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务到处罚,从权利到给付: 法律效果成立的规范条件 ——欧陆法系、普通法系与台湾地区的案例比较
本文摘要:本文围绕“一般义务不可罚”“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禁止即可为”及“宪法权利不当然产生特定给付请求权”展开比较。四个命题分别回答处罚、权限与履职、私人自由及权利实现的问题。个人负有义务,不当然意味着机关能够强制或处罚;行为未被禁止,也不足以当然支持国家干预。公权力须受权限约束,并依法履行已经确定的职责。宪法权利与具体给付请求之间,则存在直接请求、立法具体化及法定请求权的宪法保护等不同路径。本文依问题组织德国、英国、美国及台湾地区的代表性案例,分析处罚法定、法律保留、一般行为自由与积极义务的制度差异。比较表明,各法域共同要求法律效果具有可说明的规范依据,但对规范来源、解释界限及救济方式的安排并不相同。裁判应分别审查义务内容、机关权限、处罚构成与请求范围,既防止抽象规范被用来扩张强制,也避免以立法尚未具体化为由一概排除权利救济。
关键词:一般义务;法律保留;罪刑法定;一般行为自由;宪法权利;给付请求权
一、问题的提出与规范功能的区分
(一)四个命题具有不同的论证对象
法律规定个人应当协助公共事务,个人拒绝后能否受到处罚?机关承担维护秩序的职责,是否就可以搜索住宅、限制出境或截取通讯?个人享有健康、教育及生存保障,是否就能够请求法院判给特定金额或增加公共服务?这些争议都涉及从一般规范推导具体法律效果,但推导所需的条件并不相同。
“一般义务不可罚”着眼于处罚须有独立规范依据;“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同时约束公权力的权限与履职;“法无禁止即可为”着眼于私人行动的自由起点;“宪法权利不当然产生特定给付请求权”则要求具体论证权利保障如何落实为请求。四者之间存在联系,却不能相互替代。尤其不能因为某项公共利益重要,便省略对权限和处罚依据的审查;也不能因为某项利益受到宪法保护,便认定个人选择的任何实现方式都应获得司法支持。
命题 | 首先审查的规范内容 | 不能省略的进一步判断 |
一般义务不可罚 | 义务内容与处罚依据 | 义务是否具体、违反是否可罚及责任条件 |
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 权限范围与履职要求 | 是否有权、是否应当作为及适用条件 |
法无禁止即可为 | 私人行动的自由保障 | 是否存在有效限制及他人权利冲突 |
宪法权利不当然产生特定给付请求权 | 宪法保障的内容与请求范围 | 谁可向谁请求何种给付及采取何种救济 |
(二)义务规范与法律后果应当分别成立
一般义务可以指引行为、约束裁量,也可能通过其他条文具体化为可执行义务。不能仅因条文具有原则性,就认定它毫无法律效力。问题在于,该规范的效力是否已经足以支持争议中的具体后果。例如,说明个人应当配合,并不等于已经回答配合的事项、程度及拒绝的法律责任;要求机关保护人民,也不等于已经确定其必须提供某种特定服务。
处罚与给付在这里呈现不同要求。处罚涉及国家对行为人的不利益制裁,必须特别防止事后扩张。给付争议则既要考虑民主决定与资源分配,也须判断权利是否存在不能落空的最低保障。因而,不能把处罚法定的要求直接移作排除一切宪法给付请求的理由,也不能以权利需要有效保障为由扩大国家处罚权限。
(三)比较应落实到具体制度
本文以德国作为欧陆法系的主要观察对象,以英国和美国呈现普通法传统内部的差异,再与台湾地区解释相互参照。这样的选案不能证明每一法系只有一种答案。英国的普通法先例、王室特权及议会立法,与德国的成文宪法及法律保留并不处于相同结构;美国正当程序条款的解释,也不能代表英国或其他普通法法域的全部人权保障。
下文依四个问题展开,每一问题内部原则上依欧陆法系、普通法系、台湾地区的顺序比较。案情与裁判结论以所列判决、解释及官方摘要为据;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规范区分,属于本文的比较分析。
二、【一般义务不可罚】从行为要求到处罚责任
(一)违反义务尚不足以独立证明可罚性
“一般义务不可罚”在本文中的含义,是不能仅凭一般义务规范独立建立处罚责任。法律可以在一处规定义务,在另一处设置罚则;对于技术性事项,也可能通过合法授权予以补充。关键在于义务与罚则是否有效衔接,行为是否落入处罚构成要件,以及相应责任条件是否具备。
