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特定關係人安排職位:畸高薪酬的刑法界限 ——大陸受賄案中合理薪酬的扣除與台灣法的評價差異,兼域外案例

文/周志远

本文摘要:特定關係人確有工作,不當然排除透過薪酬輸送利益;薪酬高於同事,亦不足以單獨證明受賄。本文以大陸周某受賄案及同批張某某案為起點,說明實質勞動與合理薪酬扣除的關係,再比較台灣法對公務員資格、背信及利益衝突的不同要求。台灣公營企業主管不因職稱即當然具備刑法公務員資格;不具資格時,則須轉而審查背信、特別法及行政責任。合理薪酬的扣除,在大陸還可能影響是否達到受賄入罪門檻。法國、新加坡與美國案例則提示,利益可能存在於報酬差額,也可能存在於任職或交易機會。定罪、減刑與犯罪所得沒收,應分別論證。

關鍵詞:特定關係人;合理薪酬;受賄數額;公務員資格;背信罪;利益衝突

一、問題提出:從掛名領薪到實際工作下的利益輸送

企業聘用國家工作人員的特定關係人,可能具有正常的用人需求,也可能成為輸送利益的途徑。真正困難的案件,是受聘者確有能力、確實工作,所得報酬卻同時包含正常勞務價值與職權交換利益。若僅憑工作存在便排除受賄,超額利益可能獲得合法薪酬的掩護;若將全部給付計入受賄,又會把真實勞動報酬一併納入。

2007年《關於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07〕22號,以下稱《意見》)第六條,明確處理特定關係人不實際工作卻領取薪酬的情形。該條以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請託人謀利,並要求或接受以安排工作為名給付利益為前提。《意見》第十一條所稱特定關係人,亦不限於近親屬,還包括其列舉的其他共同利益關係人。⁠①

第六條沒有直接展開「確有工作、報酬畸高」的計算問題,但不能由此反推實際工作即不受受賄罪規範。周某案的意義,在於將實質勞動與超額給付分別評價,具體展示如何在認定權錢交易的同時保留合理薪酬。

本文以台灣法為比較主軸,依序檢視主體資格、公司利益及行政規範;法國、新加坡與美國案例則補充檢驗任職或交易機會的利益性質。大陸案情依據官方典型案例摘要;台灣案例按所引一審判決及新聞稿評析,不據此判斷裁判是否確定。比較針對同類事實的法律評價,不涉及刑事管轄問題。

二、周某案與國內對照:實質勞動如何影響數額認定

(一)案件事實與數字的層次

2026年11月5日「兩高」發布的典型案例記載,周某利用職務便利為某汽車集團等謀利;企業依其提議,安排特定關係人范某某擔任執行總裁、總裁。范某某所領非正常薪酬及專屬車輛一輛,合計價值1174萬元,較同時期同類型崗位人員最高薪酬高出815萬元。另有1500萬元特別獎金未實際給付,對應全案4478萬元受賄數額中的未取得部分。荊門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25年12月4日判處周某有期徒刑十三年、罰金240萬元,判決已生效。⁠②

1174萬元是已給付待遇的合計價值,815萬元是與可比人員最高薪酬的比較差額,1500萬元是未給付的特別獎金,4478萬元則為全案受賄數額。這些數字分屬不同層次;十三年刑期係針對全案,不能僅與815萬元差額對應。

(二)名義職位與實際職責

本案比較對象的選取,取決於工作內容而非總裁職稱。官方材料說明,范某某的實際工作僅與其他副總裁相當;檢察機關因而參照其他副總裁的最高年收入扣減合理薪酬,並援引《意見》第一條第二款的差額計算精神。⁠③

由此可見,審查不應止於「是否到公司上班」。即使工作紀錄真實,也須核對職責範圍、決策權限及實際成果;企業專門授予的頭銜,不能反過來成為合理化畸高薪酬的唯一依據。同樣地,不能僅因職稱特殊便否認全部勞動價值。實際履行了什麼,才是後續比較的事實基礎。

