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大陆共同犯罪的异同：直接正犯、间接正犯、共同正犯与主从犯的比较及例解
多人涉及同一犯罪，不能只问「谁亲自动手」或「谁是老大」。完整的法律判断，至少必须分别回答：谁以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正犯责任，谁只是教唆或帮助他人；犯罪是亲自实行，还是透过受利用者实行；哪些人具有共同犯罪的意思与分工；各人在整体犯罪中究竟起主要、次要或辅助作用。台湾与大陆都处理这些问题，但法定分类与责任分配方式不同。
最需要先厘清的是：直接正犯、间接正犯并不必然属于共同犯罪。甲独自偷走财物，是单独直接正犯；甲利用完全不知情的乙取走他人财物，甲可能是单独间接正犯，甲乙之间却没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因此，本文将直接正犯与间接正犯纳入比较，是为了说明共同犯罪的边界，而不是把所有正犯都归入共同犯罪。
一、先区分四个层次：参与形式、实行方式、共同关系与作用大小
刑法上的分类，经常是在回答不同问题。同一个人可以同时具有数个描述，而不发生矛盾。例如，甲与乙共同策划窃盗，甲亲自取物，乙负责犯罪计划中约定的把风：甲既可能是直接实行者，也与乙形成共同犯罪；至于甲乙是否都起主要作用，则是另一个问题。
判断层次 | 核心问题 | 常用概念 |
参与形式 | 行为人以正犯地位实行犯罪，还是促成、便利他人犯罪？ | 正犯、教唆犯、帮助犯 |
实行方式 | 行为人亲自实行，还是透过受其利用的人实行？ | 直接正犯、间接正犯 |
共同关系 | 数名行为人的意思与行为，是否形成可相互归责的共同犯罪？ | 共同正犯、共同犯罪 |
作用与处罚 | 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什么作用，刑罚如何个别化？ | 大陆的主犯、从犯及相关处罚规则 |
台湾学理常将直接正犯、间接正犯、共同正犯列为正犯的基本类型。不过，在具体案件中，「透过他人实行」与「数人共同实行」仍可能交叉：两名知情者共同利用一名不知情者犯罪，知情者彼此可以成立共同正犯，对不知情者则呈现间接正犯的利用关系。司法院的国民法官指示参考资料，亦以利用不知情者或无法有效反抗者、并能有效主导其意思，说明间接正犯的典型结构。①
此外，台湾所说的「共犯」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用法可以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狭义用法则指教唆犯与帮助犯，与正犯相对。阅读判决或论文时，必须先确认作者采取哪一种用法，不能看到「共犯」两字，就认为必然只是帮助者。
二、台湾的参与体系：正犯与教唆、帮助的区分
（一）直接正犯：亲自实行犯罪，不等于一定有共犯
直接正犯，是亲自实行犯罪构成要件行为的人。甲独自拿走他人的计算机，符合窃盗罪要件时，是直接正犯；甲独自欺骗被害人而取得款项，则是诈欺罪的直接正犯。这些情形都可以只有一名犯罪人。
直接正犯描述的是实行方式，不是组织地位。亲自取款的车手、亲自施用诈术的人，可能是犯罪组织中的低阶成员；相反地，没有与被害人接触的人，也可能对整体犯罪具有关键影响。不能把「直接」理解为「主要」，也不能把「没有亲自动手」理解为「仅是帮助」。
（二）间接正犯：透过受利用者实行，关键是利用关系
间接正犯的典型情形，是行为人利用他人的不知情、事实认识错误，或其他使其不能自主承担相应犯罪责任的状态，透过该人完成犯罪。甲明知行李箱属于丙，却告诉不知情的搬运者乙「这是我的行李，请搬上车」，藉此取走行李：甲可能成立窃盗罪的间接正犯；乙因欠缺窃盗故意，不与甲构成共同窃盗。
但是，利用关系必须具体证明。乙是未成年人、甲的员工、领取报酬者，或曾受到甲的威胁，都不能单凭这项身分或关系，就推论乙是犯罪工具。仍须判断乙对犯罪事实的认识、责任能力、自主决定空间，以及甲如何主导犯罪。特定身分犯罪等情形，还须另外检查构成要件是否允许透过他人实行。
