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演柯文哲案二審:收賄、圖利無罪,兩公益侵占與背信應執行5年,其中背信2年二審定讞
說明
本文依已提供之柯文哲案一审判决书(转存PDF)、兩份辯護意見及歷次討論確認之修正編寫,為模擬裁判,不具有真實裁判效力,亦不表示真實二審法院已經形成相同判斷。自然人姓名均作隱名處理,不虛擬二審案號、審判人員、審結或宣判日期。
本稿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一審判決及已經核對之官方附表為資料基礎。正文引用之頁碼、行號,均指一審原文,不是本稿頁碼。檢察官及被告之上訴範圍,依公開報道所載雙方就犯罪事實及量刑上訴之內容設定,正式裁判仍須核對完整上訴書狀。未取得之二審完整供述、調查結果及賠償資料,不作不利推認。
本項裁判僅及於柯某哲,不另就其他被告宣告罪刑。參與人之相關沒收,依法可能同在本案上訴效力範圍;本稿不展開參與人沒收,不表示該部分依法不在審理範圍,亦不取代真實法院對參與程序及其權利之保障。
被告於二審主張,曾就政治獻金剩餘款支付人員費用一事詢問監察院,並稱調查局研析認為不違法。本稿所據資料尚未取得相關諮詢紀錄及研析全文,經核對之一審相關理由亦未見對此具體評價。諮詢發生時間、所說明之事實、答覆內容及被告是否知悉並據以安排支出,可能影響故意、不法所有意圖或違法性認識錯誤之判斷;調查局研析之時間、對象及理由,亦須分別核對。本稿暫維持依現有資料所作之模擬結論,不表示已經審查並否定上述抗辯;相關資料如經提出,應重新檢驗本項理由及結論。
現有報道顯示,真實二審仍在整理爭點及處理後續調查證據聲請。報道所載認罪與答辯,僅作程序背景,不直接充作本稿已查明之犯罪事實。
主文
原判決關於柯某哲部分撤銷。
柯某哲犯公益侵占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佰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又共同犯公益侵占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佰伍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又共同犯背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上開有期徒刑,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
柯某哲被訴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及圖利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一、侵占民眾黨政治獻金600萬元
柯某哲於民國111年間擔任民眾黨主席,得代表該黨收受政治獻金,明知捐款者捐贈民眾黨之款項屬於該黨財產,應依法存入專戶、申報並依政黨程序運用,不得作為個人得任意留置處分之資金,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公益侵占之接續犯意,為下列行為:
(一)周某文捐款200萬元:邱某琳為籌募民眾黨111年地方選舉經費,向周某文募款。周某文於111年10月1日前某日,在邱某琳位於臺北市大安區之住處,交付現金200萬元,再由邱某琳轉交柯某哲,並告知系捐贈民眾黨之政治獻金。柯某哲收受後,在工作簿登記數額及選戰用途,卻未交付黨內財務或存入政黨專戶,隱匿留置而據為不法所有。(參見:一審判決第44頁第8至24行)
(二)林某麗捐款200萬元:林某麗於111年7月間聽取柯某哲演講後,決定捐款民眾黨,將現金200萬元交付其子謝某樑轉交。謝某樑於同年8、9月間某日交予邱某琳,表明系捐給民眾黨。邱某琳於同年10月1日前,在市長辦公室轉交柯某哲並說明來源。柯某哲雖於工作簿記載特定候選人用途,仍未交付黨內財務或存入政黨專戶,而隱匿留置。(參見:一審判決第44頁第25行至第45頁第14行)
(三)林某群捐款200萬元:邱某琳自111年9月15日起向林某群募款,說明民眾黨年底多名候選人需要選舉經費。林某群同意捐款,委由秘書於111年11月2日在邱某琳住處交付現金200萬元。邱某琳隨即轉交柯某哲並說明捐款對象與來源。柯某哲收受後於工作簿登記,卻未交付黨內財務、未存入政黨專戶及依法申報,而隱匿留置。(參見:一審判決第45頁第15行至第46頁第2行)
被告以上述接續行為侵占共600萬元。工作簿之記載日期與實際交付日期不同者,不以登記日期替代已經查明之收款時間。
二、共同公益侵占6,234萬6,790元
柯某哲為113年總統選舉擬參選人及候選人,李某宗、李某娟分別參與競選財務及賬務管理。三人明知政治獻金為特定政治公益目的募集,依法持有及管理,不得改為個人或營利事業得自由處分之財產,仍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共同公益侵占之犯意聯絡,實施下列行為:
(一)肖像授權款1,500萬元:柯某哲於111年11月1日將肖像等權利授權其實際掌控之木可公司。112年5月20日成立政治獻金專戶並宣佈參選後,再安排競選總部與木可公司簽訂授權委託作業管理合約,由競選總部為取得同一肖像等權利及辦理小物作業而支付費用。三人利用該安排,將受政治獻金規範之款項轉入木可公司,作為公司得自由處分之財產。
李某宗指示李某娟,於112年11月30日、12月20日、113年1月5日及1月10日,自政治獻金專戶分別匯款300萬元、300萬元、450萬元及450萬元至木可公司,合計1,500萬元。柯某哲知悉競選募款與應援系統收款,並參與該款項安排,與其他經辦者依分工共同實行。(參見:一審判決第46頁第6行至第48頁第27行;附表5-4)