(三)張某某案:少量活動不等於實質履職

同批案例三中,張某某安排妻子李某擔任基金公司獨立董事,領取40萬元。李某曾以視訊方式參加三次董事會並簽署材料,但不熟悉公司業務,未實質審查,履職報告亦由他人代寫。官方材料將該筆薪酬全部認定為受賄數額,並指出應區分象徵性活動與具有實質付出的工作。⁠④

兩案不能概括成只要做過一點工作就有扣除。較準確的區分,是相關活動能否形成可獨立評價的勞務價值。出席、簽名或持有職稱,可能只是維持任職外觀;具體承擔職責並完成工作,才有進一步證明合理報酬的基礎。對專業性或非常態工時職位,也不能反過來僅憑出勤次數偏少便否定履職,仍須核對其職責要求。

三、刑法界限:畸高薪酬何時成為賄賂

(一)特定關係與專門設崗的證明作用

特定關係說明利益可能經由何人流轉,專門設崗則提示任用安排可能偏離一般程序,二者均須放回具體交易過程。企業為取得稀缺人才調整組織,與為換取公職協助而另設空泛職位,可能具有相近外觀,證明的重點在於設崗原因及交換內容。

《意見》第七條另處理授意將財物給予特定關係人的情形,並將特定關係人通謀共同實施與否列為共犯評價的重要條件。因此,對國家工作人員的受賄認定,與對受聘關係人是否成立共犯的判斷,應各自交代主觀認識及參與行為,不能因身分關係便一併定罪。⁠⑤

(二)薪酬異常須有可靠的比較基準

「高薪」首先是經濟事實,「畸高」則已包含比較評價。行業、企業規模、責任、工時及績效均可能影響報酬。若選取低職責人員的固定薪資,與受聘者包含績效獎金的總收入比較,差額可能來自口徑不一;若僅採用企業為特定人量身製作的薪酬制度,也可能把需要證明的異常待遇預先當成正常標準。

較妥當的做法,是先確定比較期間與給付範圍,再說明可比人員的實際職責。異常金額只能提供調查方向,還須證明其與職權交換的關聯。正常市場中存在的薪酬差異,不應僅因受聘者具有特定關係便被刑事化。

(三)職務對價與雙方認識

就此類案件,應檢驗企業提供特殊待遇是否為感謝或取得職務協助,以及國家工作人員是否明知並接受該安排。可具體勾稽請託內容、招聘交涉、待遇調整與職務行為的先後關係;相關訊息、決策紀錄及金流,應相互印證。

對價關係也不能僅以事後業務成功倒推。企業可能本來就能取得項目,受聘者亦可能確有獨立能力。證明的對象是雙方以職務行為交換利益的安排,而不是企業從聘用或公職協助中獲得了任何好處。本文採取的審查順序,是將關係、異常待遇及職務交換分開查明,再作整體評價。

四、合理薪酬的扣除:差額計算的依據與證明

(一)從交易形式受賄理解扣除的理由

《意見》第一條第二款採取市場價格與實際支付價格的差額計算方法;同條亦排除依事先設定、非針對特定人的優惠條件進行的正常交易。其計算思路,是將真實交易價值與額外輸送的利益區分。⁠⑥

將這一思路用於實際勞動下的薪酬給付,可說明為何不能把合同名下的全部收入當成賄款。當受聘者提供了可獨立評價的合法勞務,正常報酬即有相應的給付基礎;需要證明的,則是超出該範圍並與職務交換相連的部分。

但這並不表示商品價格規則可以毫無調整地套用於所有職位。商品通常較易找到公開價格,管理、顧問或專業服務的價值則可能具有差異。本文因此將差額計算視為評價方向,具體扣除仍須依工作及薪酬證據認定,不能以抽象市場行情代替調查。

