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警办案从“抄家”开始，法院惯性放水 ——民意代表鸦雀无声，人民对住宅搜索习以为常
一、搜家，已成办案的起手式
检警人员一早按门铃，持搜索票进屋，翻遍抽屉、书柜、衣橱，带走手机、电脑与成箱文件，再把屋主带回讯问。这一幕在台湾的新闻里已经太过熟悉，熟悉到公众只问搜到了什么、谁交保、谁收押，却不再问：国家凭什么进这个家？
2026年4月28日上午，五名警员持搜索票进入台中网红小宇的租屋处。据他陈述，他与女友在睡梦中被压制在地，手机被扣，随后被带往派出所、再移送地检署，前后将近七小时；他认为警方是凭监视器画面中嫌犯刺青的位置锁定了他。次日，代理分局长在市议会承认“人别确认确实有误”，警方也证实他并非查缉对象。① 一张法院核发的搜索票，把一个并非查缉对象的人从床上拉了起来。
这不是孤例，只是少数被看见的例子。2024年8月30日，检廉搜索柯文哲住处；② 2025年2月20日，民进党立委林岱桦的立法院办公室、服务处与住处遭搜索；③ 2026年2月10日，高金素梅案一口气搜索本人住所、国会办公室及案关人员住居所共30处，通知18人到案；④ 同年8月24日，陈雪生案兵分35路，通知27人到案；⑤ 10月22日，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的住处与办公室遭搜索，手机被扣，同案一名彭姓派报业者则已遭羁押。⑥ 从普通租屋族到政党主席、执政党立委、在野党立委与媒体人，无分蓝绿白。从这些案例看，搜家往往不是穷尽其他手段后的最后一步，而是侦查的第一步。
吴子嘉的质疑值得认真对待。他指出，所涉选罢法罪名法定刑为五年以下，他的住址公开、检方随时可以传唤，当天讯后即被请回，既未交保，也未被声请羁押。⑦ 不过，能否传唤、是否羁押，处理的是人能否到案；搜索与扣押处理的是证据保全，两者不能直接画上等号。真正的必要性问题是：检方要找的证据是什么？若检方关注的是他与派报业者之间的联系，相关通讯或许确有证据价值；但通联纪录能否向电信业者调取？能否只撷取特定期间、特定对象的资料，而不必扣走一部存有采访纪录与消息来源的手机？住家与新闻机构里，又有什么非搜不可的东西？检方以侦查不公开为由未作说明，搜索若经法院核准，核准的理由同样不公开。这些问题，本该由核发搜索票的法官在事前回答，而不是由被搜的人在事后追问。
二、为什么说是“抄家”
法律上，这叫“搜索”。但对被搜的家庭而言，那种经验更接近“抄家”：陌生人进入卧室，翻看药罐、日记、存折和孩子的作业本；家人被要求停下手边的一切，站在一旁看着；邻居目睹，媒体守在门口，镜头记录下一箱箱被搬走的物品。用这个词，不是要把今天的台湾比作政治运动的年代，而是要点出一个相通的逻辑：先进门、全翻过，再看能找到什么。
住宅承载着一个人最不需要向外界说明的生活。同住的配偶、父母、子女，多半不是嫌疑人，却同样被迫曝光。宪法法庭112年宪判字第9号判决明言，居住自由包括住宅不受不当侵扰，保护及于工作与营业场所。⑧ 当进门变得如此轻易，这项宪法权利就只剩下纸面。
三、法院为何是“惯性放水”
2001年1月12日公布、同年7月1日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把侦查中搜索票的核发权从检察官移交法院，立法目的正是让中立的法官替人民把关。⑨ 本文所说的“惯性放水”，不是指每一张搜索票都不该核发，而是指从核准、检视、留置到救济，这条强制取证的链条在制度上缺乏足够的阻力：核准环节外界无从检验；检视环节最高法院已承认存在法律漏洞；程序瑕疵的后果常在权衡后减轻；事后异议又受严格期间限制。以下逐一说明，并区分哪些已有材料可以证明，哪些仍待公开资料才能检验。
