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刑人投票案评析:以“尚待立法”终结具体审查是错误的 ——最高行政法院115年度上字第258号

文/许明哲

本文摘要:本文评析最高行政法院115年度上字第258号判决,主张:受刑人投票制度尚待立法,并不能直接推出选务机关在现行法下不负任何安排义务。文章区分须另行立法的制度变更与既有权限内的行政措施,结合515号判决、职权调查义务及比较法裁判,指出法院应先查明方案的权限基础、实施条件与法律障碍,再判断请求权及救济范围。跨机关协调和方法选择空间,均不足以代替具体审查。

关键词:受刑人投票;选举权;立法形成;行政裁量;职权调查;司法救济

最高行政法院115年度上字第258号判决,面对的并非受刑人依法已经丧失选举资格的案件。上诉人具有选举人资格,户籍设于花莲监狱,争议在于国家将其拘束于监所,却未提供其实际上能够使用的投票途径。法院承认选举权应受高度保障,也承认设置投票所的“适当处所”并未排除监所,最后仍以受刑人投票制度有待立法通盘建制为由,否定选务机关的公法上义务,驳回上诉。①

本文认为,258号判决的错误在于:法院尚未区分必须另行立法的制度变更与现行权限内可以评估的投票安排,便以制度未完备否定请求权,并维持无须进一步调查的处理。法院可以拒绝代替立法者设计完整制度,也可以否定要求其指定某种投票方式的请求;但这些判断不足以证明,现行法下的所有可行安排均应排除于具体审查之外。

这一批评不以监所设站已经成为唯一合法选择为前提。相反,只有把不同方案的权限基础、实施条件和法定限制查清,才能判断机关是否负有可由法院确认的义务、义务应当具体到什么程度,以及哪些问题确实必须交由立法解决。

一、有选举资格,却无法实际投票

(一)本案请求包含提供投票机会的不同途径

赖某和因刑事案件在花莲监狱执行,户籍亦设于该监狱。2024年1月13日总统、副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举行前,他委由监所关注小组请求花莲县选举委员会在监所设置投票所,随后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起诉时的先位请求是命花选会设置投票所;经诉讼中变更,最终请求确认花选会有在监所设置投票所“或以其他适当方法”供其行使选举权的义务,并将请求扩及下届同类选举。备位请求则是确认中央选举委员会有使其得以行使本届、下届选举权的义务。②

请求的这一变化具有实质意义。命机关在特定地点设站,须证明该具体行为是依法应为的安排;确认机关负有在法定权限内提供有效投票机会的义务,则可能保留不止一种履行方法。后一请求能否成立,仍涉及义务内容是否确定、被告是否适格及确认利益等问题,但不能仅因它需要积极行政作为,就全部归入要求国家创设新制度的范畴。

(二)暂时救济与本案诉讼须分别观察

在暂时救济阶段,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于2023年10月31日以112年度全字第48号裁定,准许先位声请,命花选会于本案行政诉讼确定前,暂先在花监内设置投票所。该程序中,法务部、矫正署及监狱均已辅助参加。原告另行追加请求这些机关配合办理的部分,被原裁定驳回,未提起抗告而确定。最高行政法院于同年12月28日以112年度抗字第437号裁定废弃准许部分,自为驳回声请,理由涉及本案胜诉可能性及选举公益的衡量。③

本案诉讼则经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于2026年3月12日以112年度诉字第954号判决驳回,再由最高行政法院于同年6月18日驳回上诉。暂时救济以紧急程序中的略式审查为基础,不能把其中的判断直接写成已经终局否定实体权利;但其所讨论的权限及实施困难,确实延续进入本案争议。④

二、法院如何从立法形成推导出请求权不存在

(一)本案延续系列判决的主要见解

本案原审三次援引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第411号判决。该前案于2026年1月8日作成,已从宪法上的制度形成、选罢法的适当处所、公政公约及跨机关管理等方面,否定原告请求。它还认为,在相关法律未具体规定受刑人投票方式及程序前,法院不能通过一般给付诉讼预为介入。⑤

该判决其后亦经声请裁判宪法审查,宪法法庭于2026年5月13日以115年宪裁字第8号裁定不受理;不受理不等于实体确认其法律见解合宪。⑥

258号判决延续这一思路。其理由第三项(一)指出,宪法选举权须经法律制度具体化,不能直接推导出特定实施方式或程序内容的请求权;第三项(二)承认适当处所未排除监所,但强调自由投票、公开开票、设籍及选区等条件有待通盘建制;第三项(三)则认为,公政公约第25条及相关意见没有明确具体请求权的内容和要件,尚不能成为本案确认义务的依据。⑦

因此,批评本案不能说法院完全没有解释现行法,或根本没有讨论国际公约。应当检验的是:这些理由是否足以支持其对全部请求的否定,尤其是否已经证明,原告提出的具体方案无论查证结果如何,均不可能在现行法下实施。

(二)预防性确认及证据调查的处理

对于下届选举,原审指出,届时是否已有法令依据,并非提前提起预防性确认诉讼时司法权可以预判,因而否定这部分请求。原审又认定,既然原告的具体请求无理由,即无停止审理并声请宪法审查的必要;对于勘验监所及传讯专家证人的申请,也认为没有调查必要。⑧

这些程序处理不是次要细节。法院若认定无论监所场地、人员及公开监督条件如何,现行法都绝不容许提供安排,调查当然可能失去意义;但这种法律判断必须先获得充分论证。假如可行性本来就是判断现行权限能否运用的条件,以请求权不存在为由排除调查,就可能把尚待查明的前提提前当成结论。