上述款項遭侵占後,木可公司於112年12月20日、113年1月19日及5月24日,以授權金等名義分別匯款100萬元、150萬元及200萬元至柯某哲個人賬戶,合計450萬元。該450萬元為前述1,500萬元之後續分配,不重複計入侵占金額。(參見:一審判決第264頁第19行至第265頁第18行;附表5-4、附表8-1)
(二)木可公司人員費用124萬1,036元:三人於選舉結束後,明知相關人員實際辦理之公司及其他事務不屬於政治獻金剩餘款之法定用途,仍由柯某哲指示以剩餘款負擔。113年4月9日、5月8日、5月29日及7月3日,分別匯款421,534元、466,661元、92,814元及260,027元至木可公司,支付人員薪資、勞健保及勞退等費用,合計124萬1,036元。(參見:一審判決第48頁第28行至第49頁第26行)
(三)募款小物所得4,133萬5,588元:三人透過候選人及黨方宣傳,以捐款、募款及選總統等文意推出小物,向支持者籌募競選經費。明知有關給付實質為政治獻金,仍於112年6月19日至113年1月19日期間,安排由木可公司收取留置,未依法歸入政治獻金專戶。
款項包括:綠界公司結算匯入2,784萬1,485元、捐款人直接匯入96萬9,779元、現場收取後匯入1,207萬9,734元,以及使用庫存小物對外募款44萬4,590元,共4,133萬5,588元。三人以商業收入外觀掩蓋政治募款之實質,將上述款項據為不法所有。(參見:一審判決第49頁第27行至第51頁第10行)
(四)KP SHOW演唱會結餘77萬166元:三人於112年7月17日安排以木可公司名義委託執行公司,於7月29日舉辦募款演唱會。收入531萬400元,執行公司扣除支出454萬204元后,於9月7日將結餘77萬166元匯至木可公司。三人明知為支持政治理念及競選之募款結餘,仍不歸入政治獻金專戶,而留置木可公司據為不法所有。(參見:一審判決第51頁第11行至第52頁第5行)
(五)採風公司捐款300萬元:三人明知採風公司負責人意在捐款支持民眾黨,仍安排以木可公司收款,使採風公司於112年6月15日、7月19日、8月16日及9月15日,分別匯入200萬元、35萬元、35萬元及30萬元,共300萬元,並以設計顧問等商業交易外觀留置,不交付原應受贈之政黨。(參見:一審判決第52頁第6行至第53頁第11行)
(六)國際電影公司合作款100萬元:柯某哲於113年4月間與邱某生籌劃網路新聞及自媒體合作事業。同月26日,柯某哲詢問如何以政治獻金剩餘款支付100萬元,李某宗告知交易與投資應予區分,投資可使用木可或其他公司資金,未將政治獻金剩餘款列為投資來源。柯某哲於5月6日、11日仍稱該案為合作生意、創投及尋找商機,並表示只須應付剩餘款使用標準。
李某娟於5月11日分析對方公司報表,並回報將取得計劃書及採購合約以完成投資案;5月14日請柯某哲核可付款,次日依共同安排,由政治獻金專戶匯款100萬元至國際電影公司,支付被告自行安排之營利合作事業前期企劃費用。邱某生確有提供企劃,仍不改變三人將公益持有款項移作該事業支出之不法處分。(參見:一審判決第341頁第18行至第345頁第28行)
上述六項侵占金額合計6,234萬6,790元。450萬元為1,500萬元之後續分配,未再增加上述總額。
三、共同背信部分
李某宗擔任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受託處理基金會財產、人事及薪資,負有依財團法人法與捐助章程,將財產用於社會公益、扶助弱勢等設立目的之任務,為替基金會處理事務之人。柯某哲雖無該項正式受託身份,仍知悉上述任務及基金會與競選、黨務、個人辦公事務應予區分。
柯某哲與李某宗共同意圖使其競選及辦公事務取得本不應由基金會提供之資金支持,基於共同背信犯意,將顧某、戴某文、洪某穎、林某揚、周某修、許某瑜、劉某鴻、鄭某漢、林某淳、張某芳、林某、黃某緗及何某廷等13人安排由基金會編列及支付薪資。於111年12月至113年8月期間,基金會支付相關人員每月4萬5,000元至12萬元不等薪資,共827萬1,095元。
其中部分人員實際辦理被告個人行程安排、辦公室秘書等事務;就其工作中與基金會設立目的及章程業務無關之部分,被告與李某宗仍共同安排由基金會負擔人員費用,致生基金會財產利益之損害。部分人員兼辦基金會業務之情形,已納入評價,不將相關薪資總額827萬1,095元全數認定為損害。
被告對有關人員之工作安排、指揮及基金會支薪狀況具有認識,依前述分工與李某宗共同實行違背受託任務之行為。其責任之身份根據及共同犯意,應分別說明,不以實際影響力直接代替法定受託關係。(參見:一審判決第53頁第12行至第54頁第16行、第279頁第15至28行、第281頁第3至16行、第281頁第20行至第282頁第23行)
理由
一、審理範圍及證明原則
檢察官就原判決關於被告之犯罪事實及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被告請求撤銷原判決、改判無罪。是原判決關於被告部分,包括經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之部分、科刑及沒收,均在本院審理範圍。此係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66條、第455條之27第1項判斷,並非以辯護書狀所列爭點限制審理。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檢察官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責任。被告否認犯罪或未提出自證清白資料,不使舉證責任轉移。認定犯罪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應整體評價,但綜合推論仍須排除有證據基礎之合理懷疑。