尤其要注意：间接正犯不等于「幕后指挥者」。若乙明知是犯罪，仍自主决定依甲的要求实行，甲较可能依其参与情形成立教唆犯或共同正犯，而不是只因站在幕后，就成为间接正犯。
（三）共同正犯：共同决意与行为分担形成相互归责
台湾刑法第28条以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为共同正犯的法定基础。其重点是数人的犯罪如何形成共同实行关系，并不以每个人都亲自完成全部构成要件为必要。②
最高法院115年度台上字第1184号判决说明，共同正犯须有明示或默示的犯意联络，以及客观上的行为分担，并透过共同正犯的相互归责，处理各人只实施部分行为、却共同完成犯罪的情形。这与以帮助犯罪之故意提供构成要件以外助力的帮助犯，必须加以区分。③
例如，共同策划的窃盗由甲入内取物、乙按计划把风；共同策划的诈欺由甲编造投资故事、乙扮演客服、丙在犯罪计划中负责收取被害款项。法院应综合共同决意、分工及各人参与方式判断，不能因其中一人没有亲自取物或说谎，就当然排除其共同正犯地位。
台湾实务也承认某些共谋、策划参与可以形成共同正犯，即使该人未亲赴现场。但这不表示单纯知情、赞同、与犯罪人有交情，或具有公司职称，即足以成立。必须证明其确实加入共同犯罪决意，且具有足以支持共同实行归责的参与。
（四）教唆犯：使他人形成并实行犯罪决意
教唆犯的典型情形，是甲使原本没有该犯罪决意的乙产生决意，乙进而实行犯罪。台湾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犯的成立及依所教唆之罪处罚，并未把教唆犯一律设定为刑罚较轻的参与者。④
教唆与间接正犯的区别，在于乙是否以具有自主性的犯罪人身分行动。如果乙明知要偷取丙的财物，因甲的劝诱而决定犯罪，通常是教唆结构；如果乙误信财物属于甲，替甲搬走财物，则是间接正犯的典型结构。若甲在诱发犯意后，又加入共同策划与实行，仍须进一步判断是否已达共同正犯，而非固定停留于教唆犯。
（五）帮助犯：有意便利他人犯罪，尚未形成共同实行
帮助犯是在帮助犯罪的意思下，提供实际助力，而其参与尚未达共同实行。例如甲知道乙要窃盗，借给乙工具，使犯罪较容易完成，但没有加入将该犯罪作为共同计划实行的关系，可能成立帮助窃盗。是否属于帮助，仍须看整体事实，不能只靠「借工具」「提供账户」等行为名称。
台湾刑法第30条还明文容许正犯不知道有人在帮助的情形，并规定帮助犯得按正犯之刑减轻。所谓「得减轻」是法律容许法院减轻，并非每案必然减轻。⑤
三、大陆的共同犯罪：成立共同关系后，重视作用与处罚
（一）共同犯罪的法定起点
大陆刑法第25条将共同犯罪界定为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并排除把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作为该条所称共同犯罪处理。第26至29条进一步规定主犯、从犯、被胁迫参加犯罪者及教唆犯的责任。⑥
因此，在甲利用完全不知情的乙取物的情形，虽然客观上有两个人参与，甲乙之间仍欠缺共同故意。大陆刑法学也运用直接正犯、间接正犯等概念说明实行与归责，只是这些概念不是第25至29条所设的完整法定分类。
（二）主犯与从犯：重点在作用，不只是是否实行
主犯包括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人，以及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从犯则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人。对从犯，法律要求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法院必须依法给予相应从宽，但具体采哪种方式，仍须依案情决定。
这表示，亲自实施某一犯罪行为的人，也可能因在整体犯罪中起次要作用，被认定为从犯。反过来，未亲自完成某个核心动作、却控制资源或主导犯罪进程的人，也可能是主犯。判断不能只数动作多少，还要看决策、组织、指挥、资源控制及对犯罪完成的实际影响。
