戒癮、保護管束式監督、禁止進入特定場所或接近特定被害人。

· 經濟能力不足者不應因無法繳納高額保證金而被迫羈押，應優先採用非金錢條件或按負擔能力決定保證金額。

臺灣還可以建立不隸屬於檢察機關的審前調查與監督服務，負責查核住所、工作、照顧責任及健康狀況，協助提出可執行的釋放方案，並監督報到、科技監控和禁止接觸。該機構的資料原則上只用於風險管理，不應被轉作證明犯罪的偵查材料。

法院應採用最小必要的組合措施，並定期檢驗是否可以放寬。替代處分若設置過多、期限過長，也可能形成“在監獄外羈押”。比例原則既限制羈押，也限制替代處分的強度與持續時間。

九 第四項改革是建立可以檢驗的裁定說理標準

羈押裁定至少應分別說明五項內容：犯罪嫌疑所依據的核心證據、具體法定事由、風險的現實事實、替代處分為何不足，以及羈押期限與重新審查安排。法院不需要寫成長篇判決，但必須讓被告、上級法院和社會看得出判斷路徑。

裁定專案	應當回答的問題
犯罪嫌疑	哪些證據支持何種犯罪事實，證據與本名被告如何關聯
羈押事由	究竟是逃亡、串證、滅證或再犯風險，不得混合套用
具體風險	風險對象、行為、時間及尚未保全的證據是什麼
替代處分	考慮過哪些較輕措施，為什麼仍不足
期間控制	為何此時必須羈押，何時以及依據什麼重新審查

 

“被告涉嫌重罪，共犯尚未到案，有串證之虞”不是充分說理。較合格的裁定應指出：被告曾在何時指示何人刪除哪項資料，哪些證據尚未取得，被告目前仍能通過何種方式接觸相關人員，以及禁止接觸或科技監控為什麼不能控制風險。

法律應把未審查替代處分、未回應辯方關鍵主張及未指出具體風險事實，明確列為理由不備。抗告法院在事實已經清楚時，應儘量自行決定羈押或替代處分，減少反復撤銷發回，使第一審不斷補寫理由。法院事後補充的內容，也不應掩蓋裁定作成時根本沒有進行的審查。

十 第五項改革是防止深夜聲押庭與疲勞審理

嚴格審查並不必然造成程式拖延，但如果偵訊、閱卷、辯護準備和聲押庭全部壓縮在拘捕後的短時間內，確實會產生疲勞偵訊、疲勞辯護和疲勞審理。被告可能先經歷搜索、警詢和檢察官複訊，辯護人臨時閱讀大量資料，法官則在深夜連續處理多人案件。程式專案雖然齊全，參與者卻沒有能力真正運用。

解決方法不是刪減審查，也不是簡單延長未經法院審查的拘束時間。24小時限制的目的在於約束國家，不是讓偵查機關把所有工作拖到最後幾小時。檢察官準備不足，應優先產生駁回聲押或採用替代處分的後果，而不是由被告以疲勞審理承擔行政延誤。

· 原則上不得在晚間11時至次日上午8時開始或繼續實質羈押訊問；確有不可回復的緊急危險時，法院應具體說明例外理由。

· 連續訊問應設置休息、用餐、飲水和醫療保障，並記錄被告最近睡眠時間、實際休息時間及精神狀態。

· 多人案件應由多名法官分流，並設置連續處理人數和工作時間上限，避免流水線式批量准押。

· 聲押資料應聚焦核心證據和風險事實，完整卷宗供核對，而不應要求法官在深夜從數千頁卷證中替檢察官建立理由。

深夜審理不應完全依賴被告主動請求延後。被告可能不了解權利，也可能擔心被認為不配合。比較穩妥的制度是以日間審理為原則，由主張緊急例外的一方承擔說明責任，並把開庭時段、審理時長、休息時間與抗告結果納入統計。

十一 第六項改革是建立可追蹤的統計透明制度

目前官方統計可以回答檢察官聲押多少人、法院准押多少人，以及駁回後採取哪些基本處分，卻無法評價審查品質。未來統計應從結果統計走向過程統計，並以匿名化案件識別碼把聲押、抗告、延押、起訴和最終裁判連接起來。

資料類別	建議公開專案
案件結構	法院、年度、偵審階段、罪名類別、共同被告人數
聲押理由	逃亡、串證、滅證、再犯等理由及其組合
程式保障	檢察官是否到庭、律師是否在場、資料揭露與準備時間
裁定結果	羈押、具保、責付、限制住居、科技監控及組合條件
時間資料	開庭時段、審理時長、羈押期間、延押次數
救濟結果	抗告、撤銷、發回或改采替代處分
最終結局	不起訴、無罪、有罪、緩刑、宣告刑與實際羈押期間
釋放表現	未到庭、逃亡、接觸禁止對象、實際串滅證或其他違約

 

資料應由辦案系統自動生成，避免年底人工填報造成缺漏。政府還應公開指標定義、分母選擇、重複聲押及延押的計算方式，並提供機器可讀取格式。公共版本可按法院和案件類別匯總；經嚴格隱私保護後，獨立研究者應能取得匿名化案件級資料，檢驗不同法院或匿名化法官之間的差異。