證據能力、真實性及證明力應分別判斷。就工作簿等資料,辯方先主張取證違法、應予排除,再備位主張即使採用仍不足定罪,並非邏輯矛盾。資料經合法取得且內容真實,也不當然表示其每項記載均證明檢察官所主張之犯罪事實。
共犯自白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須有其他證據補強。被告以外之人之偵查陳述,仍須依法處理證據能力及詰問權;不能僅以稱其為印證資料,就免除有關審查。未經核實之二審認罪內容,不作本稿定罪依據。
二、210萬元被訴收賄部分不能證明
(一)知悉收款與認識職務對價應予區分
李某宗回覆朱某虎“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可以支持被告知悉款項存在之推論,應予審酌。但原判另認無證據證明李某宗參與或知悉109年2月20日會面及對價安排,亦未見其與被告討論該安排之訊息。李某宗獲判無罪並不當然使被告無罪,惟轉達收款與轉達賄求內容,仍屬不同事實。(參見:一審判決第126頁第12至17行、第352頁第5至18行)
原判尚未充分說明實際傳達被告之內容、時間,以及被告知悉的是政治捐款,還是換取京華城職務協助之款項。款項進入政黨專戶、不進個人賬戶,固不當然排除收賄;本項欠缺者在於對價性質之認識及接受尚未充分證明。
(二)事後募款訊息之證明範圍
112年11月3日被告所稱“威京小沈已給過,不要再找他,另外他的財務狀況也不好”,足以支持其知道曾有資金支持,卻不能不經其他證據銜接,即回溯認定109年收款及行政處理時已經認識且接受職務交換。(參見:一審判決第127頁第1至11行)
原判於另被訴1,500萬元部分所稱“仍屬推測”,針對該訊息必然指向1,500萬元之推論,並非否定210萬元已經交付。本院不以該語推翻金流,但仍應區別知悉給款與知悉職務對價。(參見:一審判決第338頁第10至15行)
(三)109年2月20日會面及後續行政處理
原判承認雙方會談具體細節無從直接知悉,繼以會後行政行為推認默示合意。本院不要求必須有錄音或直接證人,而將會面、交付款項、幕僚致謝及行政推進一併觀察。(參見:一審判決第121頁第21至30行)
惟109年3月10日被告核定之簽呈,仍保留不同意和解、續行訴訟及依法院判決辦理之內容。該事實雖非當然排除另循程序之違法,仍使會面時已承諾以指定職務行為交換款項之推論,需要更多具體連接。(參見:一審判決第15頁第19至22行)
朱某虎訊息所稱“弄成560”,亦須與107年既有容積率處理及109年後續爭取獎勵分別理解,不宜未經說明便擴張為全部未來行政協助之酬謝。(參見:一審判決第13頁第16至17行、第122頁第16至19行)
(四)109年9月16日會面之評價
原判認定,109年9月16日會面時,送公展簽呈甫遭退件,會面後重送之簽呈順利通過,被告並指示彭某聲加速流程。此為連接會面與行政推進之重要不利間接證據,不能遺漏。(參見:一審判決第206頁第28至31行)
相關資料足以顯示雙方就方案及後續行政處理有所說明與請求,不能泛稱會面內容全然不明。但說明方案、請求推進,與約定以210萬元交換職務行為,仍屬不同待證事實。會面後尚有109年9月21日研商、10月12日專家諮詢、10月26日草案、10月27日簽呈及11月11日核章等過程,不能簡化為會面後立即無條件批准獎勵。(參見:一審判決第22頁第12至24行、第162頁第21至27行;附表1-2)
這些程序並不保證最終合法,也不當然排除對價;惟與現有款項知情證據合併判斷,仍不足排除被告要求循程序處理陳情,而未與210萬元形成交換約定之合理可能。
(五)違背職務及備位罪名
原判就送研議之違背職務,援用處理陳情注意事項,又以已經收賄支持其違法評價。收賄與職務義務違反須分別證明,不能互為唯一前提。(參見:一審判決第138頁第17行至第139頁第16行)
原判所認行為亦包括後來公展核章,不限109年4月送研議。本院並非只因送研議之論述有疑義,即撤除全部收賄指控。即使後續核章被認定為違背職務,仍須證明其與210萬元具有被告認識並接受之對價關係;改論職務上收賄,亦不能免除此項證明。(參見:一審判決第17頁第4行、第18頁第1至8行)
綜合全部直接及間接資料,仍未形成被告對價合意及認識已經排除合理懷疑之心證,此部分不能證明。
三、另被訴收賄1,500萬元部分不能證明
工作簿所載“小沈1500”等內容,為不利於被告之書面資料,應予審酌;但尚須其他證據證明實際交付及其職務對價,不能僅憑金額記載完成收賄之證明。
現有資料未充分補足款項交付之時間、方式、受領及交換關係;“小沈已給過”也不足必然指向該1,500萬元。原判認此部分補強不足之理由,並未因檢察官上訴而獲得補足。(參見:一審判決第338頁第10至15行、第339頁第11至19行)
此項與京華城整體無罪之處理一併說明。檢察官此部分理由不足,惟原判決關於被告部分既全部撤銷,主文無須另列其上訴駁回。此1,500萬元系被訴收賄,非後述木可公司授權款,二者應予區分。
四、圖利部分不能證明被告本人明知違法
(一)法令違反與個人明知應分別判斷
貪汙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要求明知違反該款所列法令,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並因而獲得利益。行政決定是否違法,與被告是否具備本罪明知及共同圖利故意,不是同一問題。