处罚须有有效的规范依据。即使法律已经规定应为或不应为某种行为,机关仍须说明违反该要求为何应受本项处罚。要求履行、行政执行、危险防止及惩罚既往行为,也各有不同功能,不能用其中一种措施的依据替代另一种。
(二)德国与普通法案例中的解释界限
德国Sitzblockaden II涉及抗议者在军事设施前静坐,阻碍军用车辆通行。刑事法院认为,车辆乘员因不愿伤害静坐者而停止通行,所承受的心理强制已经构成强制罪中的“暴力”。联邦宪法法院于1995年撤销相关裁判,指出在行为仅表现为身体在场、强制效果仅为心理作用的范围内,将其认定为暴力,突破了罪刑法定所允许的解释界限。本案并未认定一切静坐封锁均不构成犯罪,而是要求法院遵守特定构成要件的界限。①
这一裁判的重点,不在于抗议者是否完全没有妨碍他人的义务,而在于不得以行为具有强制效果,取代法律对强制手段的特定要求。若立法者只处罚以暴力或其他法定手段实施的强制,法院就不能把所有造成他人心理压力的行为一概纳入。社会危害评价必须进入法定构成,不能反过来消除构成要件。
英国的历史路径更为曲折。Shaw v DPP中,肖某出版刊登性工作者联系方式等内容的小册子并收取费用,被控共谋败坏公共道德等罪。上议院于1961年维持相关定罪。多数意见承认普通法对该类共谋的处罚,并有法官援引法院维护公共道德的职能;不同意见则警惕以概括道德判断扩大刑事责任。这一案件显示,普通法历史中的可罚性并非始终以现代成文法保留的形式建立。②
Knuller v DPP涉及杂志刊登邀请读者从事同性性行为的广告,出版公司及相关人员据此受刑事追诉。上议院于1972年维持共谋败坏公共道德罪的相关定罪,没有推翻先前确认的罪名;同时明确否认法院拥有一般性或剩余性的创设新罪权力。维持既有普通法犯罪与允许法院继续创设犯罪,因而被区分。不能把本案写成废除既有罪名,也不能将其简化为自此一切犯罪均须重新以成文法规定。③
R v Jones则将这一界限用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琼某等反战人士进入军事设施实施破坏或妨碍行为,主张自己是在阻止英国参与伊拉克战争这一侵略罪。上议院于2006年认为,侵略罪虽为习惯国际法承认,却不因此当然成为英格兰与威尔士国内法上的犯罪;法院已无权创设新罪,相关抗辩不能依其主张成立。国际法上的禁止,与能够承接国内刑事抗辩的犯罪规范,须分别确认。④
美国Bouie v City of Columbia进一步说明司法解释的时间界限。两名黑人大学生进入餐饮区并在被要求离开后继续静坐,被依刑事侵入条文定罪。当时条文处罚的是事先被告知不得进入而仍进入,州法院却将其扩展至进入后拒不离开。联邦最高法院于1964年撤销相关定罪,认为不可合理预见的扩张解释不得追溯用于处罚先前行为,否则违反正当程序所要求的公平预告。⑤
上述案例不能被概括为完全相同的规则。德国案着重法条解释的文义界限,美国案突出不可预见的不利追溯,英国案件则涉及既有普通法犯罪与新罪创设的区分。它们的共同关切,是防止法院以行为值得处罚为由,代替对处罚规范来源、范围及时间效力的审查。
(三)台湾地区行政处罚与刑罚授权的不同层次
释字第313号涉及航空公司搭载无入境签证或入境证旅客来台而受罚。交通部通过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设置行为要求,再以规则及民用航空法的概括罚则实施处罚。大法官于1993年认定,罚锾的构成要件及数额应由法律规定;授权命令补充构成要件者,授权内容与范围须具体明确。系争处罚部分的法律授权依据欠缺明确性,最迟一年后失效。⑥
释字第680号涉及声请人等在外海购入鱼货,未据实申报即运入台湾地区,被依惩治走私条例判刑确定。条例将管制物品及其数额交由行政院公告。大法官于2010年认为,相关授权的目的、内容及范围尚欠明确,违反授权明确性及刑罚明确性原则,最迟两年后失效。个别意见对审查标准提出分歧,争论集中于母法应当明确到何种程度,以及行政规范能够承担多少补充功能。⑦
前案说明,概括的行业管理授权不能当然支持特定处罚;后案说明,即使法律已经写出刑罚种类与上限,构成要件的重要部分仍不能未经充分决定而交由行政机关划定。问题不只是“有没有一条罚则”,还包括罚则实际处罚什么,以及决定可罚范围的责任是否得到履行。
(四)一般义务的适用需要完整的规范衔接