先看核发。《刑事诉讼法》第122条对被告、犯罪嫌疑人的住宅，只要求“必要时”即可搜索；一般有票搜索既不限于重罪，也不以情况急迫为前提。⑩ 司法院的注意事项允许自由证明，具一定可信度的传闻即可作为声请理由，并要求法官“妥速审查、即时裁定”。⑪ 受搜索人无从事先答辩，法官面对的只有检警单方的说法，准许的理由事后也很少有人看得到。法官固然可以要求补充理由、讯问或调查，但一个只听一方、限时裁定、理由不受外部检视的程序，最省力的结果就是放行。
再看数字。司法院统计显示，地方法院侦查中搜索案件的终结情形如下。⑫
年度 | 终结件数 | 核发或备查 | 驳回或撤销 |
2022年 | 20,485 | 16,240 | 4,232 |
2023年 | 27,436 | 22,858 | 4,570 |
2024年 | 35,500 | 29,295 | 6,200 |
2025年 | 34,764 | 28,735 | 6,028 |
四年间终结件数增加约七成，核发或备查的比例则从2022年的79.3%上升到2025年的82.7%。⑬ 必须承认，这组数字本身证明不了法院放水：声请增加可能反映案件类型的变化，每年一成多到近两成的驳回或撤销，也说明法院并非照单全收。公众看不到核准理由，也不等于卷内没有审查纪录，更不等于法官没有审查。这组数字能够支持的，是另一个更朴素的结论：每年近三万件获准的搜索中，有多少进入住宅、牵动多少家庭、各自凭什么理由获准，统计没有区分，裁定也不公开，外界没有任何途径检验。要判断审查是否流于形式，必须调阅实际的声请书与裁定；而这正是现行制度不允许外界做的事。
个案把这个问题具体化。小宇事件中，警方承认人别确认有误，但错误发生在哪一环——声请前的侦查、法官的审查，还是执行时的核实——至今没有公开说明。法院事前看到了什么材料？声请书如何描述他与案件的关联？警员进门后又核实了什么？一次错误进入民宅之后，没有任何机关公开交代那张搜索票是凭什么核发的。同样地，一案同步搜索30处、35处，依法每一处都必须有各自的关联与必要，外界却看不到任何一处的理由；法院是否逐处审查，无从检验。
第三是手机，也是目前证据最充分的一环。今天的搜索，带走的往往不是几本账册，而是装着一个人全部生活的手机与电脑。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687号判决明确指出，检视扣案手机内的电磁纪录干预的是资讯隐私权：原则上应向法院声请搜索票或扣押裁定，法院核发时应尽可能特定标的与范围；执行时不得逾越必要范围，并应先以命犯罪嫌疑人提出或交付等干预较低的手段为之；也不能因为当事人同意交出手机，就认定他已概括同意检视手机内的所有资料。更关键的是，判决直言，对于这类检视，现行法的事中检视程序与事中救济途径均有欠缺，当事人无从循准抗告救济，属于法律漏洞。⑭ 执业律师李承陶也指出，实务上曾有搜索票只记载“被告之行动电话”，而检视过程不留纪录，外界无法排除“先全面检视、再以关键字筛取”的疑虑。⑮
同一份判决也呈现了另一面。该案原审以逮捕现行犯的附带搜索及当事人同意，作为扣押、检视手机的依据；最高法院认为附带搜索已逸出其目的范围，同意的自愿性也有疑义。但经刑事诉讼法第158条之4权衡后，最高法院认为违背程序的程度尚非重大，检视仅限于与案情相关的群组与对话，不涉私密核心，且依合法程序也必然会发现这些证据，因而仍维持其证据能力，驳回上诉。⑯ 就个案而言，这些权衡因素各有道理；但从制度看，最高法院一面确认漏洞存在、程序有瑕疵，一面仍让瑕疵程序下取得的证据进入审判。如果这样的权衡成为常态，程序要求就很难真正约束侦查：违规检视付出的代价太小，遵守规则的诱因也就有限。在这里，“放水”指的不是哪位法官的态度，而是后果的缺席。