本院就容積獎勵之客觀適法性,縱認為存在嚴重疑慮,亦不能僅憑市長核章、申請方獲得獎勵或專業人員已有質疑,便概括推認被告本人明知違法。以下無罪判斷,不表示獎勵在行政法上當然合法。
(二)有利解釋具有卷證基礎
最早建議京華城依都市計劃法第24條提出細部計劃變更者,為都發局專業人員邵某珮,其於109年6月20日專案小組提出該路徑,並非單由被告創造。(參見:一審判決第19頁第21至27行)
第768次會議研議意見對原560%容積率無異議,又對方案四予以尊重,要求獎勵符合公益性、對價性等原則並循法定程序。該意見雖非合法性保證,卻不能簡化為專業機關已明確否定一切後續申請。(參見:一審判決第21頁第6至13行)
胡某瓊證稱為任職期間首例,相關獎勵規範“也沒有法規明確指出”,幕僚因而要求說明適法性等事項。此不使獎勵當然合法,惟結合專業建議及會議文字,足以支持被告可能認為仍有依法審議空間之疑問。此係有證據基礎之合理懷疑,不是要求檢察官排除所有想象可能。(參見:一審判決第170頁第3至12行)
(三)逐項回應不利證據
1. 都發局說帖指回復原有面積涉及圖利,系針對恢復120,284.39平方公尺之訴求,可支持被告知道舊主張不得准許;但仍須說明何以足證其認識後來方案四亦必然違法。(參見:一審判決第18頁第19至23行)
2. 第768次會議稱市府無須補救,不能脫離同份意見對方案四予以尊重之內容。否定舊面積保障,與要求新方案循程序申請,在全文中並存,尚非明確全面禁止。(參見:一審判決第21頁第6至13行)
3. 李某全便利貼稱“為利公平執行,容積獎勵及移轉應依土管自治條例等既有全市一致性規定”。被告應重視該意見,但其文字著重公平與通案一致性,尚非直接表明依法絕對不得核准本案。附於簽呈,不能免除對被告實際認識之進一步判斷。(參見:一審判決第196頁第20至26行)
4. 彭某聲所稱“我知道適法性有問題”,及其上陳讓市長決定之證述,證明他自己的認識與上陳原因,尚不當然證明被告已接受完全相同之違法判斷。(參見:一審判決第161頁第13至23行)
5. 袁某慧指出簽呈未會辦法務局,可顯示法律把關不足,但未進一步詢問,與明知違法仍推進,仍非同一事實。不得未經銜接而將審查疏失提升為圖利故意。(參見:一審判決第204頁第24行至第205頁第3行)
6. 專家會議與簽呈附件包含非都更卻援用都更獎勵之異議,應予正視,不能以附件繁多卸除核閱責任;但仍須結合簽呈結論、專業機關意見及實際傳達情形,判斷被告本人認識,而非只因附件存在異議即推定明知。(參見:一審判決第22頁第12至24行、第24頁第15至28行)
本院並非逐項切割證據而否定整體證明力。前述疑慮、會面、推進及核章結合,確使被告知道爭議之推論具有分量;但專業路徑及會議文字亦支持不同解釋,綜合後仍未達到其本人明知違法之確信。
(四)109年9月16日會面及10月26日便利貼
退件後會面、重新送陳獲准之時序,支持被告主動介入及推進之認定,卻不能省略明知違法之證明。會面後的研商及草案修正,應與先前專業意見合併評價,不能僅據行政先後順序補足主觀要件。(參見:一審判決第206頁第28至31行、第22頁第12至24行)
被告便利貼寫道:“京華城對容積率應該死心了,只希望行政流程加速,讓他們早日完工。”依附表1-2,書寫日為109年10月26日,即10月27日簽呈前一日,應明確區分其與9月16日會面之時間。(參見:附表1-2;一審判決第24頁第29至31行)
“死心”可能僅指恢復舊樓地板面積無望,與知道新獎勵方案仍可能違法並非邏輯上不相容,故不能直接作為無罪證明。但結合不同專業路徑,該文字亦支持被告未將後續程序理解為無條件給予不法容積利益之解釋。全文須合併判斷,不能只取加速作不利認定,亦不能只取死心作決定性有利認定,其緊鄰簽呈之時間仍應納入合理懷疑之判斷。
應特別區分:109年10月27日為簽呈日期,被告於11月11日核章,不將兩日混同。(參見:一審判決第162頁第21至27行)
(五)111年2月10日會面及共同犯意
原判已記載,產發局原不同意鼎越公司800平方公尺條件,111年2月10日被告與沈某京會面後,產發局改變立場。不能誤稱會面及立場改變全屬二審新主張。(參見:一審判決第206頁第31行至第207頁第3行)
惟會面、改變立場,與檢察官所稱共同施壓林某傑之具體指示,仍須區分。現有資料尚未充分連接立場改變原因、指示內容與被告之違法認識。多次會面可相互補充介入程度,仍不當然補足明知及共同圖利之證明。
(六)結論
綜合前述證據,尚不足證明被告本人明知違反法令而共同圖利。彭某聲、邵某珮有關部分之確定判決,不拘束本院對被告個人認識之判斷;各人接收訊息及參與事實,應分別評價,不以他人定罪代替本案證明。
收賄及圖利原經認定為裁判上一罪,現均不能證明,京華城部分應整體諭知無罪。容積利益估值之爭議,無須作為本項無罪之必要前提而先行確定精確金額。
五、侵占民眾黨政治獻金600萬元部分成立
(一)財產性質與公益持有
依捐款者意思、轉交者說明及相關記錄,三筆款項均為捐給民眾黨,而非贈與被告個人。民眾黨為獨立政黨法人,被告以黨主席身份代收,屬於因公益而持有該黨財產,不因具有政治領導地位而取得所有權或任意處分權。(參見:一審判決第43頁第25行至第46頁第2行、第254頁第1至3行)
(二)不法所有意思並非僅從未記賬推定
原判已有款項未交黨內財務、未存入專戶及未依政黨財務程序運用之積極資料。被告知道系代政黨收款,仍隱匿留置而排除政黨管理,表現將公益持有變為不法所有之意思。本院並非因未查得私人消費,或被告未提出自證清白證據,即倒置舉證責任。(參見:一審判決第254頁第1至13行)
工作簿所載“2022選戰”及特定候選人用途,應作有利資料一併評價。用途記載並非實際交付、代墊或核銷之當然證明,但也不能無視其存在。結合前述收款後之留置及財務資料,本院仍認已達侵占之證明程度。(參見:一審判決第44頁第17至19行、第45頁第7至9行)