假设法律仅规定人人负有协助某项公共事务的义务,机关据此要求交付资料,并对拒绝者罚款,至少存在三个独立问题:资料要求是否落在义务内容之内,机关是否具有提出该要求的权限,拒绝行为是否为有效罚则所涵盖。不能仅以义务确实存在,一次回答全部问题。
因此,否定某项处罚并不必然否定义务本身,也不当然排除其他依法可用的措施。裁判应当指出欠缺的是义务内容、权限、处罚依据还是责任条件。只有这样,处罚法定才能形成可操作的审查,而不会被误解为所有未附罚则的义务均无法律意义。
三、【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从权限边界到履职要求
(一)机关负责某项事务不等于具有一切必要手段
任务规范说明机关应处理何种公共事务,权限规范则说明机关可以对个人采取何种法律措施。二者可能同置于一部法律,也可能通过不同规定衔接,但功能仍应区分。否则,只要任务被描述得足够宽泛,搜索、监控及限制行动都可能被解释为完成任务所必需,权限限制便会失去作用。
法律授权也不是合法性的终点。机关取得权限后,仍须满足法定事实条件、程序要求与基本权限制标准。相反,如果相关事项不涉及同等程度的权利干预,所需法律规范密度可能较低。法律保留的要求应随措施性质而具体判断,不能把“依法行政”机械理解为每一个行政动作都须有同样详细的列举条款。
(二)德国教师头巾案与英国住宅搜查案
德国Kopftuch案中,卢某完成教师培训后申请担任公立学校教师,因坚持在课堂佩戴头巾而被认定不适任。联邦宪法法院于2003年指出,当时州法没有提供足够明确的法律依据,支持这类限制。教师宗教表达、学生及家长权利与国家中立要求之间的重要冲突,应由立法者在宪法界限内处理;不能只凭概括任职条件由行政机关作成同等程度的基本权限制。⑧
英国Entick v Carrington涉及国王信使依国务大臣令状进入恩某住宅,搜查并取走文件。恩某起诉后,执行人员援引令状及公共事务需要为其行为辩护。法院于1765年判决支持恩某:国务大臣签发令状,并不足以自行赋予侵犯住宅及扣押文件的权限;被告必须说明法律上的正当依据,行政惯例及国家必要不能自行免除侵权责任。⑨
两案分别通过宪法上的法律保留与普通法上的权利救济限制行政行为。德国案将重要权利冲突交由立法者决定;英国案则要求官员为侵入私人财产提出法律抗辩。比较时应保留这种制度差异。英国法认可的权限来源并不只包括逐项列举的议会制定法,不能将其全部改写为欧陆形式的成文法授权要求。
(三)台湾地区役男出境限制的授权问题
释字第443号审查行政机关依役男出境处理办法限制出境的规定。当时兵役法及其施行法未规定相关限制,也未明确授权以命令规定。大法官于1997年认为,限制出境重大影响居住迁徙自由,欠缺所需法律依据,相关规定最迟六个月后失效。解释同时区分重大权利限制、技术性执行事项及给付行政的规范密度,表明法律保留并非没有层次的统一要求。⑩
本案的意义在于,即使服兵役义务本身具有宪法及法律依据,也不能因此认定行政机关当然获得一切促进履行的手段。义务的重要性不降低权限审查的必要。主管机关仍须说明某一种限制为何受法律容许,以及限制的条件与程度为何。
(四)授权审查与比例审查不能相互代替
没有适足权限依据的干预,不能仅因手段看似合理而得到补正;已经获得授权的措施,也可能因适用过度而违法。前者关乎谁能够决定及决定范围,后者关乎在既有权限内如何行动。裁判若只讨论公共目的及利益衡量,未回答权限从何而来,就尚未完成合法性论证。
这种区分也约束法院。法院解释授权时,可以结合文义、体系及规范目的确认其内容,但应说明推论根据,不能把“完成任务所必需”变成没有界限的补充授权。授权越概括、干预越重大,越需要清楚交代其法律基础。
(五)法定职责必须为与不作为的审查
“法定职责必须为”要求机关履行法律已经确定、且履行条件已经具备的职责。没有裁量余地的事项,应依法作出相应行为;具有裁量余地的事项,也须依法判断和决定,不能把裁量理解为可以任意搁置。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13条第5款区分命机关作出所申请行为与命其依法重新决定;英国Senior Courts Act 1981第31条将强制履职命令列为司法审查的救济形式;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5条,则对依法申请案件的逾期不作为及驳回设置课予义务诉讼。各制度均为符合条件的不作为争议提供救济,并未将全部公共职责转化为任何人均可提出的特定履行请求。⑪