（三）教唆犯与主从犯，可以是交叉关系
大陆刑法第29条要求依教唆者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处罚。因而「教唆犯」与「主犯、从犯」不是完全互斥的标签：前者描述促成他人犯罪的参与形式，后者描述作用大小。教唆者可能起主要作用，也可能依具体情形起次要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72号「艾某等危险驾驶案」提供了实例：数人为替他人制造立功机会，反覆唆使原无犯罪意图的艾某在高速公路醉驾。法院认定教唆者较亲自驾车的艾某起更大作用，应承担更重责任，对教唆者判处实刑，对艾某宣告缓刑。这说明亲自实行者不必然是责任最重者，也不能因存在欺骗、怂恿，就把案件一概改称间接正犯。⑦
（四）胁从犯：法律专门处理受胁迫参加犯罪的责任
大陆刑法第28条要求对被胁迫参加犯罪者，依犯罪情节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是责任与处罚上的专门规定，不等于受胁迫者在任何情形都没有故意或刑事责任。若其行为根本欠缺自主性、故意或其他犯罪要件，须先处理是否成立犯罪；不能把所有受胁迫案件都直接放入胁从犯。⑧
四、两地的共同点：以主观参与及客观贡献建立责任
（一）多人同场、相识或存在金流，都不是充分条件
共同犯罪不是「有两个人参与过」的同义语。同在现场、同属一家公司、互相汇款，或客观上让犯罪变得方便，都须进一步证明相应的犯罪故意与参与。合法、中性的服务，也不能只因事后被犯罪人利用，就倒推服务提供者自始共同犯罪。
不过，故意也不以掌握全部细节为必要。行为人不必知道每名同伙的真实姓名、每名被害人的身分或全部话术，才可能共同参与。重要的是对所参与犯罪的性质与共同计划具有足够认识，并依相应意思作出贡献。
（二）分工不排除对共同完成的犯罪负责
共同犯罪制度的功能，在于处理分工。甲只诱骗、乙只接待、丙只按共同计划收款，不能仅因各人没有单独完成整套犯罪，就认为人人都欠缺犯罪责任。台湾共同正犯与大陆共同犯罪，都可以透过共同关系，将部分行为放入完整犯罪过程评价。
（三）共同责任仍有范围，不能推成无限责任
共同关系必须有边界。法院应逐一判断犯罪计划、故意涵盖范围、加入时点与客观贡献。台湾实务常用的一部行为全部责任，所指的是依法可共同归责的犯罪，不是要求每个人承担任何同伙所犯的任何罪。
例如甲乙只约定窃盗，乙另因私人恩怨杀害丙，而甲并不知情、未参与，也没有相应杀人故意，不能仅凭原有窃盗共犯关系，就令甲自动负杀人故意犯罪责任。若乙的行为仍在共同计划或甲所接受的范围内，或案件涉及结果加重犯等规则，则须依各罪要件另行判断。
（四）共同犯罪不等于相同刑罚
共同归责与个别量刑应予区分。台湾刑法第57条要求以行为人的责任为基础量刑；所以即使数人都成立共同正犯，仍可因各人的参与程度、动机及犯罪后态度而有不同刑度。⑨
大陆则藉主犯、从犯、胁从犯等规则，配合个别量刑情节分配刑责。两地都不能只因大家被判同一罪名，就省略个人作用与责任的说明。
（五）共同过失须另行分析
大陆第25条明文排除共同过失犯罪适用其共同犯罪规则。台湾实务对第28条共同正犯亦通常要求共同故意，法务部所收相关裁判资料明确区分多人过失与共同正犯。两名工人各因疏失造成同一事故，应分别检查注意义务、因果关系与个人责任，不能仅因共同作业，就套用故意共同正犯的相互归责。⑩
五、真正的制度差异：哪些概念不能直接对应
比较事项 | 台湾 | 大陆 | 比较时应注意 |
核心分类 | 第28至30条区分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 | 第25条界定共同犯罪，第26至29条处理主从作用、胁迫及教唆 | 分类角度不同，不能逐字翻译 |
共同正犯与主犯 | 共同正犯是共同实行与相互归责的地位 | 主犯是组织、领导或起主要作用的地位 | 台湾共同正犯可能对应大陆主犯，也可能对应从犯 |
帮助犯与从犯 | 帮助犯尚未达共同实行 | 从犯包括起次要作用者及起辅助作用者 | 大陆从犯不仅包括帮助者，也可能包括次要实行者 |