三、法院的错误:未划清法律界线便排除具体审查

(一)不能指定方式,不等于不能请求有效安排

选举权的行使依赖制度,确实使法院无法仅凭宪法第17条就选定所有技术细节。但制度依赖性同时说明,合资格选举人无法单凭自己的努力完成投票,国家必须提供组织及程序。它既支持立法、行政的形成空间,也产生检验国家是否提供有效行使条件的必要。

本案请求不是发生在完全没有选举制度的状态下。法律已经规定选举人资格、户籍地投票及设置投票所的权限,原告要求参与的正是既有选举。因此,应先检验这些规定结合基本权保障后,是否要求机关在权限范围内作出合义务的判断。宪法与公约在这里既可能被主张为直接请求权依据,也可以作为解释既有法律、识别规范保护对象及控制裁量的根据。

公约的作用也不能仅用能否直接产生请求权来判断。两公约施行法第4条要求各级政府机关行使职权符合两公约的人权保障规定,并积极促进人权实现;第5条进一步要求各机关依现行职掌筹划、推动及执行,涉及不同机关时应协调联系。即使公政公约第25条不足以单独确定本案给付的内容,法院仍须检验:选委会解释适当处所、选择场地及协调实施条件时,有无遵守这些法定义务。这些规定不能授权机关违反选罢法,却使公约成为解释既有权限与审查裁量的标准。258号判决否定公约直接产生具体请求权,尚不足以排除这条解释路径。⑨

258号判决作成时,第四次两公约国家报告国际审查意见已于2026年5月15日通过。第134点再次指出受刑人虽在法律上享有投票权,事实上却无法行使,并鼓励检视现行选举法的修改,重申应为所有合资格选民在选举及公民投票中建立有效机会,不应再延迟。判决仅引用第三次审查意见第91点,未处理这一较新的意见。新意见并不使旧意见失效,也不自行创设机关权限;但它强化了对长期事实排除的检讨要求。法院仍应说明,为何有效投票机会的要求在现有职掌的解释与运用中不产生任何影响,而不能把国际审查的意义完全推给未来立法。⑩

法院可以认为,“其他适当方法”的表述过于宽泛,尚不足以直接作成确定的确认判决。但相应的处理应包括阐明请求的范围、区分被告职权及检验可履行内容,不能把未固定实现方法本身当成不存在任何义务的证明。方法选择尚有空间,与是否可以完全不作安排,并不是同一个判断。

(二)设置权限已存在,制度变更仍有法律边界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57条第1项及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53条第1项,已要求依选举区或选举人分布,在机关、学校、公共场所或其他适当处所分设投票所;两法施行细则分别由第30条、第24条规定地方选委会设置、编号及公告的权限。监所并未被法条一律排除,不能仅因地点具有矫正机关属性,就认为选委会全无判断空间。⑪

另一方面,投票方式确实受到法律约束。公职选罢法第57条第5项、总统选罢法第53条第4项要求投票完毕后立即改为开票所,当众唱名开票;两法施行细则第33条、第27条又要求公开逐张开票、设置参观席。把选票移往另一地点,与其他投票所的选票混合后点算,会触及现行投开票结构,不能仅以技术可行为由认定可直接实施。⑫

中选会组织法第2条赋予综合规划、办理及指挥监督等职掌,也包括相关法规范制订、修正及废止的拟议。但组织上的掌理事项,不是容许机关改变法律规定的概括授权。两部选罢法的施行细则,分别依第133条、第116条由内政部会同中选会订定;法规命令仍不得逾越法律授权,行政命令也不得抵触法律。⑬

据此,现行法下的场地选择、依法编组同一投票所的选举人、符合条件者外出等方案,应与改变开票地点、创设通讯投票等方案分别处理。前者未必当然可行,后者也未必永远不能建立;关键是每一方案欠缺什么法律条件。判决以完整制度有待立法概括回答,却未充分说明,为什么连保持现行投开票结构的个案安排也必须等待新法。

下表区分各方案的现行法依据、须查明的障碍及可能涉及的规范层级。所列行政措施均以符合现行法为前提;涉及法规命令者也须另查授权范围。⑭

方案

现行法依据

法定障碍与待查条件

可能涉及的规范层级

在监所选择投开票场地

公职选罢法第57条第1项;总统选罢法第53条第1项及两法施行细则

须符合自由、秘密投票及公开开票;查明场地、入场监督与安全管制能否协调

可先审查行政选址及机关协作;补充程序不得逾越法律或授权

依法编组一般选民、工作人员共同投票

户籍地投票、工作地投票及名册编造的既有规定

不得仅为增加投票人数改变选区、设籍或工作地投票资格

法定范围内可用行政编组;突破法定资格、选区限制须有法律依据

符合条件者外出投票

监狱行刑法第29条;外出实施办法第3至6条;第24条安全管理

逐一审查刑期、行状、排除事由、特别情事及外出风险

个案属行政核准;调整办法须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不得跳过资格与程序

异地开票、与其他投票所混票

须对照公职选罢法第57条第5项、总统选罢法第53条第4项及两细则

以异地点算取代现行投票完毕即改为开票所的结构,触及法律限制

原则上须先修法;不得仅靠行政措施或细则改写法定开票结构

创设通讯或其他不在籍投票

须有户籍地投票法定例外及相应组织、程序依据

现行一般设站权限不能涵盖新投票方式的登记、送达、保密与计票规则

须先建立法律依据,再于授权范围内订定法规命令及执行措施

 

(三)公开监督与秘密投票需要具体判断

监所安全、受刑人的自由意志及秘密投票,都是真实而重要的要求。一个投票所若实际只有一名投票人,开票结果可能暴露其选择;封闭戒护场所若不容公众监督,亦可能不符现场开票的法定要求。这些困难不能由一句权利保障便予以抹去。