因此,职责的规范来源、履行条件、裁量范围及个人的救济资格,仍须分别确认。机关负有公共职责,不当然意味着每个人都能请求特定措施;个人不能提出某项特定给付请求,也不当然免除机关已有的法定职责。同时,履职要求不能补足欠缺的干预授权:法律未允许采取的强制手段,不能仅以必须完成任务为由使用。
四、【法无禁止即可为】私人自由的保障及其限制
(一)一般自由先于逐项许可的要求
私人通常无需先证明国家曾授予其行动资格,才能主张行动受到自由保障。宪法没有特别列举某种行为,也不意味着国家可以不受限制地加以禁止。一般行为自由的作用,正是在特别自由条款之外,为个人自主行动提供审查依据。
但“法无禁止即可为”不等于必须存在一条点名某种行为的特别禁令,国家或他人才可以主张其违法。有效的一般法律规范、合同及侵权规则,都可能影响私人行为的法律评价。这里应当审查限制规范是否适用,而非仅搜索有无专门列举该行为的条文。
(二)德国Elfes案中的自由推定与败诉结果
Elfes案中,埃某因政治活动及对政府政策的批评,被主管机关拒绝续发护照。联邦宪法法院于1957年认定,出境自由虽不属于基本法特别规定的境内迁徙自由,仍受一般行为自由保障,个人可以据此争执限制法律是否合宪。不过,法院认定本案护照法及其适用未违反宪法,宪法诉愿未获支持。⑫
本案不能被写成“法院承认自由,所以行政限制无效”。一般自由保障首先使限制受到审查,并不预先决定审查结果。法律能够合宪地限制自由,恰好说明自由推定与有效法律限制可以并存。私人无需逐项取得授权,与国家可以通过合宪规则设置许可制度,也不矛盾。
(三)两项Malone裁判与欧洲人权法院的外部审查
Malone v Metropolitan Police Commissioner中,古董商马某在刑事审判中发现,警方曾依内政大臣令状截取其电话谈话。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监听违法。英国高等法院于1979年驳回请求,认为该监听方式未涉及住宅侵入等既有侵权,也未被当时国内法禁止。判决暴露出一种问题:当一般隐私保护尚不充分时,仅检查特定行为是否已被禁止,可能使国家监控处于广泛的规则空缺之中。⑬
Malone v United Kingdom是欧洲人权法院于1984年作出的外部人权审查,并非普通法法院自行改变国内规则。法院认定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重点在于当时法律没有充分明确监听权限、行政裁量范围及其行使方式,缺少防止任意干预的法律保障。公约所称法律包括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因此不能把判决简化为“没有专门成文法即违法”。⑭
两项裁判的对照说明,私人自由与国家干预不能采用完全相同的论证起点。私人没有违反有效规范,通常无需再证明某项概括授权;国家进入通讯秘密领域,则须面对权限及防止滥权的要求。即使国内法曾因既有救济不足而容许某种行为,也不等于该制度已经满足人权保障所要求的法律品质。
(四)台湾地区新闻跟追案中的自由协调
释字第689号涉及记者王某博持续跟追、拍摄他人,经劝阻仍继续而受到罚锾。大法官于2011年认定,系争规定所保护的,是被跟追者的行动自由、身体权、在公共场域中合理期待不受侵扰的自由及个人资料自主权;其中,行动自由属于宪法第二十二条一般行为自由的保障范围。采访者一方的新闻采访自由受宪法第十一条保障,职业采访者并受第十五条工作权保障。新闻采访自由不限于新闻机构所属的记者,也保障一般人为向公众提供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而从事的采访。有事实足认特定事件涉及公益、具有新闻价值,如须以跟追方式采访,且依社会通念并非不能容忍,即具有正当理由,不在处罚之列。⑮
本案涉及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两方自由。公共场域中的活动,并不意味着个人放弃一切隐私及不受侵扰利益;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也不意味着所有采访方法都免于限制。一般自由的保障,要求国家提出限制理由,同时要求具体判断相互冲突的权利,不能以任何一方自由之名直接消除另一方的保护。
五、【宪法权利不当然产生特定给付请求权】从保障内容到具体请求
(一)三种形成路径可以在同一权利中并存
宪法权利可能直接产生一定内容的请求,可能要求立法建立制度并具体规定给付,也可能为法律已经形成的请求权提供保护。这三种路径并非互斥,同一项权利可能同时涉及两种以上路径;也不宜概括为单一的先后顺序。