从宽效果 | 帮助犯得按正犯之刑减轻 | 从犯应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 对象与裁量结构不同，不能直接比较制度整体宽严 |
教唆与作用大小 | 教唆犯是独立的法定参与类型 | 教唆者仍按其共同犯罪作用处罚 | 教唆者可比亲自实行者承担更重责任 |
单方面帮助 | 第30条明文承认正犯不知有人帮助的情形 | 总则无同样明文，片面共犯的范围有学理争议 | 不能将台湾条文直接当成大陆的一般结论 |
被胁迫者 | 无与大陆第28条完全对应的总则分类 | 第28条设专门从宽规定 | 台湾仍须依故意、违法性、责任及量刑规则处理 |
（一）单方面帮助：是否必须彼此知道，两地规范明确度不同
例如乙正要入屋窃盗，甲知道此事，暗中替乙排除一道障碍，乙始终不知道甲的存在。台湾可依第30条检查甲是否成立帮助犯，不因乙不知情就当然排除。大陆关于这类片面共犯存在不同学理立场，还须检查个别罪名及相关规范；不能概括说必然成立，也不能概括说一律不罚。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所载相关论文，亦指出总则欠缺明文并讨论不同认定问题；该文属学理论述，并非统一司法解释。⑪
（二）失败教唆：是否已经实行犯罪，存在实质差异
台湾第29条的立法理由采限制从属的立场：正犯须着手实行构成要件且具有违法性，教唆者才成立教唆犯；被教唆者未产生犯罪决意，或虽产生决意却未实行，原则上不依该条成立教唆犯。这与已着手但未遂的情形不同，后者仍可能成立对未遂犯罪的教唆。⑫
大陆第29条第2款则对被教唆者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情形，保留教唆者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因此，甲劝乙窃盗而乙明确拒绝，不能把台湾与大陆一概说成「因乙没有犯罪，甲就完全不可能受罚」。台湾尚须排除特别刑罚规定或甲另有其他犯罪；大陆也须具体证明教唆行为及犯罪故意，不能把模糊言语当然定罪。
（三）身分犯罪：共同关系不能取代构成要件的检查
台湾刑法第31条专门处理身分或特定关系对正犯、共犯的影响：因身分成立犯罪时，没有该身分者仍可能因共同实行、教唆或帮助而受处罚，并有得减轻的规则；若身分只是影响刑罚重轻或免除，无该身分者则科通常之刑。⑬
大陆也不因参与者欠缺特定身分，就在所有案件中排除共同犯罪；但具体定罪仍须依相应罪名及相关规定判断，不能直接移植台湾第31条。这也说明，犯罪参与的总则框架之外，仍须核对各罪的主体资格与实行要求。
六、八个例子：同一事实如何在两地定位
以下均为说明分类的假设例，并以所述故意、分工及角色已获证明为前提；如证据不同，结论也可能改变。
（一）甲独自偷走计算机：单独直接正犯
甲明知计算机属于丙，独自偷走。台湾：甲是窃盗罪的单独直接正犯，不适用第28条共同正犯。大陆：甲成立单独窃盗罪，不因可以称为直接正犯，就另产生第25条共同犯罪。
（二）甲乙共同计划，甲取物、乙把风：共同正犯不等于人人都是主犯
甲乙共同商定窃盗，乙把犯罪作为共同计划，按约在现场把风，甲入内取物。台湾：在这些条件下，甲乙可以成立共同正犯，乙未亲自拿取财物不妨碍此结论。大陆：两人成立共同窃盗，再判断各人作用；若乙确实只起次要作用，可以是从犯。若乙才是策划、指挥者，则可能是主犯。把风这个动作本身，不能预先决定主从地位。
（三）甲欺骗不知情的乙搬走丙的物品：两个人，不等于共同犯罪
甲谎称丙的物品是自己的，乙误信而替甲搬走。台湾：甲可能成立窃盗罪的间接正犯；乙欠缺窃盗故意，甲乙之间没有共同正犯关系。大陆：同样可用间接正犯的结构说明甲的窃盗责任，甲乙欠缺共同故意，不成立共同窃盗。乙若另有疏失，须检查是否存在可罚的过失犯罪，而非倒推其窃盗故意。
（四）甲乙一起利用不知情的丁取物：共同正犯与间接正犯可以交叉
甲乙共同设计取走丙的货物，甲伪造取货依据，乙联络完全不知情的搬运者丁，让丁把货交给甲乙。台湾：甲乙彼此可能成立共同正犯，并共同透过丁实行，因而呈现共同间接正犯的结构。大陆：甲乙之间成立共同窃盗，并依各人作用区分主从；对丁则是利用不知情者的关系。丁的客观搬运行为，不使丁自动成为共同犯罪人。