(二)為何參照可比人員的最高薪酬

周某案採取的最高薪酬比較,具有避免以偏低基準放大差額的作用。當數名人員的工作內容確實相當,以其中最高收入作為參照,能降低將合理報酬上緣誤列為賄款的風險。

「最高」之前必須先有「可比」。若最高收入包含一次性股權兌現、特殊海外派任或另行承擔的重大責任,便須先調整口徑。反之,若所選群體的報酬普遍受到特殊利益安排影響,其最高值也不能自動證明正常市場價值。企業內部資料不足時,尚可調查其他同類企業,但應交代規模及職責差異。

(三)實質勞動與扣除金額的證據

合理薪酬的認定,應由工作證據與報酬證據共同支持。前者包括具體任務、成果、決策參與及考核,後者包括一般薪酬制度、可比人員的收入明細與績效給付條件。只有合同、匯款或納稅紀錄,至多證明安排及給付存在,不能獨自證明款項全屬正常勞務對價。

公訴案件的有罪舉證責任及定罪量刑事實的證明要求,仍應遵循《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五條。被告提出工作成果或比較資料後,不能僅以無法精確自證每一元正常收入為由,將全部款項計入受賄;辦案機關亦應調查足以影響扣除的有利證據。⁠⑦

(四)獎金與車輛應如何處理

本案1174萬元包含車輛等給付,故不能直接稱為單純的工資總額。公開摘要未交代車輛的獨立估價及完整比較明細。辦案時應區分正常工作配備、依一般制度享有的福利,以及額外轉移的財產利益。

以車輛為例,應先查明取得的是所有權、使用利益,還是為執行工作提供的工具,再確定估價範圍。比較人員的薪酬是否包含相同待遇,也須採一致口徑。若已在總報酬比較中計入車輛價值,再另行全額加算,便可能重複;若將額外移轉的私人財產一概視為辦公成本,又可能漏列利益。

特別獎金則須另查允諾條件、職務對價及實際取得狀態,不能與通常績效獎金混為一談。已取得報酬的差額、未實現的給付與全案數額,應在裁判中分項呈現。受賄數額用以評價犯罪及量刑,犯罪所得沒收則涉及實際取得利益的範圍與各該法律依據,二者不能僅因出現相同金額便相互替代。

五、比較法觀察:實際勞務、合理對價與任職機會

(一)台灣:先審查主體資格,再區分刑事與行政責任

1. 公營企業主管不當然是刑法公務員

將周某的角色置換為台灣公營企業董事長,首先遇到的不是薪酬如何扣除,而是犯罪主體能否成立。

《刑法》第10條第2項以依法服務於機關、依法從事公共事務及依法受託等條件界定公務員。公營企業主管的職稱,不能直接替代法定資格。若其僅從事一般企業經營,並無相應公共事務或受託權限,不能僅因企業由政府持有,就認定其為受賄罪的公務員正犯。反之,若具備法令授權及相關職務權限,則仍有適用空間。政府採購是可能途徑之一,並非唯一例外;也不能僅因接觸採購程序,便省略對具體權限的審查。⁠⑧

這與大陸周某案的評價起點不同。同一職位名稱移入另一法域,不能連同犯罪主體資格一併移植。但不具公務員資格,也不等於《貪污治罪條例》整套均與其無關:與公務員共犯及行賄另有規定,仍須按具體行為審查。比較的首要結論應是主體範圍不同,而非一方當然有罪、另一方當然無罪。

2. 本人所屬公司的背信及特別法責任

不具公務員資格時,周某仍可能是為任職公司處理事務之人。《刑法》第342條要求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的意圖、違背任務及本人財產或其他利益受損,並處罰未遂。《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另針對法定主體所為的不利益、非常規交易及重大損害,第3款則就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的違背職務或侵占行為,設有公司損害達新台幣500萬元的要件。二款的主體及行為條件,應分別適用。⁠⑨