其中还须区分国家保护与国家供给。请求机关采取措施防止私人侵害,涉及保护义务;请求国家支付金钱、分配资源或提供服务,涉及不同形式的积极给付。二者均可能要求国家行动,但其成立条件及救济内容并不相同,不能因为都属于积极面向就合并处理。
规范层次 | 所要解决的问题 | 仍须进一步确定的内容 |
宪法直接保障 | 个人是否享有一定最低请求或参与地位 | 适用情形、请求对象及可执行范围 |
立法具体化 | 如何形成制度并落实保障 | 资格、额度、分配标准及程序 |
法定权益的宪法保护 | 国家如何对待已经形成的法律地位 | 程序保障、实体限制及可用救济 |
因此,“宪法权利不当然产生特定给付请求权”所排除的,是未经论证便从权利名称推导个人指定的任何给付。它不能被扩展为一切请求都须等待立法才可能成立。至于直接请求在某一领域属于常态还是例外,仍须依相应宪法制度及权利类型判断,不能仅凭选案数量确立。
三种路径与案例的对应
路径 | 欧陆法系 | 普通法系 | 台湾地区 |
1. 宪法直接产生 | Hartz IV:最低生存保障请求权原则上直接来自宪法;numerus clausus I(名额限制案第一案):平等分享既有教育容量。 | DeShaney:在“特殊关系”中承担积极保护义务(保护义务的对照,非特定福利给付)。 | 本文未列典型案例。 |
2. 宪法要求立法形成 | Hartz IV:具体需求及给付须由立法计算、具体化;numerus clausus I:重要选拔、分配标准须由立法规定。 | 本节所选美国案例未直接确认此类制度形成义务。 | 释字第485号:福利立法形成空间的对照。 |
3. 法律创设后宪法保护 | Versorgungsausgleich I(BVerfGE 53, 257,1980年):法定养老金及期待权受财产权保障。 | Goldberg v Kelly(1970年):法定生活扶助受正当程序保护;本案要求停发前听证。 | 释字第766号:法定遗属年金受财产权及生存权保障。 |
本表仅对应本文选案。释字第485号展示福利立法的形成空间,并不直接命令立法创设某项特定给付。各案的事实、裁判范围及出处,详见下文。
(二)欧陆法系中的资源参与、最低保障与既有权益保护
德国numerus clausus I源于医学专业入学名额限制。未获录取者提起诉讼后,行政法院将相关州法提交审查。联邦宪法法院于1972年从职业及教育场所选择自由、平等原则与社会国家原则,确认平等参与大学教育的权利。绝对名额限制须以充分利用既有容量为前提,重要分配标准由立法决定;国家是否负有进一步扩建容量的义务,本案未作最终判断,给付要求受到个人能够合理向社会提出何种期待的限制。⑯
本案体现的是对既有教育机会的平等参与,不能直接等同于请求国家创造无限供给。已有容量是否得到利用、分配标准是否平等,与国家是否必须增加投资,是不同审查对象。参与权有宪法基础,同时需要制度及分配规则才能实现,恰好说明直接保障与立法具体化可以并存。
Hartz IV涉及领取基本生活保障的家庭质疑法定标准,尤其是儿童给付未经独立需求调查而按成人标准折算。联邦宪法法院于2010年从人性尊严结合社会国家原则,确认最低生存保障的给付权利。具体需求及给付方式原则上由立法者确定,但计算须透明、合理且有可靠依据。法院没有自行普遍确定新的基准金额,却对不可避免、持续存在且未被制度覆盖的特殊需求,允许符合条件者在新法制定前直接依宪法请求必要给付。⑰
这一判决同时处理权利基础、立法形成与救济时点。宪法确定最低保障不能落空,不意味着它已经写出完整福利表;立法者拥有计算及制度选择空间,也不意味着可以不说明标准的事实依据。法院并非只作程序审查,它也审查保障是否充分,只是在本案未认定基准总额显然不足,而主要指出需求计算及特殊需求覆盖方面的缺陷。
因而,最低保障的实质要求与可审查的计算方法互相配合。方法透明使法院能够检验需求是否被合理纳入,实质保障则使“程序正确”不至于成为给付明显不足的借口。司法救济也可以区分一般标准的重订与个别紧迫缺口的填补,而非只能在全面代替立法和完全拒绝救济之间选择。
Versorgungsausgleich I涉及既有法定权益。德国1976年制定、1977年施行的《第一次婚姻法改革法》规定,离婚时分配夫妻婚姻期间取得的养老保障权益。联邦宪法法院于1980年确认,法定养老金及养老金期待权受基本法财产权保障。分配制度原则上合宪,但立法者须补充困难情形规则,避免一方权益受到明显削减,却未适当转化为另一方利益等违反基本权的结果。⑱