（五）甲劝诱知情的乙去偷，甲未加入共同实行：教唆不等于间接正犯
乙本来没有窃盗决意，因甲劝诱而自主决定去偷。甲的参与限于促成决意。台湾：甲通常是教唆犯，乙是直接正犯。大陆：甲为教唆者、乙为实行者，并按甲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处罚。乙明知窃盗而自主实行，与第三例的无犯罪故意搬运者不同。
（六）甲只借工具给乙：台湾帮助犯与大陆从犯的典型交会
甲知道乙将窃盗，仅以帮助意思借出工具，未加入共同实行计划，工具也实际便利犯罪。台湾：甲可能是帮助犯，得依第30条减轻。大陆：在共同故意与实际帮助均获证明，且甲只起辅助作用时，可认定为从犯，应依法从宽。若甲其实制定计划、提供关键手段并指挥乙，便不能只因形式上「借出工具」，沿用此例的定性。
（七）甲乙只约定窃盗，乙另外故意杀人：共同责任有边界
乙行窃后，另因私人恩怨杀害丙；甲并未参与，也不知道或接受该杀人行为。两地都不能单凭窃盗的共同关系，令甲自动成为故意杀人的共同犯罪人。甲是否另有其他罪责，仍依其具体行为与故意判断。若共同计划本已包含暴力，则需重新分析故意范围，不能将此例直接套用。
（八）两名工人疏忽造成同一事故：多人过失不当然是共同正犯
甲未检查吊挂设备，乙未遵守操作要求，各人的疏失共同造成伤亡。大陆不按第25条的共同故意犯罪处理；台湾也不能仅凭共同工作，适用第28条共同正犯。两地均须分别确认各人的注意义务、过失、结果归责，以及相关过失犯罪是否成立。
七、放回诈骗收款与资金归集案件：比较的实际价值
（一）长期收款可能形成犯罪分工，但不能只凭「长期」下结论
对长期替境外诈骗集团寻找账户、核验入款、记帐、归集及转移资金的人，应依序检查：是否认识上游正在实施诈骗；是否在诈骗取得财物之前或过程中，已接受固定收款分工；是否与上游共同安排账户、入款时点及金流；是否具有管理、调度或指挥权；其行为究竟是共同诈骗的一环，还是犯罪完成后另行介入的处理。
长期联络、按比例取酬、依指示实时核帐、更换遭冻结账户、协调虚拟货币转移等，都可能是判断知情与参与的证据。但没有某一项事实可以单独取代全部法律要件；交易次数很多，也不等于当然就是共同正犯或主犯。
（二）台湾先辨共同实行或帮助，大陆另须辨主从作用
如果收款者已加入共同诈欺计划，按计划承担接收被害款项的实行分工，台湾可能认定诈欺共同正犯；如只在帮助意思下提供助力，尚未达共同实行，则须检查帮助诈欺。大陆则须先证明成立诈骗共同犯罪，再判断收款者是主犯还是从犯。单纯证明其「不是诈骗集团首领」，不足以当然认定为从犯；同样，参与时间长也不足以当然认定为主犯。
大陆2016年电信网络诈骗意见，对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而提供账户、支付结算或其他相关帮助，设有共同犯罪认定规则，并要求结合主客观因素判断明知；对共同诈骗的参与期间及相应责任，也设有专门规定。因而应依具体规范及证据确定适用范围，不能以经手总流水，直接替代诈骗数额或参与范围的证明。⑭
（三）犯罪完成后才介入，与事前分工收款不同
若款项已经因诈骗取得，某人此后才知情受托转移，且原先没有诈骗的共同计划或帮助，不能仅因其处理诈骗所得，就追溯认定其参与先前的诈骗。应另行检查台湾的洗钱等犯罪，或大陆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犯罪。相反地，实际转帐虽在犯罪取得财物之后，但事前已通谋承诺并成为犯罪安排的一环，就不能只凭转帐时点，排除共同犯罪；大陆2016年意见亦明文处理事前通谋的情形。⑮
诈骗共同犯罪与处理犯罪所得的罪名，还可能存在竞合问题，须依各罪要件及相应规定判断。不能假定「成立洗钱便一定不是诈欺共犯」，也不能假定「只要帮助诈骗就只有诈骗一罪」。
（四）没有亲自欺骗被害人，不使收款者自动成为间接正犯
若境外话务人员与收款人员都知情，依共同计划自主实行，应讨论共同正犯、教唆或帮助，而不是因收款者未亲自说谎，就称为间接正犯。只有其又利用不知情的账户持有人、搬运者或其他受利用者实行特定犯罪时，才需要另行分析间接正犯结构，而且必须明确指出是对哪一罪、利用哪一人。