但困难是否不可克服,取决于具体设计。戒护区内与行政区域的开放条件是否相同,公众依中立安全规则入场是否可行,符合工作地投票及选区等法定条件的工作人员能否共同投票,原告所在区域能否设置同时供其他合资格选举人使用的投票所,均有各自的法律与事实问题。不能为增加人数任意改变选区或选举人归属,也不能用录像转播当然替代法定公众入场监督;同样,不能尚未区分这些条件,就认定所有安排均无调查价值。

原告已提出戒护区外设站等方案并申请勘验。法院若认为安全管制必然使这些处所不符公开要求,应说明两种规范无法协调的具体理由;若认为场地条件不论如何都不能改变权限判断,则应说明为何法条中的适当处所在此不具有个案适用余地。现有判决在制度困难与全面否定之间,欠缺的正是这一层论证。

(四)515号判决要求区分个人救济与全体负担

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515号判决处理另一名设籍台北监狱受刑人的诉讼。其原审112年度诉字第969号判决,认为选委会的设站裁量已缩减至零,确认将其投票所设于监狱外的公告违法。最高行政法院废弃发回,要求调查原告能否外出、戒护人力是否确有困难,以及监所是否符合法定适当处所的要求。⑮

值得注意的是,515号判决同样承认制度须经立法形成,也引述个人状况是否使选举人事实上无法到场“非所问”⑯的论述。它并没有因此结束个案审查。判决第12至13页明确指出,不能未经调查,就以设籍监所约271名受刑人若全数戒护外出的人力负担,替代对单一原告救济的判断;应说明其他受刑人的情况为何影响其权利实现。⑰

258号判决则使用“现实条件难使其等全体受戒护出监投票”⑱的表述。措辞本身不能证明法院只考虑整体政策,更不能仅据此认定两判决发生法律见解冲突,但它凸显了必须回答的问题:全体受刑人无法普遍采用某种方式,为什么足以否定本案个人在既有制度下获得安排的可能?

两案诉讼类型及请求不同,515号审查具体投票所公告的合法性,258号处理义务存在的确认请求;调查对象及范围自然可能不同。不过,诉讼类型并不自动决定可行性事实毫无关系。倘若258号之所以无须调查,是因为法院先认定任何监所投票安排都必须特别立法,比较的重点就应回到这一法律前提,而不是仅以请求类型不同停止讨论。

若258号的裁判基础确为:凡受刑人投票安排均须等待新法,可行性事实一概不影响义务判断;而515号在相同法律适用问题上,认为实施条件会影响裁量是否合法,则差异可能已构成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见解歧异。此时应检验行政法院组织法第15条之2的适用:审判庭须先征询其他庭意见,经任一受征询庭主张维持先前见解时,才以裁定提案大法庭。这一程序不能省略为只要结论不同就必须直接提案。258号判决未提及515号,亦未说明何以其审查路径不适用于本案;但仅凭公开判决未记载,尚不能断定法院未曾征询或已违反提案程序。本文能够确定的批评仍是:判决欠缺足以辨明差异究属请求范围、事实前提,还是法律见解的说明;如果确属歧异,就还须依法处理统一见解的程序问题。⑲

(五)调查义务不能取代请求权判断,也不能被未经论证的前提排除

行政诉讼法第125条第1项规定法院依职权调查事实关系,不受当事人事实主张及证据声明拘束。这不意味着法院必须准许每一项勘验、证人或鉴定申请;不能影响裁判结果的事实,原则上无须调查。问题始终在于,法院如何确定其不可能影响结果。⑳

515号判决把调查义务与有效权利保护相联系,并具体指出服刑情况、累进处遇、惩罚纪录及风险等应查事实;对监所是否适宜设站,也要求说明认定依据。258号维持无须调查的结论,则需要解释,为什么同类实施条件在本案已经不具有法律意义。㉑

本文据此主张的不是先调查一切、再寻找权利,而是法律判断不能以未经说明的制度不可行为前提。若法院认为既有权限完全不能容纳任何安排,应提出足以排除各类方案的解释理由;若法律判断仍取决于场地、人员及安全条件,就应调查其中可能改变结果的事实。请求权判断与事实调查应相互衔接。

四、比较法显示,保障义务与方法选择可以分开

(一)香港以既有职权确认必要安排义务

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于2008年12月8日,就HCAL 79、82及83/2008合并审理案件作成判决。除审查受刑人的法定资格限制外,法院亦处理法律未剥夺资格、却因羁押无法到场者的处境。判决第184至187段认为,当局不能一方面将人羁押,使其无法前往普通投票站,另一方面又否认提供安排的责任;相关安排由选举管理委员会负责。㉒

2009年3月11日的救济判决更接近本案。第32段依据选管会条例及既有选举程序规例,确认选管会负有在其权限范围内作出必要安排,使已登记的羁押候审者能够接近投票站或使用投票设施的法定义务。第34段承认,选管会若无惩教署及其他政府部门配合,无法提供投票途径;但法院同时指出,政府依《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亦负有容许此种途径的义务。宣告虽仅澄清选管会的义务,且无人请求对政府作出同类宣告,法院仍期望由律政司司长代表、作为诉讼一方的政府予以遵守,并采取必要措施,使选管会得以履行。法院没有把跨机关因素转化为义务不存在的结论,而是把配合责任一并指向政府。㉓

这里的比较价值在于裁判方法:先从既有法律确认职责,并以法定权限限定义务,再处理履行条件。香港后来另行建立专用投票站、选票分流及混票点算等安排;相关条例条文与修订规例于2009年10月30日生效,2010年立法会补选据此作出在囚选民投票安排。这说明保密与监督存在制度上的解决可能,但属于修例与执行的后续材料。它不能证明台湾中选会已有同等授权,更不能代替对台湾现场开票规定的解释。㉔