本項判斷限於現有資料。新聞未記載新的支用證據,不等於辯方在真實卷內沒有提出;如有具體授權、受領或支出資料,應依其內容重新檢驗,而不以未入賬作為無法反駁之定罪推定。
三次行為基於相同公益持有關係,接續實施,論以一公益侵占罪。核被告所為,系犯刑法第336條第1項之罪。
六、共同公益侵占部分成立
(一)構成要件及金額
政治獻金為特定政治公益目的所募集,收受者依該關係持有並依法管理,不得將其改為個人或所掌控公司可任意支配之財產。此與個人本有財產僅受行政用途限制有別。不得僅以違反用途規定便直接認定侵占,仍須具體證明公益持有關係、易持有為所有之處分及不法所有意圖。(參見:一審判決第249頁第24至31行、第251頁第25行至第252頁第5行)
本院認定金額為:授權款1,500萬元、人員費用124萬1,036元、小物所得4,133萬5,588元、演唱會結餘77萬166元、採風捐款300萬元及國際電影公司合作款100萬元,共6,234萬6,790元。
前五項合計6,134萬6,790元,加本院認定之100萬元,恰與起訴金額相符。此項核對僅用於確認金額組成,犯罪事實仍依前述證據分別認定,不能以起訴金額當作事實證明。450萬元為1,500萬元之後續流向,不重複加計。
(二)授權及管理服務安排
被告預先將自己肖像等權利授權木可公司,再安排競選總部向該公司支付授權款,並將付款計算與政治募款資料連接。被告參與公司安排、知悉募款及財務資訊,並收受後續個人授權金,足以認定其參與具體安排,而非僅憑領導地位推定一切交易。(參見:一審判決第46頁第12行至第48頁第27行、第259頁第8至26行)
李某宗具體決定日期及金額,屬於共同犯罪分工,不當然排除他人事前安排及同意。被告無需親自操作逐筆匯款,仍須依其實際認識及參與負責,不以李某宗經辦即概括免責。(參見:一審判決第264頁第1至5行)
本院已審酌行銷、設計、生產、理貨及客服等真實作業,不因公司存在或報酬高低即認定侵占。但這些作業不使循環授權與轉款安排當然合法。前述具體安排、政治募款計價及後續個人付款合併,足認本項已逾通常服務報酬爭議。(參見:一審判決第47頁第1至2行、第264頁第14行至第265頁第18行)
(三)124萬1,036元人員費用
本項不得僅因收款者為營利公司、人員投保於木可,即認定不法。應審查實際工作、支出目的、受益主體及被告認識。原判已回應選後仍有工作之辯解,分別評價相關人員任務。(參見:一審判決第259頁第27行至第262頁第5行)
李某萱稱,選後主要處理木可商品及新品宣傳,原判據此否定競選善後之說。謝某泓稱,工作包括成立民調中心、選票及政治獻金資料分析;其內容應與個人選舉善後及一般黨務區分。練某慶則於選後新任職,辦理其他候選人輔選,被告另有指示以剩餘款支付其每月7萬元薪資之訊息。(參見:一審判決第260頁第13至31行、第261頁第1至15行)
結合具體工作、款項及指示,本院依現有資料認定,三人將本應由公司等主體負擔之費用改由政治獻金支付,並具不法處分之意思。本項不是以超出用途之行政違法,直接代替公益侵占全部要件之證明。
被告二審提出監察院諮詢及調查局研析之主張,其資料限制已在說明段列明。本項模擬判斷未預先否定該抗辯;諮詢及研析全文若經提出,須分別檢驗其對工作事實、不法所有意圖或違法性認識之影響。
(四)小物款項與演唱會成本
小物收入性質,應綜合宣傳、支持者給付目的、定價及收款安排,不能因有商品或開立發票,就當然歸類為一般買賣。本案宣傳明確強調募款、捐款與競選,木可公司直接收取並留置有關款項,足認系被侵占之政治募款財產。(參見:一審判決第266頁第19行至第267頁第26行、第269頁第1至11行)
小物款項被據為不法所有時,侵占已經完成。之後之商品成本支出,不使該次侵占具體財產之數額減少;真實成本及服務可納入整體行為情節與量刑,而不機械自侵占金額扣除。
演唱會由執行公司先收票款並支付活動支出,之後才匯入結餘77萬166元;被據為所有之財產本來就是結餘。因此,兩者所侵占之財產及行為階段不同,並非無理由採用不同計算標準。(參見:一審判決第272頁第7至21行、第275頁第18至19行)
(五)採風公司捐款
本項依捐助對象、轉款安排及設計顧問交易外觀等資料,認定系應歸於政黨之捐款被木可收取留置,並非單因流入關聯公司即判有罪。被告之共同參與須與具體安排相連,不能僅以幕僚接洽細節而否認已有分工。(參見:一審判決第52頁第6行至第53頁第11行)
(六)100萬元合作款改認成立
本項核心在公益款項是否被以所有人自居之意思,處分於法定用途外之合作事業。有服務並不當然排除侵占,超出用途也不當然等於侵占,應分別證明交易實質及被告意圖。
本院依據被告及經辦人付款前之同期訊息、付款核可及匯款記錄判斷,不以李某娟關於匯款名目的偵查供述作為不利認定依據,亦不依賴未經核實之二審認罪,避免以印證之名略過證據能力及詰問權之審查。
4月26日被告已稱投資100萬元、日後賺錢及抽成,詢問剩餘款規範。李某宗將交易與投資區分,告知投資可用木可或其他公司,而未列剩餘款。5月6日被告仍稱合作生意、尋找商機及創投;5月11日再稱“這個是創投”,並稱“只要可以應付剩餘款使用的標準就行了”。(參見:一審判決第342頁第22行至第343頁第8行)
李某娟同日回報,已收到公司報表並提供分析,將請對方提供“計劃書/採購合約,完成此投資案”。財務報表分析單獨不必然是投資查核,但與創投、商機及投資案等連續訊息合併,可證明文件係為既定合作安排而準備,尚未改成獨立之合法選舉服務採購。(參見:一審判決第343頁第9至12行)
5月14日再請示核可付款,5月15日即由專戶支付。付款前四日最後具體安排仍稱投資案,未見其後改變目的之同期資料。匯款備註廣告費、合約名為行銷及策略規劃服務,固不因名稱不同即當然虛假,仍應結合已知資金限制及文件準備之脈絡判斷。(參見:一審判決第341頁第18至23行、第343頁第14至25行、第345頁第17至28行)