八、裁判分析应落实到五个具体判断
第一，证明相应犯罪故意：知道账户异常、知道款项来路不明，与认识并参与上游诈骗，不是可以省略区别的同一事实。
第二，确定犯罪关系：是自主实行、共同实行、利用不知情者、促成他人决意，还是仅提供助力；不得只凭「水房」「车手」「老板」等称呼决定法律地位。
第三，确定责任范围：明确说明其加入时间、共同计划、故意涵盖的犯罪，以及客观贡献如何支持相应归责。
第四，区分身分与作用：台湾先判断正犯、教唆、帮助等参与地位；大陆在共同犯罪成立后，依证据确认主要、次要或辅助作用。共同正犯不必然是主犯，直接实行者不必然责任最重。
第五，完成个别量刑：说明何以适用或不适用相应从宽规定，并依个人的决策权、实际影响、所得及犯罪后态度分配责任。真正有比较价值的结论，应能交代某人为何成立共同犯罪、应对哪些犯罪负责，以及为何承担这一程度的刑罚。
注释与参考资料
① 司法院，《法官对国民法官之指示参考手册》，「十九、间接正犯」。参见司法院公开参考手册。本资料为指示参考，并非独立法规；本文甲乙等情境除明示实际案件者外，均为说明概念的假设例。
② 台湾刑法第28条。参见法务部法规数据库：共同正犯条文。
③ 最高法院115年度台上字第1184号刑事判决，2026年4月16日，理由四、（五），关于共同正犯、犯意联络、行为分担及帮助犯的区别。参见司法院裁判书系统判决原文。本案为第三审上诉驳回判决；本文仅引用其所述一般判断标准。
④ 台湾刑法第29条。参见法务部法规数据库：教唆犯条文。
⑤ 台湾刑法第30条。参见法务部法规数据库：帮助犯条文。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至29条。参见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检察院所载刑法文本及中国人大网刑法文本。所连结为较早整编文本；本文只引用其未经后续修正改动的第25至29条，不以该整编文本认定其他条文的现行内容。
⑦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72号，艾某等危险驾驶案，2026年2月13日发布，「裁判结果」及「裁判理由」部分。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全文。案例以教唆者作用较大、应承担更重责任为裁判理由，本文并未将裁判未明示的个别主从犯标签追加于各被告。
⑧ 同前引⑥。刑法第28条，关于被胁迫参加犯罪者的处罚。
⑨ 台湾刑法第57条。参见法务部法规数据库：个别量刑条文。
⑩ 法务部法规数据库，刑法第28条「相关判例」中关于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与个别量刑的裁判资料。参见法务部所收共同正犯相关裁判。资料包含历史判例，本文用以说明实务通常要求共同故意，并不将旧判例表述为现行具有普遍拘束力的法源。
⑪ 陈腾龙，〈论片面共同犯罪〉，泉州市人民检察院网站所载，页面标示2015年4月19日。参见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所载学理论文。本注用于呈现学理争议及总则欠缺明文的问题，不将作者主张视为司法解释。
⑫ 台湾刑法第29条，2005年2月2日修正之立法理由及法务部立法说明。参见法务部所载教唆犯修法理由，关于限制从属形式、正犯须着手及删除失败教唆、无效教唆处罚的说明。
⑬ 台湾刑法第31条。参见法务部法规数据库：身分与共犯条文。
⑭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6〕32号，2016年12月19日，第四部分第（二）、（三）项。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意见全文。具体案件尚须结合后续相关规范适用，本文未将本意见简化为提供账户或转帐即一律成立诈骗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