(二)南非确认合理安排义务,并保留方法选择

南非宪法法院1999年4月1日CCT8/99判决面对的,是法律未剥夺有关受刑人资格,选举机关却未提供登记、投票安排的情形。第16段强调,选举权本身依赖积极措施;第33段指出,国会不能通过沉默剥夺投票权,也不能把其沉默解释为授权机关自行决定排除哪些受刑人。法院据此要求作出合理安排。㉕

判决第39段同时承认,法院没有充分资料及专业能力决定具体安排,却未以此否定救济,而要求委员会限期说明如何履行。主文对补办登记与投票的保障范围分别规定:登记救济限于各登记期间均在监、因而失去机会的人;投票安排还涵盖通过其他途径完成登记、在选举当日仍在监者。各被告包括内政及矫正事务主管机关。㉖

该案不能被简化为机关毫无异议地服从。委员会曾承诺服从裁判,但判决第13段也记载其正式提出反对,其律师支持下级法院关于当事人处境由自己造成的论述。真正值得比较的是,法院承认协调及专业困难,同时仍区分保障义务与实施方法。南非宪法法院的救济权限较广,台湾行政法院不能因此当然照搬限期报告的监督式命令。㉗

(三)美国两案以实际排除程度区分争议

美国最高法院1969年394 U.S. 802案,未支持未决在押人取得缺席选票的请求。其重要前提是,卷内尚未证明他们被完全排除投票;法院提到,仍可能在监所提供特别设施、安排戒护交通或存在其他途径。这个判决不能被扩张为,在押人无论有无替代方式,都只能等待立法。㉘

1974年414 U.S. 524案则认定,仍有资格的未决在押人及轻罪服刑人既被拒绝缺席投票,也没有其他方式可用,而在同一监所内又因关押地是否位于户籍县受到不同待遇,构成违反平等保护的任意差别。法院明确把前案区分为欠缺完全排除投票之证明,最终撤销并发回。㉙

两案对台湾争议的启示,在于不能把无法取得某一种方式与完全无法投票混为一谈。它们并不直接确立台湾法院的调查义务,却说明替代途径是否真实存在,会改变法律问题的性质。机关若主张尚可外出投票,就应核对具体资格及执行条件;若所有路径都被否定,也不能继续把争议描述成单纯请求便利措施。

(四)加拿大与欧洲裁判的补充意义

加拿大2002 SCC 68案及欧洲人权法院申请号74025/01案,主要审查明文剥夺受刑人资格的限制,事实距离较远。其可供补充的原则是,立法判断仍须接受基本权审查;欧洲法院同时保留国家选择履行方法的空间。二者均不能单独用来证明,台湾现行法已经产生本案所请求的全部义务。㉚

五、司法应完成的审查及其权限边界

(一)确认义务仍须具有可判断的内容

香港案件表明,确认安排义务不必等同于法院指定完整方案,但这样的声明仍以可以识别的法定职责及权利人为基础。本案也不能只将“使原告得以投票”写成不问条件的结果保证。法院应审查请求究竟要求花选会决定场地、中选会统筹协调,还是要求非被告机关核准外出,再依职权与诉讼类型确定可确认的范围。

对于外出方案,监狱行刑法第29条及其授权办法已经存在,但资格与排除条件均须适用。第24条关于戒具及电子监控的规定,主要处理合法外出的安全管理,不能被单独当成所有受刑人均得为投票外出的依据。515号判决容许将投票纳入特别情事的考量,不等于免除具体资格及核准程序。㉛

因此,有效救济可能首先表现为查明既有权限、审查拒绝理由,而非立即确认机关负有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给付义务。本文批评258号结束审查过早,并不预先保证原告经过完整审查后必然胜诉。

(二)跨机关协作应具体审查,不能用程序创设权限

行政诉讼法第44条允许法院在必要时命其他行政机关辅助参加。它有助于听取矫正机关意见、核对场地及人力条件,但不会使参加机关当然成为被告,也不会凭空产生它原本没有的实体权限。

本案暂时救济阶段,相关矫正机关实际上已经参加,其配合请求另有追加被驳回而确定的程序经过;矫正机关并非从未表达意见。惟本案诉讼一审判决的当事人栏未列辅助参加人,矫正机关于暂时救济阶段表达的意见,是否及如何进入本案审理,判决未见交代。㉜

应当追问的是,本案诉讼如何利用、补充或评价既有机关意见,以及跨机关因素究竟构成权限障碍、执行困难,还是需要协调即可处理的问题。香港救济判决同时指出政府本身的义务,南非主文则要求包括矫正事务主管机关在内的各被告作出合理安排。两者提示法院应辨明有关机关分别负有什么责任,但各地的被告制度及裁判权限差异,仍须分别处理。

(三)不能指定方式,仍可审查制度性排除

宪法法庭113年宪裁字第7号裁定的许宗力部分不同意见,第12至14段指出,制度设置的条件若系统性排除受刑人投票,立法、行政不作为仍应受司法审查。第19段区分了直接要求法院作成特定投票安排的事件,与立法者未建立必要方式、程序是否违反宪法的问题。㉝

进一步对照,258号判决理由三(二)列举的设籍情形、选区规模、选举性质,以及确保自由意志、监督监所票匦开票流程等因素,与不同意见书第18段的表述几乎相同。这些因素并非当然都能由行政裁量解决,却可以逐项辨明其规范依据与事实条件。其对应关系支持本文第三部分的主张:法院应说明哪些因素确实要求另行立法,哪些仍须在现行法适用中具体判断,不能只因因素众多便整体排除审查。㉞