第四是留置与救济。对检察官的搜索、扣押处分不服，须在十日内声请法院撤销或变更，法院就此所作的裁定不得抗告。⑰ 苗栗地方法院2025年1月的一件裁定中，一名并非涉案人的女子，只因搜索当天与胞弟在同一处所，私人手机即遭扣押；她以违反比例原则为由声请撤销，法院以逾越十日期间为由驳回，扣押是否必要并未进入实体审查，裁定也不得抗告。⑱ 台北地方法院2024年底的另一件裁定则呈现不同的面貌：一支扣押中的手机，检察官既未引为证据，也看不出与起诉事实有直接关联；法院两度询问检察官意见均未获回复，最后自行审酌、准予发还。⑲ 后者是法院发挥纠正作用的例子，应当肯定；值得批评的，是在纠正之前，一支与起诉事实看不出关联的手机被持续留置，检察官对法院的询问也未作回应。两件裁定说明不了全貌，但前者显示救济的程序门槛足以把必要性争议挡在门外，后者显示留置一旦开始，要靠当事人主动声请、法院主动追问，才能结束。
宪法法庭在112年宪判字第9号中，要求对律师事务所的搜索严格审查相当理由、明确搜索范围，并依比例原则优先考虑命其提出或交付。⑳ 这套要求以律师秘密沟通权为前提，判决也认为当时法律未设特别搜索程序本身并不当然违宪。一般住宅当然受第122条、第128条等规定保障，但这些规定只要求“必要时”或“相当理由”；何时应优先命提出或交付、如何限定范围，并没有同样具体、可执行的要求。保障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仍取决于个别法官的审查强度。
把这些环节放在一起：核准时只听一方、理由不公开；手机检视存在最高法院已承认的法律漏洞，程序瑕疵在权衡后仍可能不影响证据能力；异议期间短、裁定不得抗告，留置要靠当事人与法院主动追问才会结束。本文能以材料证明的，是检视、证据与救济这几个后端环节的约束不足；至于住宅搜索的核准是否已成例行放行，需要调阅声请书与裁定才能确认，而这正是外界目前做不到的。前端无从检验，后端约束有限，两者叠加，放行就成为整条链上最省力的选择。这就是本文所说的“惯性放水”：未必出于哪位法官有意纵容，而是制度让放行几乎不必付出代价，侦查方便也就自然取得了优先地位。
四、“怕灭证”不是万能理由
检警与法务部最常见的辩护，是侦查保密、即时性与证据灭失风险。法务部在立法院对律师在场、搜索期间计时等改革主张表示保留，理由正是如此。㉑ 电子资料可以远端删除，关系人之间可能串供，这些风险确实存在。
但“可能灭证”几乎适用于每一个案件；若它可以笼统成立，必要性审查就形同虚设。金融往来、公务纪录与通联纪录可以向银行、机关与电信业者调取，未必需要进入住宅；真正只能在住处取得的资料，声请书就应具体说明是什么、为何在那里、为何不能以较轻的方式取得。手机的情形也是如此。依数位鉴识的专业指引，扣押后的手机应以网络隔离等方式妥善保全，单靠飞航模式未必能关闭全部无线连接，还须注意电量耗尽、设备重置等影响资料取得的风险。㉒ 设备一经妥善保全，资料遭远端删改的风险就已大幅降低；此后若要全面检视，必要性必须另外说明，不能直接沿用扣押当下的急迫理由。灭证风险可以是理由，但必须用个案事实证明，不能成为免于说明的通行证。
五、民意代表为何鸦雀无声
说民意代表鸦雀无声，不是说没有人发声，而是说在最要紧的问题上，几乎没有持续的声音。每逢政治人物被搜，政坛并不安静，但声音大多随阵营而起。高金素梅被搜时，国民党立委批评这是“民主寒冬”，民进党立委则呼吁静待司法调查；㉓ 吴子嘉被搜，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强烈抗议，要求检调说明搜索的必要性与比例原则；㉔ 林岱桦、陈雪生被搜时，执政阵营的回应则是“勿枉勿纵”。㉕ 必要性与比例原则确实被提了出来，却往往是在自己阵营的人被搜的时候。
核发审查本身，则很少成为质询的焦点。小宇事件中，议员追问的是警方“抓错人”由谁负责；㉖ 那张搜索票为何获准，并没有被追问。
制度性的倡议，主要来自律师与民间团体，也有政党提出修法。全国律师联合会在2023年建议修法，让辩护人得在侦查中的搜索、扣押时在场；㉗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在2025年提出民间版刑诉修正草案，主张搜索时保障律师在场，并处理限制自由期间的计算；㉘ 民众党团的修正案也在2026年5月的立法院委员会审查中被提出讨论。㉙ 这些主张都有价值，但集中在“进门之后”：律师能否在场、时间如何计算、能否离去。至于核发审查本身——准许理由是否应在事后公开、多处搜索是否须逐处说明、住宅搜索是否单独统计、手机检视是否须留下纪录——在本文检视的倡议与提案中都没有出现。法务部对已提出的改革，也以侦查需要为由表示保留。㉚