本案说明,法律形成的社会保险地位可以成为宪法保障对象,保障内容却不等于金额和规则永远冻结。法律建立制度与宪法审查其调整,可以同时进行。是否进入财产权保障范围、基于何种个人法律地位,以及限制是否可以正当化,仍须分别判断,不能把一切国家优惠都直接认作相同性质的宪法财产。
(三)美国的保护义务与法定福利程序保障
DeShaney v Winnebago County中,男童德某遭父亲长期虐待,县社会服务机关虽多次获知危险,仍未有效阻止,最终造成严重脑损伤。联邦最高法院于1989年否定本案的实体正当程序请求,认为该条款原则上不要求国家保护个人免受私人暴力。但国家以监禁、强制收容等限制个人自行保护能力时,可能负有积极保护义务;州侵权法上的责任也未被一并排除。⑲
本案应被理解为特定宪法条款对第三人侵害保护请求的限制,而非美国全部宪法权利只有消极属性。国家限制个人自主能力后承担必要保护,与国家未能防止一个私人实施侵害,具有不同责任结构。将该案放入直接请求的比较时,应把特殊关系作为保护义务的对照,不能写成法院已确认个人得请求某项特定金额的福利。
Goldberg v Kelly涉及纽约领取家庭扶助或一般生活救济的凯某等人,其福利被停止或即将停止。他们认为,书面复核与停发后的听证不足以避免基本生活来源被错误中断。联邦最高法院于1970年认定,符合资格者享有的法定生活扶助并非可以任意撤回的恩惠。在本案的资格争议中,停发前须给予及时通知及有效陈述、举证和质疑不利证据的机会;听证不必采取完整司法审判形式。⑳
这里的宪法功能,是约束机关如何终止法律所形成的权益,而非直接确定国家必须建立何种福利或支付何种金额。法定资格及受益规则,使请求获得可识别的内容;正当程序则降低机关误判资格而中断生活保障的风险。不能由此推论所有财政支出一经设立即成为同等财产利益,也不能说本案已经判定美国福利制度只可能受到程序保障。
(四)台湾地区的福利形成与社会保险权益保护
释字第485号审查眷村改建优惠是否违反平等原则。相关法律使原眷户得承购住宅、领取辅助购宅款并办理优惠贷款。大法官于1999年承认社会政策立法的形成空间,同时要求考虑实际照顾需要、受益人经济状况及与一般国民的平等关系,不得仅凭身份给予明显过度优惠,并要求检讨改进与解释意旨未尽相符之处。㉑
本案适于说明福利制度如何受到立法形成及平等原则的共同约束,却不能单独证明所有宪法给付请求都须由法律首次创设。争议对象是既有优惠制度的分配规则,而不是法院直接审理一个完全欠缺制度基础的最低生活请求。不能把本案未曾裁判的问题,当作它已经否定的命题。
释字第766号涉及林某在配偶死亡后约一年七个月才申请遗属年金,机关只自申请当月给付,没有追补此前尚未罹于时效的年金。大法官于2018年认定,依法享有的社会保险给付请求权具有财产价值,受财产权保障;涉及最低生存需求者,兼受生存权保障。对于2016年2月29日以前(含当日)发生死亡事故者,解释认定以申请且符合条件当月为给付始点的限制违反比例原则,自解释公布之日起不再适用,并允许依法追补尚未罹于五年时效的给付。㉒
本案中的请求内容由社会保险法律确定,宪法则进入实体限制的审查。它能够说明法定请求权受到宪法保护,却不能反过来证明宪法永远不直接产生请求。所谓“法律创设后宪法保护”,是对本案规范结构的描述,不是宪法必须等到立法完成后才开始具有拘束力。
(五)程序保障与实体审查应当比较什么
法定请求权受到宪法保护,并不意味着各种制度采用同样标准。美国福利案例审查机关在资格争议中停发的程序;台湾地区遗属年金解释则审查法律限制追补范围的内容。二者分别针对行政认定与法律设计中的风险,不能仅凭一个采用听证、一个适用比例原则,就直接排列整体保护强弱。
比较还须考虑权益的来源与功能。养老保险权益、维持最低生活的福利及居住优惠,分别涉及累积的保障地位、紧迫生活需求及政策分配。权利人是否具有法定资格、国家是否保留决定空间、给付是否关系最低生存,都可能影响审查。将所有给付统称为“国家恩惠”会低估既有权利,将所有优惠一概视为不得削减的宪法财产则会过度冻结政策。
(六)具体请求与司法救济不能合并判断
确认国家负有某种义务,并不直接决定法院应判给何种救济。法院可能要求重新作成决定、排除违法限制、命立法者重订规则,或者在特定条件下保障即时给付。赔偿已经发生的损害,又须满足独立责任条件。请求的规范根据、法院能够作出的命令及其时间效力,应当逐项说明。
立法形成空间也不能被当作终止审查的理由。即使法院不宜自行确定普遍给付标准,仍可检验是否存在宪法保障的最低内容,既有标准是否基于可靠资料,以及个别权利人是否面临无法等待修法的缺口。相应地,法院提供救济时也须说明限度,避免从特定最低要求推导没有边界的资源分配权。