这一思路能够回应法院对权力分立的顾虑。即使普通行政法院不能自行创设新制度,也不因此免除其解释现行法、审查行政拒绝理由的责任。但声请法规范宪法审查另有严格门槛:依宪法诉讼法第55条,须是裁判上应适用的法律位阶法规范,法院已合理确信其抵触宪法,且对该案裁判结果有直接影响;第56条第4款并要求说明适用必要性及客观上形成违宪确信的法律见解。单纯疑问或当事人的违宪主张并不足够,原审不声请本身也不必然违法。本文批评的是,法院将自己已经作成的请求权不存在判断,当成无须检讨所适用规范是否合宪的理由,省略了对该判断前提的分析。㉟

不同意见并非多数裁判已经确立的规则,不能作为当然拘束行政法院的依据;文字接近也不足以证明本案误用某段引文。其比较意义在于指出一条独立的审查路径,避免把不指定方法与不审查不作为连接为必然推论。

(四)救济的时间与国家造成的障碍

本案选举前声请暂时救济,因胜诉可能性及公益衡量而未获准;选举后,本届请求从实体上遭否定,下届请求又因未来法令无法预判而被驳回。不能据此说法院没有进行任何实体审理,但各路径结合的效果,是没有促成对可行投票安排的充分具体审查。

未来法律可能变动,并不当然使现在机关是否负有某种持续义务变得不可判断。法院仍须区分请求是否要求预测未来法律,还是确认现行法下仍持续存在、日后可能依法变更的关系。另一方面,确认利益、请求具体程度及将来事实的不确定性,也不能仅因权利重要而略去。㊱

香港救济判决第30段提供了另一种处理思路:选管会是否负有向羁押者提供投票途径的法定义务,属于真正具有普遍公共重要性的争议,并不限于已经结束的上届立法会选举,也不是纯学术问题;第32段据此以宣告明确义务。法院同时交代了诉讼资格及其处理宣告请求的裁量,因此不能直接据此绕过台湾确认诉讼的要件。不过,它提示法院应区分已结束选举的具体争议,与仍持续存在的法律义务争议。原审若仅以未来法令无法预判排除下届请求,仍须说明为何后一层争议也不能判断。㊲

至于“个人状况”,监禁与一般交通不便并不相同:障碍由国家实施刑罚直接造成,个人无法自行排除。这一归责因素加强了国家说明及协调的责任,却不自动消除安全条件或创造特定机关权限。类似争论曾进入宪法法庭程序。115年宪裁字第7号涉及设籍屏东监狱的余某弘,其审查对象是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149号判决;第8号则涉及前述411号判决。两案及115年审裁字第1024号裁定,均以声请人未具体说明违宪为由不受理,不能把这些结果写成宪法法庭已经实体判决现行制度完全合宪。㊳

六、结论:尚待立法不足以代替充分论证

258号判决指出受刑人投票需要制度保障,这一点成立。其错误发生在下一步:法院没有充分区分不同方案所需的法律条件,就以尚待通盘立法,否定既有权限能够支持个案安排的可能,并维持无须进一步调查的结论。

合乎权力分立的审查,应先确定现行法律已经赋予什么权限、要求遵守哪些程序,再判断原告提出的安排能否在其中实施。不能实施的,应指出障碍及其规范层级;是否能够实施仍取决于事实的,应查明可能影响裁判的条件。立法可以保有制度选择,行政也可以保有方法选择,但选择空间本身并不证明完全不作为合法。

本文因此不主张监所设站已是唯一合法选择,也不主张以组织法的一般职权改变法定投开票结构。本文的结论是,法院以“尚待立法”终结具体审查过早。人民已经具有选举资格,其权利能否实际行使,就不能只得到制度尚未完备的回答;法院至少必须充分说明,为什么现行权限、具体方案与个案条件,均不足以改变对其请求的判断。

注释与资料来源

① 最高行政法院115年度上字第258号判决,2026年6月18日,理由一、三(一)至(四)。本文所引台湾裁判中文片语,仅转换为简体字,不改变原意;附录保留原文繁体字形。 司法院裁判书全文。

②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诉字第954号判决,2026年3月12日,壹、程序事项二,参、原告起诉主张及声明二;同前引①,理由一。 一审判决全文。

③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全字第48号裁定,2023年10月31日,主文一使用“应暂先准予于声请人所在……监狱内,设置……投票所”的措辞,系对花选会的设站命令,正文作此概括;当事人栏列法务部、矫正署及所属监狱为辅助参加人;壹、程序事项(二)记载2023年10月12日追加配合请求未获准许。矫正机关已陈述意见的依据,见贰、四(三)所引2023年9月26日准备程序笔录及10月5日函附意见状。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抗字第437号裁定,2023年12月28日,理由一确认追加部分未提起抗告而确定,理由四(二)说明驳回暂时救济的理由。 原裁定全文;抗告裁定全文。

④ 同前引②,主文;同前引①,主文、理由三(四)。

⑤ 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第411号判决,2026年1月8日,理由四(一)至(四);日期见原文第8页裁判及正本证明栏。本案一审引用处见同前引②,柒、一(一)、(二)及三。 411号判决全文。

⑥ 宪法法庭115年宪裁字第8号裁定,2026年5月13日,理由一、四(一)至(三),原文第1至3页;审查对象为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上字第411号判决,结论为声请不合法而不受理。 411号判决的宪法审查裁定。

⑦ 同前引①,理由三(一)至(三)。

⑧ 同前引②,柒、本院之判断五、七、八。

⑨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第2至5条,尤其第4条的职权行使与积极促进义务、第5条依现行职掌执行及跨机关协调要求。本文由此提出既有权限解释及裁量审查的路径,并非主张施行法概括授权改变选罢法。 两公约施行法全文。