因此,若主管為使關係人獲益而使公司接受不利交易,可能進入背信評價;若並無相應損害,也未具備未遂或其他犯罪要件,則不能僅憑關係人領到高薪便認定背信。周某案公開摘要未完整交代任職公司受損情形,適用背信規範時仍須補查。

台灣對私部門賄賂的規範未完全等同於一般商業受賄罪。廉政署公開的國際審查回應資料,亦指出收回扣案件可能因不符侵占、背信要件而出現處罰缺口。不過,不能據此概括為收取利益本身一律不罰。例如《銀行法》第35條及第127條,即有銀行負責人、職員向顧客收取不當利益的禁止及刑罰規定。具體適用仍取決於行為人的身分及業務範圍。⁠⑩

3. 支付待遇的公司是否受損,以及周某的共犯問題

另一條分析路徑,是檢視汽車集團負責人以公司資金支付特殊待遇,是否違反對公司的任務,並造成應受刑法評價的損害。這與周某本人所屬公司是否受損,是不同問題。但不能直接把815萬元的薪酬比較差額,等同支付方公司的背信損害;仍須調查給付決策、授權、勞務價值及實際交易結果,未給付的1500萬元允諾也須另行分析。

企業負責人可能主張支出是為公司取得業務。這種說法不是當然免責理由,也不能反過來僅因支出目的不法,便不經說明將全部款項認定為背信損害。行為違反何種任務、公司究竟受何損害,以及相關主觀認識,均須具體證明。

若支付方負責人的背信等犯罪成立,周某或范某某是否因參與而負責,還須另依《刑法》第28條、第29條及第31條審查。無董事身分者可能成立正犯或共犯,但提出聘任建議、收取款項或具有特定關係,均不能單獨替代共同實行或教唆的證明。須查明其是否認識並參與相應犯罪,而非由給付安排直接推定共犯。⁠⑪

4.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的獨立適用

刑法公務員與行政法上的公職人員,範圍並不相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包括公營事業首長等人;第12條禁止假借職權、機會或方法圖本人或關係人利益,違反者依第17條可處新台幣30萬元以上600萬元以下罰鍰。即使不具受賄罪的主體資格,仍可能落入該法規範。⁠⑫

但適用仍有獨立條件。第3條的關係人包括配偶、共同生活之家屬、二親等以內親屬,亦有受託人、特定企業團體、機要人員及民意代表助理等類型,不能只按親疏關係判斷。大陸特定關係人的認定,也不能直接替代該條的逐款審查。

利益的種類同樣須依條文界定。第4條所列非財產上利益,對任用、聘用等人事措施設有機關團體範圍,不能泛指任何私人企業的職位;私人公司支付的薪酬或其他經濟待遇,則應另從財產上利益分析。故行政責任不能作為刑事要件不明時的自動替代答案,仍須證明適格主體、關係人、利益及假借職務行為。

5. 顧問費與合理報酬的兩組台灣對照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2026年1月12日114年度訴字第629號判決,處理陳某君議員與其同居伴侶張某霖收取建商顧問費的事實。張某霖自2018年起擔任陳某君的公費助理,自2020年起擔任其市議會研究室主任。企業按月給付款項,共新台幣70萬5,894元;陳某君、張某霖以議員辦公室協助加速建案行政程序。一審認定款項與職務行為具有對價,成立共同收賄。⁠⑬

本案與周某案的共同問題,是企業將給付置於與公職人員密切相關的第三人名下,並使用具有正常商業外觀的費用名稱。研究的第一步應是辨認服務內容:如果所謂顧問工作本身就是透過公職辦公室取得行政協助,不能直接把這種協助視為獨立合法勞務,再按市場價格扣除。必須先證明有何與職務交換可區分的服務,才進入估價問題。

這也提示「確實做事」與「確實提供可受保護的勞務」並不完全相同。受聘者可能確實聯絡機關、安排會議或追蹤進度,但若報酬所交換的正是公職權限,工作量多寡不能單獨使給付正當化。