邱某生證稱確有製作企劃,企劃本身不賺錢,須被告繼續投入才可能有成果。該證詞證明服務非全然虛構,但不排除其為合作事業之前期工作。即使尚未構成資本投入,仍是為自行安排之營利合作事業支出,並無同期資料顯示已改成獨立之法定選舉文宣或依法捐贈政黨。(參見:一審判決第344頁第13至23行)
企劃包含政黨網路資源與政治活動,確非抽象可能,但有助政黨不等於依法捐贈政黨,也不使一切與政治人物有關之營利合作均成為法定剩餘款用途。(參見:一審判決第344頁第1至4行、第344頁第29至30行)
本院不以收益剩餘必歸被告個人為必要前提,“抽成20%”未明確其餘收益歸誰;個人簽約也不當然表示私人用途。本項系從資金限制告知、事業內容、文件準備及最終核可共同推認其不法處分之認識與決定。
檢察官問句中公司虧損、一人公司及解散等前提,不因出現於筆錄便成為已證事實。舊平臺設立公司亦不能與本案收款公司混同,本院不據這些問句前提定罪。(參見:一審判決第342頁第15至17行、第344頁第5至8行)
綜上,被告明知投資與剩餘款規範之區別,仍以創投合作目的,經形式文件準備及核可付款,處分公益持有款項100萬元,具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思。實際提供企劃服務不影響成立。原判此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認定,應予撤銷,併入共同公益侵占事實。(參見:一審判決第345頁第29行至第346頁第6行)
本項以被告付款前本人訊息直接顯示認識及決定,再與客觀付款核對;京華城部分之對價及明知仍須從會面、後續行政作為等間接推論,證據結構不同。兩者均依排除合理懷疑標準判斷,不能因結果不同就認為證明要求不一。
(七)論罪及範圍
被告與李某宗、李某娟有具體犯意聯絡及決定、審核、收付等行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論共同正犯,所為成立同法第336條第1項之共同公益侵占罪。100萬元與原已認定部分為裁判上一罪,擴大事實範圍,不新增罪名或另一個宣告刑。本項僅裁判柯某哲,不另決定其他被告之上訴。
七、共同背信部分成立
(一)身份根據
刑法第342條第1項要求為他人處理事務。李某宗任基金會董事長,受託處理財產及支薪,具有該身份。被告對命名、資金、辦公室及人員具有實質影響,不等於基金會另已委任其處理事務;不能以實際負責人一語,省略受託關係之證明。
本院採無身份共同實行之路徑:被告與有受託身份之李某宗共同實行,依刑法第31條第1項及第28條論共同正犯,不以被告本人當然為受託主體定罪。(參見:一審判決第54頁第15至16行、第279頁第15至28行)
(二)共同犯意仍依具體資料綜合認定
被告參與基金會命名、辦公室與資金安排,李某宗於112年1月4日報告存款約1,430萬元並傳送薪資表,顯示其並非完全不知支薪狀況。林某揚證稱直接對被告負責,職稱為被告辦公室秘書,有空才協助基金會,並接受被告指派,亦支持其掌握有關工作安排。(參見:一審判決第279頁第15至28行、第281頁第20至31行)
但掌握人員或收到薪資表,不自動證明每項工作均屬目的外,也不單獨證明被告明知每筆款項違法。應與具體工作、任務指示、支付期間及資金來源相互核對,本院據此前述分工及資料綜合認定共同犯意。
(三)顧某證詞完整引用及工作性質
證人顧某證稱,其工作包括審稿、撰寫演講稿及擔任節目聯絡窗口,並稱:“除了我自己主動要設計LOGO之外,我的工作內容都跟眾望基金會沒有關係。”(參見:一審判決第280頁第31行至第281頁第6行)
該陳述保留設計LOGO之例外,不得省略而概括記載為全部工作均與基金會無關。至於審稿、演講稿及節目聯絡等工作,應結合其具體內容與服務目的判斷,不能僅因服務對象為被告,便一概排除屬於基金會公益業務之可能。該證詞應與任務安排、工作成果及其他證據綜合評價,不足單獨證明其全部薪資均為基金會損害,亦不能單獨證明被告知悉各項支出違反基金會任務。
顧某的陳述與二審辯方所稱確曾參與基金會工作,未必衝突,不能在未取得後來證詞時記載為翻供。顧某、戴某文及林某揚之工作亦應分別評價,不因均有兼辦事項,就推定工作比例完全相同。
(四)損害與比例理由
戴某文既證稱接洽公益團體、捐贈及活動,也說明主要辦理選務、較少做基金會工作,應完整評價。章程幷包括公益學術活動、宣傳、影音及教育訓練,不能僅憑工作名稱決定目的內外。(參見:一審判決第280頁第4至18行、第281頁第7至16行)
本院認定基金會持續為與其公益任務無關之競選及辦公事務負擔費用,確有財產損害;但827萬1,095元為相關薪資總額,部分人員兼辦公益業務,未經區分不能全數視為損害。損害不能全額認定,不等於沒有損害,也不等於損害輕微。
原判以爭議薪資佔112年度總支出約60%,推論違反公益業務支出須佔全年收入60%之章程,分母及計算對象不同,支薪期間亦非全屬單一年度,不能相互替代,本院不採用此理由。(參見:一審判決第280頁第15至18行、第283頁第11至16行)
因此,本院不將827萬1,095元全數認定為損害;被告共同犯意之認定,仍以前述具體指示、通訊內容及支薪安排等證據綜合判斷。本罪不以精確損害金額為成立必要,但必須證明實際損害,不能以賬目難算取代之。(參見:一審判決第279頁第1至6行)
(五)不法利益意圖與沒收歸屬有別
背信之主觀要件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不以實際取得為必要。被告與李某宗意圖使競選及辦公事務獲得不應由基金會提供之資金支持,與事後不能具體認定被告個人實際取得何種利益,並不矛盾。