⑩ 第四次两公约国家报告国际审查《结论性意见与建议》,2026年5月15日通过,英文原文第1页第3、4点及第25页第134点;法务部同日新闻稿亦记载12位专家完成审查并提出建议。官网现载中文定稿译本于2026年9月公布,故本文以注明5月15日通过的英文原文核对,不将后出的译本视为判决前已公布的中文文件。对照同前引①,理由三(三)。 第四次审查英文原文;官方中英文文件页面;2026年5月15日法务部新闻稿。

⑪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57条第1项及其施行细则第30条第1项;《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53条第1项及其施行细则第24条第1项。两细则分别规定地方选委会设置、编号、于投票日十五日前公告并载入选举公报的权限。对照同前引①理由三(二)所引条文。 公职选罢法;公职选罢法施行细则;总统选罢法;总统选罢法施行细则。

⑫ 同前引⑪,公职选罢法第57条第5项、总统选罢法第53条第4项;两法施行细则分别第33条第1、2项、第27条第1、2项,均规定投票完毕后立即改为开票所,公开逐张唱名并设置参观席。

⑬ 《中央选举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第1、2、6款,分别规定综合规划、办理与指挥监督、相关选务事项法规制订修废之拟议;同前引⑪两法分别第133条、第116条;《行政程序法》第150条及《中央法规标准法》第11条。组织职掌与制定对外规范的法律授权应予区分。 中选会组织法;行政程序法第150条;中央法规标准法第11条。

⑭ 表内选举法规范同前引⑪、⑫、⑬;另参公职选罢法第17条、总统选罢法第13条的户籍地投票与工作地投票要件。《监狱行刑法》第24条第1、2项、第29条第1、5项;《受刑人外出实施办法》第3至6条。规范层级栏系本文对不同方案的分析,须以个案条件及授权范围为前提,不表示现行法已经保证各方案均可实施。 监狱行刑法;受刑人外出实施办法。

⑮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诉字第969号判决,2024年7月4日,柒、本院之判断一;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515号判决,2025年10月9日,理由四(四)、(五)。原审判决已被废弃发回,不能作为确定胜诉结论使用。 969号原审判决全文;515号判决全文。

⑯ 同前引⑮,515号判决理由四(二),原文第7页第20至22行。“非所问”系该判决原文用语。

⑰ 同前引⑮,515号判决理由四(四)1,原文第12页第30至31行及第13页第1至4行。“约271名”为判决转述的辅助参加人陈述,法院要求区分本案个人权利救济与全体受刑人外出的人力负担。

⑱ 同前引①,理由三(二),原文第3页第31行。“现实条件难使其等全体受戒护出监投票”系该判决原文用语,仅转换字形。

⑲ 《行政法院组织法》第15条之1规定设置大法庭;法律见解歧异及先行征询程序的依据为第15条之2第1、2项。该条以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见解歧异为要件,不能单凭不同事实、请求或结果推定;258号判决全文未提515号,亦未记载征询或提案经过,但这不足以证明其内部未曾征询。 行政法院组织法大法庭相关条文。

⑳ 《行政诉讼法》第125条第1项;参见同前引⑮,515号判决理由四(一),关于调查欠缺是否影响裁判结果的说明。 行政诉讼法第125条。

㉑ 同前引⑮,515号判决理由四(一)、四(四)1、2;同前引②,柒、八;同前引①,理由三(四)。

㉒ 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HCAL 79/2008、82/2008及83/2008合并审理判决,2008年12月8日,第169至187段,尤其第184、187段。本文以案号标示裁判,当事人姓名隐去。 香港受刑人及羁押者投票案实体判决。

㉓ 同组案件救济判决,2009年3月11日,第30至34段,尤其第32段法定义务声明及第34段关于选管会履行条件、政府本身义务及诉讼一方配合的说明。 香港投票案救济判决。

㉔ 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2010年立法会补选报告书》,第二章第2.1至2.3段,原文第4页;其中第2.2段明确记载《在囚人士投票条例》的所有条文及选管会的修订规例于2009年10月30日生效;同委员会《立法会选举活动指引》2010年1月修订本,第五章有关专用投票站、分流及点票的规定。 2010年立法会补选报告书;2010年选举活动指引。

㉕ 南非宪法法院CCT8/99,[1999] ZACC 3,1999年4月1日,第16、19至23、33段。第33段区分选举机关决定如何投票与决定谁可投票的职责。 南非受刑人登记及投票案判决全文。

㉖ 同前引㉕,第37至40段、主文第3.1至3.5项。宣誓书须于1999年4月16日前送达申请人及第三、第四被告,并交法院书记官存查。

㉗ 同前引㉕,第7、8、13段及第39段。第7段记载委员会承诺服从裁判,第13段亦记载其正式反对及律师在庭上的抗辩,须合并阅读。

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394 U.S. 802,1969年4月28日,第806至809页;特别投票间、戒护交通及暂时降低保释金额等可能途径,见第808页注6;未证明被完全禁止投票、因而不处理另外两项主张的说明,见同页注7,并回引注6。判决对象为未决在押人,不能扩张为一切已定罪受刑人的投票资格规则。 美国1969年在押人缺席投票案判决全文。

㉙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414 U.S. 524,1974年1月16日,第529至531页。多数意见明确区分前案的证明不足,并于第531页撤销及发回。 美国1974年在押人投票案判决全文。

㉚ 加拿大最高法院2002 SCC 68,2002年10月31日,多数意见关于选举权限制的审查;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申请号74025/01,2005年10月6日,第82至84段。两案均涉及明文资格限制,与台湾案件的实施障碍有别。 加拿大2002 SCC 68判决;欧洲人权法院74025/01判决。