所以，问题不在于没有人说话，而在于这些表态与倡议，至今没有形成对“能不能进门”的持续、有效约束。选择性的愤怒，对制度的作用与沉默相差无几。只有当自己人的家被搜时才想起居住自由，这种自由就永远只属于下一个被搜的人。
六、人民为何习以为常
社会对搜家的麻木，部分来自媒体。新闻画面总在渲染动员阵仗、兵分几路、搬走几箱证物，却很少追问搜索的范围与理由；入屋画面一播出，罪责仿佛已经预告。《刑事诉讼法》第124条要求搜索应保守秘密并注意受搜索人的名誉，第154条确立无罪推定，㉛ 但在镜头面前，这些规定往往形同具文。
另一部分来自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没做坏事，怕什么搜？”照这个逻辑，权利只属于先证明自己清白的人，国家说明强制措施正当性的责任反而消失了。久而久之，检警提出需求，人民就该配合；法院核准之后，质疑就该停止。这正是权威办案意识对人权保障最深的侵蚀：它让侵害变得正常，让追问显得可疑。
七、民主法治怎么做
2005年的Buck诉德国案中，德国警方为查明申请人之子一项轻微超速违规，依法官命令搜索了申请人的营业及住宅处所。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有法律依据与法官命令并不能结束审查，还须考虑违规的轻重、有无替代证据、搜索范围及对名誉的影响；国内法院未说明为何相关文件应存于私人住宅，搜索范围又超出必要限度，因而认定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㉜
2006年的Keegan诉英国案中，英国警方持令状破门进入一户人家，误以为该户与嫌疑人有关，却未充分核实实际住户。法院认定住宅权及有效救济权均受侵害，并强调即使警方并无恶意，未采取合理可行的核实措施，仍会使入屋行动失去比例。㉝ 小宇事件的结构与此相近：关键不在执行者有无恶意，而在进门之前的核实是否到位，以及出错之后有没有人交代。
这两个案件的共同点在于：有令状，不等于有正当性；没有恶意，也不等于没有责任。法院必须追问证据与住所的关联、替代手段是否可行、核实是否到位；出了错，国家必须承认并给予救济。用这把尺衡量，台湾的搜索审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八、终结“抄家式办案”的五项要求
第一，检警声请搜索住宅，必须分项说明嫌疑基础、证据与该住所的关联，以及为何非搜不可、为何不能以调取或命令交付取代；主张灭证风险，必须提出个案事实。
第二，法院必须逐处审查、书面说理，对第三人住宅、多人同住及与案件关联薄弱的处所特别审查附带侵害；准许理由应在侦查需要消失后，供当事人与审查者检验。错搜发生时，应查明错误出在声请、审查还是执行哪一环，并公开说明。
第三，手机等电子资料的保障必须延伸到扣押之后。最高法院已指出的法律漏洞，应由立法填补：明定检视电磁纪录的事中程序，并开放准抗告救济。㉞ 搜索票应限定资料种类、期间与对象；检视过程必须留下纪录；无法现场区分时，建立封存、筛选与异议程序，并为无关资料的保留、利用与删除订立规则。律师与委任人的秘密沟通、家属及其他第三人的资料、新闻工作者的消息来源，都必须受到保护。㉟
第四，救济必须能触及已经发生的侵害。现行法上的搜索结果陈报、撤销或变更处分、扣押物发还及证据能力审查等机制，㊱ 应让并非嫌疑人的受搜索者得到对必要性的实质审查，不因期间短暂或程序门槛而被挡在门外；错搜、范围过大与不当留存资料，必须产生相称的补救与问责。“不采为证据”，弥补不了一个家庭已经受到的伤害。