另一組更接近合理報酬的材料,是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金重訴字第25號案件。法院2022年10月28日的一審新聞稿記載,某筆被指為行賄的200萬元設計費,經建築師公會鑑定,相關設計工作的合理報酬為362萬6,190元,法院因而認該給付不是不正利益,相關被告就該筆給付獲判無罪。⁠⑭

兩組案件分別提示服務性質及報酬價值的證明。若所謂服務本身就是以公職權限交換利益,不能把其工作量直接折算為可扣除的合法報酬;若確有可獨立評價的正常專業服務,則須調查給付與該服務的對應關係。後一案例說明,合理報酬證據可能影響不正利益的認定,並非只能到沒收階段才討論。不過,它也沒有建立與周某案完全相同的最高薪酬扣除方法。

6. 金額在定罪、減刑與沒收中的不同作用

台灣受賄罪的基本成立,並非以達到某一最低金額為必要,但仍須辨認被指控的給付或機會是否屬賄賂、不正利益。若一筆薪酬包含正常服務對價,這項區分可能在界定犯罪利益時就須處理,不能一概延後至沒收。

大陸一般受賄案件則設有數額或情節門檻。2016年《關於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以人民幣3萬元為「數額較大」的起點;受賄1萬元以上、不滿3萬元,須具備該條第三款所列情形,才以「其他較重情節」入罪。第二條另以數額及「其他嚴重情節」區分較重的法定刑。因此,合理薪酬扣除後的差額,可能直接影響罪與非罪,也可能改變適用的法定刑幅度。⁠⑮

《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另就情節輕微且所得或所圖利益在新台幣5萬元以下的情形規定減刑,第8條的自白、自首減刑亦涉及所得繳交條件。沒收則須另依《刑法》第38條之1等規定判斷;第三人取得犯罪所得的沒收,亦有法定條件,不能僅因其收到薪酬即自動宣告。⁠⑯

(二)歐陸法系——法國:顧問確有工作,任職仍可能構成利益

法國最高法院刑事庭2005年4月6日第04-82.066號判決,涉及企業負責人甲某聘用商事法官乙某擔任技術、行銷顧問。乙某同時參與關係該企業利益的重整及資產移轉程序。顧問服務的真實性並非爭議焦點;原審仍依聘任與司法程序的關聯認定賄賂,最高法院駁回上訴。⁠⑰

該判決所維持的理由,是即使職位包含真實工作,提供受薪職位仍可形成利益,並須結合聘任時點及相關職務行為判斷。法院並未接受「做了工作,所以報酬只是正常交換」作為足以排除犯罪的理由。由於爭議對象涉及參與企業重整的法官,提供職位也可能使其對當事人形成持續經濟依賴。

本文認為,這一案例最值得比較的,是有償合同可以同時具有兩層效果:一方面要求受聘者提供服務,另一方面給予原本不必然能取得的收入機會。若職位的取得本身已被用來交換公權力,證明服務真實,只回答了合同履行情況,尚未回答為何提供該合同。

但法國案例不能反過來證明全部薪酬均須作為可沒收的賄賂數額。它與周某案分別凸顯任職利益及報酬差額,並非在同一套金額計算規則下得出相反答案。比較時應保留此一差異,也須區分公職人員本人受僱與其關係人受僱,不能省略利益歸屬及主觀認識的證明。

對本文而言,法國案提出的追問是:如果企業不支付畸高薪酬,而僅給予報酬合理卻難以取得的職位,是否仍存在被交易的利益?此問題應從任職安排與職務交換出發,不能只用有無超額工資作答。

(三)普通法系——新加坡:支付對價不當然排除貪腐

新加坡上訴法院2014年8月27日[2014] SGCA 45判決,涉及私營企業主管協助另一家公司取得運輸業務,並購得該公司股份、取得後續收益。法院認為,控方不必額外證明購股對價不足或交易虛假,才能認定貪腐;其法律對利益的界定包括職位、僱用及合同,並要求觀察整體安排。⁠⑱