㉛ 同前引⑭所列《监狱行刑法》第24、29条及《受刑人外出实施办法》第3至6条;同前引⑮,515号判决理由四(四)1。办法第3条包含因撤销假释而入监执行等排除情形,第6条规定依法核准之外出无须戒护,并得依法实施电子监控;不能据此免除外出资格及核准程序。

㉜ 《行政诉讼法》第44条;本案暂时救济程序的参加情况,见同前引③两裁定当事人栏及程序事项。本案诉讼一审判决未列辅助参加人,见同前引②当事人栏;该判决全文未记载矫正机关参加或说明其先前意见如何纳入本案审理。 行政诉讼法第44条。

㉝ 宪法法庭113年宪裁字第7号裁定,许宗力大法官提出、黄昭元及尤伯祥大法官加入的部分不同意见书,第12至14、19段;该见解为不同意见,不是裁定多数意见。 许宗力部分不同意见书。

㉞ 同前引㉝,第18段;对照同前引①,理由三(二)。设籍、选区及选举性质、自由意志与开票监督等因素的文字对应,不等于有关行政机关当然具有实施权限。

㉟ 《宪法诉讼法》第55条及第56条第4款;前者规定法律位阶法规范、合理确信违宪及对裁判结果有直接影响等要件,后者要求提出适用必要性及客观上形成违宪确信的法律见解。原审拒绝声请的理由,参见同前引②,柒、七。 法院声请宪法审查的法定要件。

㊱ 同前引②,柒、五;同前引③,抗告裁定理由四(二);同前引①,理由三(四)。关于持续关系与未来法律变动的区分,系本文评析意见。

㊲ 同前引㉓,第29至32段,尤其第30段关于诉讼资格、普遍公共重要性、争议不限于上届选举,以及并非纯学术问题的说明;第32段确定宣告的形式与内容。

㊳ 宪法法庭115年审裁字第1024号裁定,2026年6月4日,理由一至三;115年宪裁字第7号裁定,2026年5月13日,理由一、四(一)至(三),涉及设籍屏东监狱的余某弘及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149号判决;115年宪裁字第8号裁定,同前引⑥。后两裁定原文第3页均载明裁判日期,均属其他当事人的同类案件,非258号判决的后续宪法裁判。 115年审裁字第1024号裁定;115年宪裁字第7号裁定。

附录 最高行政法院115年度上字第258号判决原文

以下据司法院公开裁判全文整理,保留原文繁体字形。仅将当事人姓名隐名,清除网页及扫描排版残留;用于遮蔽资料的连续零占位符不予保留,未公开资料不作推补。除上述处理外,不改写裁判文字。

来源:司法院115年度上字第258号判决全文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5年度上字第258號

上 訴 人 賴某和

訴訟代理人 陳宜均 律師(法扶律師)

被 上訴 人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

代 表 人 顏新章

被 上訴 人 中央選舉委員會

代 表 人 游盈隆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湯文章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選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5年3月12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95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被上訴人中央選舉委員會(下稱中選會)定於民國113年1月13日辦理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下合稱系爭選舉)。上訴人為年滿20歲之國民,為系爭選舉之選舉人,因刑事案件在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下稱花監)執行中,戶籍設於位在花蓮縣吉安鄉干城村10鄰(下稱系爭鄰里)之花監。上訴人委請訴外人社團法人監所關注小組以112年3月23日函,促請被上訴人花蓮縣選舉委員會(下稱花選會)於舉行系爭選舉時,在花監內設置系爭選舉之投票所,並同時副知中選會,經花選會以112年3月28日函復略以:「……監所收容人如戶籍已遷至監所,其在戶籍地投票所投票可能方式,包括由監所戒護收容人外出前往該監所所在地之投票所投票,惟此尚涉及法務部權責。至如在監所內設置投票所,屬於特設投票所,即選務機關針對特定身分之選舉人,在特定地點設置投票所,以方便行使投票權之一種投票方式。特設投票所為不在籍投票類型之一,考量監所情況特殊,於監所特設投票所,應於總統選罷法及公職選罷法明文規範,以避免爭議。」等語。上訴人不服,於系爭選舉前,向原審提起本件訴訟,先位聲明:「⒈確認花選會有於上訴人所在之花監內,設置系爭選舉之投票所或以其他適當方法供上訴人行使前開選舉之選舉權的義務。⒉確認花選會於上訴人所在之花監內,有設置第17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2屆立法委員選舉(下稱下屆選舉)之投票所或以其他適當方法供上訴人行使選舉權的義務存在。」備位聲明:「⒈確認中選會有使上訴人得以行使系爭選舉之選舉權之義務存在。⒉確認中選會有使上訴人得以行使下屆選舉之選舉權之義務存在。」經原審以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聲明及原判決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本院按:

(一)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為憲法第17條、第130條所明定,乃落實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可或缺之重要基本權利,固應受高度保障,惟仍有賴國家先行立法形成各種選舉制度,人民方得依法行使之。立法者對於人民選舉權行使之要件,在憲法第129條所明定之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方式的框架內,仍享有一定之立法形成空間。因此,除上述憲法明定事項外,憲法第17條保障之人民選舉權,不具特定實體保障內涵,需經由選舉法規之建制予以具體化,尚無從逕由上述憲法基本權保障條款,直接推導出特定選舉實施方式或程序內容之保障內涵,亦難認人民對特定選舉之實施方式或程序內容等,已享有請求國家應予實踐履行之公法上權利。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公職選罷法)第17條第1項「選舉人,除另有規定外,應於戶籍地投票所投票」之規定,是立法者就選舉投票之實施,所為相關制度設計之一環,其立法目的,乃為維護選舉投票之公平與公正性。現制之下,選舉人除投票所工作人員於符合公職選罷法同條第2項之要件,得例外於工作地投票所投票外,均應於戶籍地投票所投票;至選舉人因個人狀況而事實上得否於其戶籍地投票所投票,則非所問,其規定難謂違憲,業經憲法法庭113年憲裁字第7號裁定意旨闡明。