不能證明個人所得,不等於證明沒有獲利,也不能反向改認其主觀只為第三人謀利。前述事實表述保持原有意圖,沒收另就實際取得之歸屬判斷。
(六)第31條第1項但書不予減輕之理由
無受託身份者依法得減輕其刑,非當然應減輕。本院審酌被告在相關人事工作、基金會資金與辦公室安排中,具有重要決定及指示作用,並非受命執行之邊緣參與者。其與受託財務管理者之分工,對實行具有重要功能,責任不因缺少正式受託名義而實質較輕,爰不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減輕。
此係就被告本身參與事實獨立裁量,不以其他無身份者未獲減輕為機械類比。身份成立、減輕與最後刑度,已分別審酌。
八、撤銷範圍及重新量刑
(一)原判關於被告部分全部撤銷
京華城部分改判無罪;共同公益侵占增加100萬元事實;其餘各罪量刑又受到原審一併審酌之不當因素影響。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原判決關於被告之罪刑、褫奪公權、應執行刑及相關個人沒收,均應撤銷後自為判決,不再以其餘上訴駁回保留有違誤之量刑。
原判將否認犯罪進一步評價為嚴重耗費有限司法資源,並依“orange出國”便條推論指示有關人員離境而作不利評價。本院排除因行使防禦權所為之加重,亦不以未充分證明之妨害偵審推論處罰。(參見:一審判決第307頁第11至22行)
未起訴事項非當然不能作為量刑資料,但事實、關聯及證明範圍仍須充分審查,不能以未經證實之便條含義、目的及傳達過程,增加不利非難。
(二)600萬元部分量處1年10月
被告利用黨主席身份代收政黨獻金,三次收受後隱匿留置,損及捐助及政黨財務信賴,金額與次數非輕,非單次漏記賬目。惟本院已剔除否認犯罪、司法資源及便條推論等因素,不以隨無罪結論排除之京華城指控再作整體不利評價。
綜合行為手段、金額、次數、參與程度、個人狀況及卷內可認定情節,依刑法第57條獨立重新量處有期徒刑1年10月。此係撤銷後自為量刑,並非以未明顯失衡為由維持原判。
(三)共同公益侵占量處3年6月
本罪金額6,234萬6,790元,透過授權、人員費用、募款小物、活動及合作事業等多種安排,使獻金脫離公益管理,持續及參與程度非輕。另一方面,真實商品、服務及活動成本已納入評價,不能將一切支出都描述成毫無相應勞務之私人收款。
原審所含否認犯罪、司法資源及便條等不當因素已剔除,有利於被告;本院另認其獲告知資金限制後,仍經文件準備、請示核可而處分100萬元,也應納入整體評價。新增金額在總額中比例有限,不按金額比例機械加刑,亦非僅為抵銷刪去因素而另加處罰。
綜合增減情狀與刑法第57條事項,本院重新量處有期徒刑3年6月。刑度雖與原審相同,系排除原審不當因素、納入新增犯罪事實後獨立裁量之結果。
(四)背信量處2年
被告與受託管理者共同利用人員及財務安排,使公益財產持續負擔無關任務之費用,違背公益捐助信賴,涉及多人及一段期間,應予相當非難。惟60%比例推論已刪除,兼辦公益之工作亦納入考量,不以全部827萬1,095元作為確定損害加重。
本院排除否認犯罪、司法資源及便條因素,不使用未經核實之未賠償基金會、未和解等情節。個人所得歸屬未獲證明,不轉化為沒有獲利之積極認定。依具體任務、分工、損害情節及個人狀況,重新量處有期徒刑2年;不依第31條但書減輕,理由已如前述。
九、沒收及追徵
(一)600萬元
被告侵占留置之600萬元為其實際取得之犯罪所得,未扣案,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追徵價額。不得因未查明最後消費或全部流向,即免除已取得所得之剝奪。
(二)450萬元授權金
木可公司三次匯入被告個人賬戶450萬元,為前述1,500萬元侵占款之分配或變得財產,有付款記錄及其他資料支持。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宣告沒收、追徵。(參見:一審判決第265頁第1至18行;附表8-1)
一審合計1,260萬元,組成為210萬元、600萬元及450萬元。正文事實編號及附表引注不完整,不等於金額算術有誤。依本判決,將210萬元排除,600萬元及450萬元分別對應所屬罪名,不保留原籠統合計宣告。(參見:一審判決第314頁第20至23行;附表8-1)
(三)100萬元
被告侵占後處分100萬元,用以支付其自行安排合作事業之企劃費用,並實際取得對應服務,原款已處分及轉化,為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所定犯罪所得之範圍;原款不能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追徵價額100萬元。
追徵基礎為被告侵占並處分之100萬元現金,並非另將企劃成果估價為100萬元,不以為執行合作安排而製作之合約價款作為獨立市場估價,亦無須援用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估算。
本項與基金會支薪不同:合約以被告個人為相對人,企劃為其自行安排之事業而作並交付,款項之處分及對應利益可具體歸屬。對支出具有指示或影響能力,與本人實際取得或共同取得利益,仍屬不同事項;本項除指示外,尚有個人安排及取得服務等資料。(參見:一審判決第344頁第13至23行、第345頁第17至23行)
本項與450萬元合計550萬元,主文合併記載,理由分別說明。不得再就同一100萬元現金及轉化之同一利益,對被告重複剝奪。