判決另指出,涉案公司並非可由公開市場任意購股的公司,取得購股機會本身可能構成利益。這一判斷使分析不限於股份價格是否便宜,而是進一步追問,行為人為何能參與該交易。⁠⑲

本文認為,新加坡案對薪酬問題的啟示,是相當對價未必消除特殊機會的價值。求職者支付的對價可能是實際勞動,投資者支付的則是購股款;二者均不能僅因付出了某種代價,就當然排除整體安排中的利益輸送。不過,這種比較只揭示需要辨認的利益類型,尚不提供正常工資應扣多少的計算答案。

該案涉及私營企業中的代理關係,周某案則涉及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兩者的主體及規範基礎不同,不能將外國法對利益的廣泛列舉直接作為大陸受賄罪的構成要件。尤其不能從「機會有價值」跳到「一切經介紹取得的工作都屬賄賂」;仍須證明以利益交換職務或代理事務的腐敗安排。

若借此檢視合理薪酬扣除,應先問案件所指控的利益究竟是超額收入,還是取得職位或合同的特殊資格。前者可以討論差額;後者則須另外尋找估價與法律依據。將二者混為一談,可能一方面把機會價值完全忽略,另一方面又把所有工作收入都不加區分地納入,兩種結果都欠缺充分論證。

(四)普通法系——美國:官員親友招聘案中的職位利益

美國司法部2016年11月17日公布,摩根大通亞太子公司承認利用招聘安排,為官員親友提供職位以取得業務,並以不起訴協議支付7200萬美元刑事罰款。部分受聘者職稱、薪酬與初階投資銀行員相同,卻僅從事校對等輔助工作。該材料屬公司承認事實後的執法處理,並非法院審理作成的有罪判決。⁠⑳

此案對本文最直接的參考,是薪資比較不能只看職稱。同一職稱可能掩蓋任用資格、工作難度及責任範圍的差異。若受聘者實際從事輔助工作,逕以一般投資銀行員的薪資作為合理報酬,便可能在選取基準時已經高估勞務價值;反過來,也不能因其由官員介紹,就否認已證明的工作成果。

招聘機會還可能在薪資之外提供職業訓練、履歷及進入特定市場的機會。本文提出這些項目,是說明研究上應辨識職位安排的經濟內容,並不主張它們在本案均經單獨估價,更不將其加總成一個未有官方依據的受賄數字。是否可罰,仍須以各該法律、腐敗意圖及業務交換關係為依據。

與周某案相比,美國材料更凸顯招聘過程如何被交換安排影響,周某案則提供了實際勞動下扣減報酬的具體參照。前者不能證明美國一律拒絕扣除合理薪酬,後者也不能證明大陸僅承認超額工資、完全不處理其他利益。兩案的處理對象不同,不能僅憑一個有高額罰款、一個有十三年刑期,就排列整體制度的嚴厲程度。

(五)綜合比較:先界定利益,再討論估價

台灣材料先提出主體資格及不同責任類型的分流,再以顧問費、設計費案例檢驗服務性質及報酬價值;法國、新加坡與美國材料則從真實顧問服務、交易機會及招聘安排,檢視利益的不同形式。比較時應把職位或合同的取得原因,與履行後的報酬價值分別審查,並先確認各案的犯罪主體及規範基礎。

在寬嚴比較上,法國案例不因顧問確有工作即排除賄賂,新加坡案例不將支付相當對價視為當然免責,美國材料亦未停留於表面薪資一致。這些只能說明各案如何辨認利益,不能證明其在合理報酬扣除、證明門檻及沒收範圍上均比周某案嚴格。台灣的主體及責任分流差異,更不能簡化為受賄數額計算較嚴或較寬。