(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下稱總統選罷法)第13條第1項:「選舉人,除另有規定外,應於戶籍地投票所投票。」第53條第1項:「總統、副總統選舉,應視選舉人分布情形,就機關(構)、學校、公共場所或其他適當處所,分設投票所。」同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1項:「本法第53條第1項所定之投票所,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設置、編號,於投票日15日前公告之,並分別載入選舉公報。」公職選罷法第17條第1項:「選舉人,除另有規定外,應於戶籍地投票所投票。」第57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應視選舉區廣狹及選舉人分布情形,就機關(構)、學校、公共場所或其他適當處所,分設投票所。」同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57條第1項、第3項所定之投票所,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設置、編號,於投票日15日前公告之,並分別載入選舉公報。」(下合稱系爭規定)可知,選舉人應於戶籍地投票所投票,且投票所係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下稱地方選務機關)視選舉區廣狹及選舉人分布情形,就機關(構)、學校、公共場所或其他適當處所分別設置。所稱「適當處所」雖未排除監所,然監所受刑人之投票權行使,亦不得脫離依總統選罷法及公職選罷法相關規定所立法形成,足以確保其等自由投票之意志,且不特定公眾得以監督開票流程之選舉制度。由於監所受刑人之活動範圍受拘束於監所,現實條件難使其等全體受戒護出監投票,如何考量監所之物理環境、人員配置及選務作業之可行性,在兼顧選舉公正、公平及可信賴之條件下,實現其等之投票權,仰賴立法機關通盤評估。立法機關須通盤考量在監所可行之投票方式與條件,例如受刑人之設籍情形(是否設籍於監所,或監所與戶籍地是否位於同一選區)、選區規模及選舉性質(例如選舉為全國性或地方性)等;在程序上,自得考量使選舉程序可受信賴、維持選舉公正性等因素,設置確保受刑人自由投票之意志、不特定公眾得以監督監所票匭開票流程等之適當投票規範及程序(下稱受刑人投票制度)。而在立法機關未經通盤考量建制適當之受刑人投票制度前,地方選務機關依系爭規定,視選舉人分布情形,於適當處所設置投票所,得供選舉人於戶籍地就近行使選舉權者,縱該適當處所非在監所內,尚難因受刑人人身自由在監所內受限之個人狀況,致其現實上未能前往戶籍地投票所投票,即謂之為違法,或謂地方選務機關即有在監所內設置選舉投票所或以其他適當方法供受刑人行使選舉權之義務。同理,監所受刑人如何妥適行使選舉權,以確保其依自由意旨行使權利,並得維護選舉投票之公平與公正性,既需經立法機關通盤考量建制適當之受刑人投票制度後,方得以具體實現,此間尚涉及監所矯正權責機關如何配合管理之問題,非僅中央選務機關單方之權責,現行公職選罷法、總統選罷法或其他法律既仍缺乏特定實體規定,明定應由中央選務機關單方負責辦理監所受刑人行使選舉權之實施方式及程序,即難逕認中央選務機關即中選會已有使受刑人在系爭選舉或將來辦理之其他選舉均得以行使選舉權之公法上義務存在。

(三)至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固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然其得否直接發生人民對國家機關請求作成一定行為之請求權,仍應視公政公約之各別規定,對請求權內容及要件有無明確規定而定。依公政公約第25條:「凡屬公民,無分第2條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㈡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公政公約第25號一般性意見第11點:「國家必須採取有效措施,保證有投票權的所有人能行使這項權利。……」可知,並未明確規定受刑人行使選舉權之內容及要件,尚難認受刑人即因此具有請求選務機關應在監所內設置投票所供其行使選舉權之公法上權利。另「對中華民國(臺灣)政府關於落實國際人權公約第3次報告之國際審查委員會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91點固載明「公政公約第25條明確規定,所有公民都有權利及『機會』在真正的定期選舉中投票,不應遭受任何歧視。這表示,政府有義務透過不在籍投票、通訊投票或在監獄、其他拘留設施以及人們被剝奪自由或行動受限的機構中設立投票站等方式,為受刑人及被拘留者提供實際的機會,以行使此一重要的政治權利。」等語,惟上開結論性意見與建議核係針對公政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作為國內法後,我國政府是否遵循上開公約之監督意見及建議,是以立法及行政機關為遵守公政公約第25條規定,固應研議制定受刑人行使選舉權相關法制,以確保受刑人選舉權之實現,惟基於權力分立原則,人民與行政機關間有關如何行使選舉權,仍應由實體法規範形成,尚無從由法院以確認訴訟之方式預為介入,確認選務機關已有使受刑人應在監所內行使選舉權之公法上義務。

(四)經查,上訴人為年滿20歲在花監刑事執行之受刑國民,其戶籍在系爭選舉前設於系爭鄰里之花監,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原判決依此論明:在立法機關未就受刑人投票制度為特別規定情形下,難謂花選會依系爭規定或公政公約第25條規定,有於系爭選舉或下屆選舉在花監內為上訴人設置投票所或以其他適當方法供其行使選舉權之義務,也難認中選會有使上訴人於系爭選舉或下屆選舉均得行使選舉權之義務,上訴人先、備位之訴均無理由,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各節,無非執其主觀之見解,就原審已論斷事項或其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而為指摘,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梁 哲 瑋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曾 彥 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