六、比较结论与裁判论证的完整性
(一)共同取向不等于各法域规则完全一致
代表性案例显示,各法域均重视法律效果的规范根据,但其制度安排并不相同。刑事领域中,成文法保留、普通法犯罪与禁止不利追溯的关系不同;行政领域中,权限来源及法律保留密度不同;积极请求领域中,宪法文本、司法救济及立法形成空间也有差别。比较的价值在于解释这些差别如何影响结果,而非把所有裁判归入同一句口号。
尤其应当避免两种概括。一种是因为各地都要求合法性,就认定它们采用相同的形式法律要求;另一种是因为存在宪法直接请求,就认为立法形成已不重要。前者忽视法律来源差异,后者忽视权利存在与给付范围的区分。对个案最有帮助的结论,应当能够指出缺少或已经满足了哪一项成立条件。
(二)国家行使权力与履行职责时应当完成的论证
机关应当首先确定相对人的义务内容,再说明本机关采取特定措施的权限及其适用条件。如果涉及处罚,还须确认行为落入有效处罚规范,并满足责任与程序要求。公共利益重大,可以影响立法及比例判断,却不能独立补足这些规范环节。
法院审查时,应区分义务、权限、执行与制裁。撤销处罚不必然意味着当事人不存在任何义务;确认存在义务,也不等于所有执行手段均合法。只有把判决理由落实到特定规范及特定后果,才能使同类争议获得明确指引。
对被指怠于履职的机关,法院还须确认职责是否已经具体到可履行程度、适用条件是否具备,以及原告依法能够请求何种行为。命机关依法判断和决定,与命其作出特定内容的行为,须依不同条件分别处理。
(三)个人主张给付时应当完成的论证
个人应说明请求保护的具体利益、义务主体及所要求的行为,法院则应判断请求来自宪法最低保障、法律具体化的制度,还是既有法定权益受到的宪法保护。对尚未形成的给付,须审查是否确有直接宪法根据;对已经形成的权益,须审查国家变更或终止的理由与程序。
同时,缺乏特定金钱请求并不等于没有任何救济。重新决定、停止侵害、履行保护义务与赔偿损害,可能分别具有不同根据。裁判既不宜仅凭权利名称支持全部诉求,也不应因某一种请求不能成立,就省略对其他适当救济的审查。
(四)法律效果的成立必须可以逐步说明
“一般义务不可罚”“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禁止即可为”与“宪法权利不当然产生特定给付请求权”,分别揭示处罚依据、公权力的权限与履职要求、私人自主及权利实现的问题。它们之间没有一条可以略过规范条件的推论捷径。义务如何具体化、权限从何而来、法定职责是否应当履行、处罚为何涵盖该行为、请求能够达到何种范围,都应进入裁判理由。
从义务到处罚,需要证明制裁依据及责任条件;从权利到给付,需要证明保障内容及可实现的请求范围。规范明确可以限制国家强制,权利的实质内容也可以要求国家行动。将两方面同时纳入审查,才能避免抽象义务扩张公权力,也避免抽象的立法保留架空宪法保障。
注释与参考资料
①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Sitzblockaden II,1995年1月10日,1 BvR 718/89、719/89、722/89、723/89,BVerfGE 92, 1,尤其参见事实部分及第14—18页。
② 英国上议院,Shaw v DPP,1961年5月4日,[1961] UKHL 1;[1962] AC 220,尤其参见多数意见及Lord Reid不同意见。链接为判决文本存档。
③ 英国上议院,Knuller (Publishing, Printing and Promotions) Ltd v DPP,1972年6月14日,[1973] AC 435,关于共谋败坏公共道德的裁判及禁止创设新罪原则,参见第455—458页。关于禁止创设新罪原则的后续重申,参见后注④。
④ 英国上议院,R v Jones,2006年3月29日,[2006] UKHL 16;[2007] 1 AC 136,尤其参见第27—29段;案情参见判决第1—8段。
⑤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Bouie v City of Columbia,1964年6月22日,378 U.S. 347,尤其参见第350—355页。
⑥ 司法院,释字第313号解释,1993年2月12日,解释文及理由书。
⑦ 司法院,释字第680号解释,2010年7月30日,解释文、理由书、事实摘要及所附协同、不同意见书。