第五，统计必须透明。区分住宅与营业场所、嫌疑人与第三人、有票与无票、案件数与执行处所数，并追踪准驳理由、异议结果与问责情形；立法机关应要求司法院与法务部定期报告。数字公开之后，法院是否“惯性放水”，就不再是各说各话。
九、结语
每一次入屋搜索背后，都有真实的人与家庭承受后果。检警不能以“正在办案”要求人民放弃追问，法院不能以“已经签了票”结束审查，民意代表不能只在自己人被搜时才发声，社会也不应把“忍得了搜索”当作清白的证明。
住宅安宁必须在国家进门之前就被认真对待。当“凭什么搜这个家”成为每个人都会问、每个机关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检警办案才不会再从“抄家”开始，法院也才不再有放水的余地。
注释与参考资料
① 中央社，《持搜索票乌龙抓人 中六警分局坦承人别确认有误》，2026年4月29日，2026年4月30日更新；另参联合新闻网，《网红小宇遭警察上门逮人“硬控”近7小时 中警：确非查缉对象》，2026年4月29日。压制、扣押手机、刺青比对及受控制时间，属当事人陈述；“人别确认确实有误”及当事人并非查缉对象，为警方于议会答询时承认。
② 中央社，《柯文哲涉京华城案 检廉搜索住处》，2024年8月30日。本文列举的新闻案例用于说明搜索事实，不预断案件罪责。
③ 公视新闻，《林岱桦涉诈助理费遭搜索 带回侦讯前大喊政治干预司法》，2025年2月20日；公视新闻2025年2月21日后续报道，住处、服务处遭搜索部分。
④ 中央社，《高金素梅涉诈领助理费等3案 检调搜索约谈18人》，2026年2月10日，搜索30处及约谈18人部分。
⑤ 公视新闻，《国民党立委陈雪生涉诈领助理费 检调搜索住处、国会办公室》，2026年8月24日，搜索35处及通知27人到案部分。
⑥ 中央社，《竹检侦办意图使人不当选等案 声押彭男获准后搜索吴子嘉》，2026年10月22日，2026年10月23日更新。
⑦ 联合新闻网，《控绿色恐怖！吴子嘉竹北开讲还原搜索过程 质疑扣手机侵新闻自由》，2026年10月26日。所述为当事人主张；检方当时以侦查不公开为由，未说明搜索理由。
⑧ 宪法法庭，《112年宪判字第9号判决 搜索律师事务所案》，2023年6月16日，理由第31段。
⑨ 总统府，《增订、删除并修正刑事诉讼法条文》，《总统府公报》第6376号，2001年1月12日公布，第128条、第128条之一；同年7月1日施行。修正前，侦查中的搜索票由检察官签发。
⑩ 《刑事诉讼法》，2026年5月13日修正版本，新北市法规查询系统，第122、128、128条之一、130、131及131条之一。
⑪ 司法院，《法院办理刑事诉讼案件应行注意事项第六十四点、第六十五点修正规定》，2024年9月30日，载《司法院公报》第66卷第10期，第136—138页，重点见第65点。
⑫ 司法院，《地方法院办理侦查中搜索案件终结情形》，第1页，2022—2025年各列及表末说明。本表包括事前声请与紧急搜索事后陈报，未单独列出住宅搜索。
⑬ 同前引⑫。核发或备查比例：2022年16,240÷20,485≈79.3%，2023年22,858÷27,436≈83.3%，2024年29,295÷35,500≈82.5%，2025年28,735÷34,764≈82.7%；2025年驳回或撤销6,028÷34,764≈17.3%，另有撤回1件。增幅（34,764－20,485）÷20,485≈69.7%。
⑭ 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687号刑事判决，2025年4月17日，理由三，关于检视电磁纪录属资讯隐私干预、核发时应特定范围、执行时应先以命提出或交付等较低干预手段为之，以及事中检视程序与事中救济途径欠缺而属法律漏洞之论述。
⑮ 李承陶，载《全国律师》2025年11月号专题，第12—19页，关于电磁纪录之有票搜索、检视与取证。文中并比较英国法上的检视纪录义务。