每年應由跨機關且具有外部成員的單位發佈羈押制度評估報告。報告不能只計算准押率，還要分析替代處分效果、不起訴或無罪案件中的羈押、羈押期間與最終刑度的關係，以及深夜裁定是否更短、撤銷率是否更高。統計的目的不是排名羞辱，而是定位制度風險。

十二 制度落實需要法律義務程式後果與獨立監督

改革能否運行，取決於每項要求是否同時具有法律義務、操作流程、違反後果和監督資料。只有宣示“羈押是最後手段”，卻不規定檢察官舉證不足、資料遲延揭露或法院漏未審查替代處分會發生什麼，實務仍會回到原有慣性。

環節	制度義務	實際流程	違反後果
聲押	檢察官逐項舉證	標準聲押書與證據目錄	理由不具體即駁回
庭前	及時揭露聲押資料	電子送達與最低準備時間	延庭或排除未揭露材料
開庭	控辯實質參與	到庭說明與全程記錄	重大程式瑕疵可撤銷
裁定	具體說理並審查替代處分	強制結構化裁定	理由不備由上級法院糾正
延押	提出當前風險與調查進度	定期自動復審	無新理由不得繼續羈押
統計	完整記錄與公開	案件縱向串聯	獨立年度審計與報告

 

人員和資源也必須同步調整。法院需要穩定的值班與分流機制，辯護人需要及時接觸被告和取得資料，替代處分需要有機構監督。若只增加文書要求而不配置人員，改革可能變成新的表格負擔；若只增加科技監控卻沒有比例限制，又可能擴大國家對未定罪者的持續控制。

獨立監督應同時關注錯誤釋放與錯誤羈押。獲釋者逃亡當然需要檢討；長期羈押後不起訴、無罪、緩刑，或者羈押期間接近最終刑期，同樣需要制度審查。只有把兩種錯誤放在同一框架中，法官才不會因為輿論只追究釋放風險而形成“先押最安全”的個人激勵。

十三 改革不能設定機械的理想准押率

要求准押率必須降到某個數字，看似明確，實際可能誘發新的形式主義。檢察官可以減少邊緣案件的聲押，使准押率反而上升；法院也可能為了完成指標，在應當羈押的個案中不敢羈押。犯罪結構變化同樣會影響年度數字。准押率適合監測，不適合作為個案裁判或人員考核指標。

檢察官不應以“聲押成功率”受考核，法官也不應以准押率或釋放後零事故受考核。只要法官依據當時資料、遵守程式並充分說理，不能因為被告後來逃亡，就以結果倒推裁定違法。否則，任何替代羈押改革都會在第一起受關注的逃亡案件後倒退。

較合理的改革指標包括：空泛套語裁定是否減少，辯方取得資料和準備時間是否增加，替代處分組合是否更常使用，平均羈押期間及延押次數是否下降，抗告撤銷原因是否改善，獲釋後實際逃亡或串證是否維持在可接受範圍，以及不同法院經案件結構校正後的差異是否縮小。

十四 結論是重建可驗證的司法審查

臺灣羈押制度最需要改革的，不是追求一個較好看的准押率，而是重建法院對檢察官聲押的實質審查能力。檢察官必須明確指出事實和證據，辯方必須及時獲得足以反駁的資訊，法院必須分別判斷嫌疑、風險及必要性，並在可以控制風險時採用較輕處分。

裁定說理必須能夠讓上級法院和社會檢驗，延押必須提出當前而非歷史的風險，深夜聲押庭必須從常態變成嚴格例外。官方統計也應從聲押與准押的匯總數字，擴展為可以追蹤程式、期間、救濟和最終結果的案件資料。

當這條審查鏈條完整建立後，准押率才具有解釋意義。某一年准押率上升，可能來自案件結構變化，也可能來自審查尺度改變；必須結合理由品質、替代處分、羈押期間及最終結果判斷。相反，即使准押率下降，如果裁定仍然套語化、辯方仍無法準備、替代處分仍未審查，也不能稱為真正改革。

羈押改革的最終標準，是每一次剝奪自由是否都能回答三個問題：檢察官證明了什麼，法院為什麼認為風險無法以較輕方式控制，以及這一判斷能否被辯方、上級法院和社會事後檢驗。能夠回答這些問題，羈押才會從形式審查走向實質審查。

參考資料

[1] 法務部法務統計資訊網，地方檢察署新收刑事偵查案件及向法院聲請羈押情形，查詢日期2026年9月17日。

[2] 全國法規資料庫，刑事訴訟法，查詢日期2026年9月17日。

[3] 司法院憲法法庭，釋字第737號解釋，2016年4月29日。

[4] 司法院，刑事訴訟羈押替代處分相關說明。

[5] World Prison Brief, Taiwan, data updated to 31 July 2026.

[6] World Prison Brief, Japan, pre-trial detention data for 2025.

[7] World Prison Brief, Germany, pre-trial detention data for 2025.

[8] World Prison Brief, France, pre-trial detention data for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