六、結論:主體資格、利益性質與數額應分別論證

為特定關係人安排職位,應結合任職原因、實際工作及職務對價判斷。周某案以工作內容相當人員的最高收入扣除合理薪酬,說明實質勞動的價值應受承認;高薪是否屬於利益輸送,仍須由交換關係與主觀認識證明。比較基準、給付範圍及計算過程,均應具體交代。

兩岸差異首先在於犯罪主體及規範途徑。公營企業主管在台灣未必具備刑法公務員資格,不具資格時,須轉而檢視背信、特別法及利益衝突規範。數額的作用也有不同:大陸合理薪酬扣除後的差額,可能影響是否入罪及法定刑幅度;台灣則先辨認賄賂或不正利益,再處理減刑及沒收,各有其要件。

法國、新加坡與美國案例進一步提示,任職或交易機會本身可能成為交換標的。合理薪酬的扣除不能取代對任職原因的審查,機會具有價值也不表示全部後續收入均屬賄款。辨明利益的具體內容,才能確定正常勞動報酬與刑法責任的界限。

注釋與參考資料

①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07〕22號,2007年7月8日,第六條、第十一條。《意見》官方文本。

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依法懲治新型、隱性職務犯罪典型案例》,2026年11月5日發布,案例五「周某受賄案」,基本案情、辦理情況及裁判結果。典型案例官方文本。本注及後文涉及該案者均據案例摘要,非判決全文。

③ 同前引②,案例五,審查起訴部分有關工作內容及合理薪酬扣減的說明。

④ 同前引②,案例三「張某某受賄、利用影響力受賄案」,李某任職事實、審查起訴及典型意義部分。

⑤ 同前引①,第七條。

⑥ 同前引①,第一條。另參「兩高」有關負責人2007年7月9日就《意見》所作官方答記者問,交易形式受賄部分。

⑦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五條。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文本。

⑧ 台灣《刑法》第10條第2項,公務員定義;《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第3條、第11條,條例全文。

⑨ 台灣《刑法》第342條,背信罪條文;《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及第3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布文本。

⑩ 廉政署公開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回應表》,第15項私部門賄賂部分,國際審查回應資料;《銀行法》第35條、第127條。

⑪ 台灣《刑法》第28條、第29條、第31條。本文有關支付方背信及他人參與之討論,為依構成要件提出的分析,並非對周某、范某某或支付方負責人另作有罪認定。

⑫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3條、第4條、第12條、第17條,全國法規資料庫公布文本。

⑬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629號刑事判決,2026年1月12日,犯罪事實二、理由乙貳及主文。議員關係人顧問費案判決。本文僅評析所引一審內容,不據此認定案件已確定。

⑭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金重訴字第25號案件,2022年10月28日,設計費給付案一審新聞稿,新聞摘要貳、二、(一)。本文僅引用該筆設計費之合理報酬及不正利益判斷,不將案件其他行為的判斷混入,亦不據此認定此部分已確定。

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6〕9號,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第一條第一款、第三款及第二條。司法解釋官方文本。第一條第三款列舉之情形包括其援引的第二款第二至六項,以及多次索賄、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致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受損、為他人謀取職務提拔或調整等。2026年5月1日施行的《解釋(二)》未變更上述一般受賄罪門檻。

⑯ 同前引⑧,《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12條;另參台灣《刑法》第38條之1。

⑰ 法國最高法院刑事庭,2005年4月6日,案號04-82.066,案件事實、第二項上訴理由及法院回應。商事法官顧問任職案判決。判決載錄原審理由及當事人上訴主張,本文依其脈絡區分,不將辯方意見作為法院見解。

⑱ 新加坡上訴法院,2014年8月27日,[2014] SGCA 45,第1至4段、第53至55段。企業主管購股案判決。

⑲ 同前引⑱,第56至57段。

⑳ 美國司法部,2016年11月17日,摩根大通亞太子公司招聘執法案公告,公司承認事實、工作及薪酬、協議處理部分。7200萬美元為該子公司協議所涉刑事罰款,非官員受賄數額,亦非全部相關監管處理金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