國際電影公司之第三人沒收,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包括第3款,另審查違法行為之實行關係、所得歸屬及有無重疊。提供服務不當然排除第三人沒收,收款亦不當然容許同額再剝奪。本稿不展開參與人裁判;涉及同一款項或利益時,應先確認重疊,再協調宣告與執行,不機械一律扣除100萬元或一律重複剝奪。
(四)827萬1,095元不對被告宣告沒收、追徵
基金會付薪、人員提供勞務,可能使競選團隊、辦公室、政黨等不同主體受益,並與李某宗之人事財務安排交錯;部分勞務亦屬基金會業務。總支出不能直接等同被告個人所得,或其與李某宗共同取得之利益。
如認為被告節省薪資,須說明哪些報酬本應由其個人負擔、何種勞務或節省歸其個人,以及與李某宗有何共同處分權。現有證據不足具體認定這些歸屬與範圍,不能以共同犯罪代替共同所得之證明。(參見:一審判決第279頁第15至28行、第281頁第3至16行、第281頁第20行至第282頁第23行)
刑法雖容許所得範圍及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估算,但不能以估算填補實際取得者尚不能確定之缺口。本項不予宣告,是因利益歸屬無法認定,並非僅因金額難以精算。
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所得歸屬要件,本項不對柯某哲宣告沒收或追徵。原審共同沒收已隨全部撤銷而失效,本院於理由明確不予宣告,主文不另列沒有執行內容之否定事項。
此項判斷不影響背信成立。背信之主觀利益意圖不以實際取得為必要;沒收就實際所得之歸屬判斷,二者對象不同。
(五)210萬元及參與人範圍
京華城部分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不對其以210萬元為該犯罪所得宣告沒收。此限於本項裁判,不另判斷其他人責任或其他法律效果。
木可公司原列3,883萬7,712元與1,800萬9,078元,合計5,684萬6,790元,亦等於原共同公益侵占6,134萬6,790元減個人450萬元。該算術只核對原附表組成,不替代參與人所得之證明。(參見:附表8-1)
本案上訴依法可能及於相關參與人沒收,不能因本稿不展開,就稱該部分當然不在審理範圍。對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之所得,亦應依法避免重複沒收,不虛擬已有返還之事實。
十、應執行刑、褫奪公權及緩刑
三罪宣告刑為1年10月、3年6月及2年,合計7年4月。依刑法第51條第5款,應在最長3年6月以上、合計7年4月以下裁量應執行刑。
兩項公益侵占均涉及政治獻金之持有及不當處分,時間、管理背景與手段部分相近,責任非難有重疊,應避免重複評價。背信另侵害基金會財產及公益任務,受託關係與法益具有較高獨立性,雖有人員及組織背景關聯,仍須充分評價。
本院不以原審定刑17年與各罪合計21年之比例折算。定執行刑應考量數罪整體關係、責任非難之重複程度及刑罰邊際效應,不重複使用個罪已審酌之金額、次數等因素再加重。綜合各罪關聯與獨立性,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
貪汙治罪條例所定應褫奪公權之犯罪未成立,原依該條例之宣告撤銷。就其餘有罪部分,另依刑法第37條第2項獨立審酌犯罪性質、與公權行使之關係及刑罰必要性,裁量不另宣告褫奪公權,並非認為非貪汙犯罪一概不得褫奪公權。
三罪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超過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之2年以下有期徒刑範圍,不符緩刑要件,爰不予宣告緩刑。
十一、日期之統一及適用法條
原判事實欄、理由欄就兩筆匯款有日期出入。本院依已經核對之附表及交易資料統一:木可向被告支付授權金之第三筆200萬元,為113年5月24日;專戶支付木可之1,500萬元中,第二筆300萬元,為112年12月20日。前者不沿用3月24日,後者不沿用理由所列12月5日,不影響金額但應更正事實記載。(參見:一審判決第47頁第31行至第48頁第17行、第264頁第14至19行、第265頁第4至6行;附表5-4)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31條第1項、第336條第1項、第342條第1項、第57條、第51條第5款、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判決如主文。
救濟說明
背信罪部分,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6款所列案件,第一審已經判有罪,無該項但書所定第一審無罪而第二審改判有罪之例外,不得上訴第三審。
兩項公益侵占為刑法第336條第1項之罪,不因罪名含侵占,即屬第376條所列普通侵占之限制。對依法得上訴部分不服,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第三審上訴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
京華城無罪部分,檢察官得依法上訴;被告對有利之無罪結論,通常不因不同意理由即具上訴利益。第三審原則上審查法律問題,不當然再次全面調查事實。
背信罪部分確定,不表示5年應執行刑一併確定。定刑所據其他罪仍有合法上訴時,應執行刑之確定與執行,須結合各罪最後確定之範圍處理;罪刑經撤銷或變更者,原定應執行刑之基礎亦須重新處理,無須等待與本組定刑無關之其他被告案件均確定。背信2年亦不符合6個月以下易科罰金之刑度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