⑧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Kopftuch,2003年9月24日,2 BvR 1436/02,BVerfGE 108, 282,判决要旨及理由。本文讨论该年判决,并非概括后续所有教师宗教服饰案件。
⑨ Entick v Carrington (1765) 19 St Tr 1029; 95 ER 807。判决文本见BAILII;案情及历史背景可参见英国最高法院院长Lord Reed,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 Legal Development and Legal Tradition in the Common Law,2022年。
⑩ 司法院,释字第443号解释,1997年12月26日,解释文及理由书第1段。
⑪ 德国行政法院法(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第113条第5款;英国Senior Courts Act 1981第31条第1款、第3款;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5条。关于履职救济的适用,仍须分别审查权利受侵害、足够利害关系或权利及法律上利益等相应条件。
⑫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Elfes,1957年1月16日,1 BvR 253/56,BVerfGE 6, 32,尤其参见第29—32段及判决主文。
⑬ 英国高等法院,Malone v Metropolitan Police Commissioner (No 2),1979年2月28日,[1979] Ch 344。国内判决及其理由,另见后注⑭所引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第31—36段。
⑭ 欧洲人权法院,Malone v United Kingdom,1984年8月2日,Application no. 8691/79,尤其参见第66—80段。
⑮ 司法院,释字第689号解释,2011年7月29日,解释文、理由书第5段以下及案情摘要。本文所引为解释作成时的条文;该条于2025年6月11日修正公布,参见修正社会秩序维护法条文。
⑯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numerus clausus I,1972年7月18日,1 BvL 32/70、1 BvL 25/71,BVerfGE 33, 303,尤其参见判决要旨及第330—334页。
⑰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Hartz IV,2010年2月9日,1 BvL 1/09、1 BvL 3/09、1 BvL 4/09,BVerfGE 125, 175,尤其参见第133—146、204—205、220段及主文第3项。链接为判决全文存档。
⑱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Versorgungsausgleich I,1980年2月28日,1 BvL 17/77等、1 BvR 807/78,BVerfGE 53, 257,判决要旨、主文及第289页以下。
⑲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DeShaney v Winnebago County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1989年2月22日,489 U.S. 189,尤其参见第195—202页。
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Goldberg v Kelly,1970年3月23日,397 U.S. 254,尤其参见第261—271页及第10、15注。本案结论针对所涉生活扶助及资格争议,不能一般化为所有给付终止均须采用相同形式的事前听证。
㉑ 司法院,释字第485号解释,1999年5月28日,解释文及理由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