⑯ 同前引⑭，理由三末段及理由六。最高法院认原判决理由虽有瑕疵，但依刑事诉讼法第158条之4权衡后仍应赋予证据能力，权衡因素包括违背法定程序之程度、当事人事后同意勘验、检视范围限于与本案相关之通讯软体群组及对话、无涉私密核心、未以另案证据作为不利依据，以及证据之发现具必然性；上诉驳回。
⑰ 同前引⑩，第416条第1项第1款、第3项及第418条第1项。
⑱ 台湾苗栗地方法院113年度声字第1042号刑事裁定，2025年1月9日。裁定以声请逾越十日期间、不合法律上程式为由驳回，并载明不得抗告。
⑲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声字第2606号刑事裁定，2024年12月24日。法院于2024年11月11日、12月17日两度询问检察官意见未获回复，审酌后裁定准予发还。
⑳ 同前引⑧，理由第42—44段；关于律师秘密沟通资料的保障，以及当时法律未设律师事务所特别搜索程序本身并不当然违宪，见主文第一项及理由第36—43段。
㉑ 法务部，《立法院第11届第5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13次全体委员会议书面报告》，2026年5月11日，第11—12、15—17页，关于搜索期间计算及侦查中辩护人在场权的法务部意见。
㉒ Scientific Working Group on Digital Evidence，SWGDE Best Practices for Mobile Device Evidence Collection & Preservation, Handling, and Acquisition（18-F-003），关于网络隔离及远端删除资料风险部分；另参美国维吉尼亚州鉴识科学局，How should mobile devices be handled to prevent loss of evidence (data)?，关于开启飞航模式后仍须确认关闭Wi-Fi、蓝牙等连接部分；McAfee Institute，《4.3 Isolation》，转述SWGDE指引关于隔离状态下耗电加快、部分设备可能重置网络资料的风险部分。
㉓ 公视新闻，《立委高金素梅遭搜索 北检：涉诈领助理费、补助款》，2026年2月10日，国民党立委罗智强与民进党立委陈培瑜发言部分。
㉔ 联合新闻网，《吴子嘉涉违选罢法遭搜索 郑丽文表达严正抗议》，2026年10月22日。
㉕ TVBS新闻网，《赖清德说话了！林岱桦涉贪交保 总统府曝：赖总统同感惊讶》，2025年2月21日，总统府发言人谈话部分；联合新闻网，《影／陈雪生遭检调搜索约谈 庄瑞雄盼勿枉勿纵》，2026年8月25日。
㉗ 司法院，《司法院与律师业务座谈 增进双方交流》，载《司法周刊》第2174期第1版，2023年9月15日，记载2023年9月12日座谈及全律会建议。
㉘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开启刑诉修法，完善搜索及讯问被告的刑事人权保障》，2025年5月12日，第一、二项建议。
㉜ 欧洲人权法院，Buck v. Germany判决，申请号41604/98，2005年4月28日，第11—15、44—53段。
㉝ 欧洲人权法院，Keegan v. the United Kingdom判决，申请号28867/03，2006年7月18日，第33—36、42—43段；英国国会人权联合委员会，《第十六号报告》第三部分，2007年，第33—35段。
㉟ 同前引⑧，理由第42—44段；关于律师秘密沟通资料的保障，以及当时法律未设律师事务所特别搜索程序本身并不当然违宪，见主文第一项及理由第36—43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