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律師 - 兩岸法律資訊網

這起李進勇「卸任隔日恢復民進黨籍」事件，確實揭示了台灣中選會去政黨化制度失靈的核心症結。李進勇案不只是個人選擇，而是凸顯制度結構問題。這起事件使「中選會政治中立性不足」的結構性缺陷被具體化。要讓中央選舉委員會真正「去政黨化」，不只是個人品格的問題，而是制度設計、任命程序與監督機制的全面改革。 一、問題診斷：中選會主委政黨化的結構困境 臺灣目前的制度是： 中選會隸屬行政院（依《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 主任委員及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實務上，尤其是完全執政下，主委通常具有明顯政黨背景（多為執政黨前官員、立委或政治人物）。 這樣的制度設計使得： 中選會形式上獨立，實質上仍屬行政體系一環。主委的政治背景常被質疑影響選務中立與裁決公正。 二、去政黨化的目標 去政黨化不是要求主委「沒有政治觀點」，而是：讓中選會在制度上、程序上與文化上脫離政黨控制，確保任何政黨執政都無法左右選務。 具體應達成三項原則： 人事中立化：主委及委員的產生不依附政黨利益。 決策獨立化：選務決策不受行政院或政黨指示。 責任透明化：外界可監督選務過程與人事任命。 三、制度改革方向 （一）組織定位改革：升格為「獨立憲法機關」 可參考韓國與印尼的做法：由憲法直接設置「選舉委員會」為獨立憲法機關（如韓國《憲法》第114條）。不隸屬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對立法院報告，但不受行政命令拘束。 建議條文草案方向「中央選舉委員會為獨立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不受行政機關干預。」 （二）任命制度改革：多元提名與立院審查 現行由行政院長提名的機制過於集中。可改為， 多元提名機制：立法院政黨比例提名（須符合立法院政黨席次，但每黨不得超過1/3）；或設「提名審議委員會」由學者、律師公會、法官協會、記者公會等公民團體組成。 立法院公開聽證：被提名人須公開答詢；涉政黨職務應揭露並設冷卻期（見下）。 （三）冷卻期制度：防止「旋轉門」 主委及委員 五年內不得為政黨職務人員、候選人或政治獻金主要捐助者。離職後三年內不得參與政黨活動或受政黨聘任。 （四）決策透明與公民監督 所有重大選務決策（例如選舉公報審定、罷免案程序、政黨資格認定等）應公開會議紀錄。成立「選務監督公民平台」或「監察委員專責小組」定期審查選務公正性。重要會議應直播、錄影，接受媒體與學界檢視。 （五）任期保障與不當干預防範 主委任期固定，不得任意撤換。僅能...

偵查不公開原則乃刑事訴訟之基本要求，旨在保障偵查順利與避免輿論干擾。然而，近年偵查案件高度媒體化，被告或辯護人藉由公開發言回應指控，亦成為社會矚目焦點。此時，檢察官若以「防止干擾偵查」為由，聲請法院對當事人言論施加限制。此舉涉及言論自由與辯護權之重大限制，其法律基礎與憲法正當性均引發爭議。 除非立法者明確建立制度框架（含程序、對象、範圍、救濟），否則此舉恐違反言論自由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司法實務若有此趨勢，應受到嚴格的憲法審查與社會監督。 一、法律與制度面 1. 目前法制狀況下，缺乏明確法源依據 在我國（以臺灣為例），現行刑事訴訟法中並沒有明文規定「檢察官得聲請法院對被告或辯護人發言加以限制」的制度。不過，在某些特殊情境下，法院或偵查機關可能以其他法源為依據，例如： 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限制被告與外界聯絡（羈押期間防止串證）。 法院訴訟指揮權（刑訴法第288條）：法院得為訴訟秩序之維持，限制不當發言。 國家安全法、個資保護法等其他特別法下的限制。 偵查不公開原則：檢察官可主張偵查中言論涉及偵查秘密。 然而，「主動聲請法院發言限制令（言論禁制令）」的做法，其正當性與法律基礎在臺灣目前是非常薄弱且具爭議性的。上述規定多為程序性或行政性規範，並不足以作為限制言論自由之法律依據。依憲法第23條之法律保留原則，凡涉及基本權限制者，須以明確法律為依據。檢察官僅依內部規範或抽象原則主張限制權限，顯有違憲之虞。 二、與憲法人權保障衝突 1. 涉及的基本權    此類措施最直接牽涉到的是： 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 憲法第16條：訴訟權（包括辯護權）。 第8條、第9條：人身自由與正當法律程序。 對被告或辯護人的發言加以禁止，若無明確法律依據與必要性，容易被認為是違反憲法上的比例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 2. 比例原則的檢驗    依司法院大法官歷來見解，限制基本權須符合目的正當、手段適當、必要性與衡平性等四要件。檢察官聲請言論限制令雖可能以防止妨礙偵查、維護審判公正為目的，但： 目的正當性：雖屬可理解之公共利益，但非無限制優先。 手段適當性：限制發言未必能有效防止輿論干擾，實際效果存疑。 必要性：尚有較輕微手段（如司法倫理約束、媒體指引）可取代。 衡平性：相對於所造成之言論寒蟬效應，限制手段顯屬過度。 因此，多數情況下對被告或辯護人發言的全面限...

「五權分而不立的危機--完全執政下的憲政崩解」這句話精準概括了當前政黨完全掌握行政與立法權時，台灣憲政體制面臨的深層問題。名義上的五權分立，在政黨集中權力之下，容易淪為形式，而無法實現原本的制衡與責任政治功能。 一、「完全執政」的結構危機：政黨憲政的集中化 在台灣（採總統制或半總統制的國家），所謂「完全執政」通常指的是： 行政權（總統、行政院）與立法權（立法院）同時由同一政黨控制。這種情況下，政黨的黨紀與內部權力運作往往凌駕於憲法設計的權力分立原則。也就是說：行政權不再受立法監督（因為立法院變成行政部門的延伸）。立法權喪失辯論與制衡功能。 司法、考試、監察等機關的提名與人事權，由總統或行政院提名，被政治性支配。結果就是：「五權分而不立」——名義上分權，實質上是一黨主導的權力集中。 二、「五權分立」的制度原理在完全執政下的瓦解 孫文設計的五權憲法本意是：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互相制衡、相輔而行。 但在完全執政下： 行政權透過預算、任命與政務委員會議滲透立法。考試權與監察權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變成黨意下的人事機構。司法權透過大法官提名權、司法院正副院長任命，也被政治化。 換言之，「五權分立」淪為五權合流於政黨意志之下。 三、完全執政下的「制度失衡」與「權責失對稱」 完全執政有兩個特徵： 責任集中——民意可以清楚追責；權力過度集中——制衡機制失效，導致濫權風險。 這在政治倫理上就會形成「責任政治的假象」： 當執政錯誤時，政黨可以以「體制問題」或「繼承前朝」推卸；當政策失靈時，監督機構因同黨關係而噤聲；民意制衡機制（如公投、媒體、司法）反而成為緩衝政治壓力的「象徵性舞台」。 綜上所述，在完全執政下，一個政黨同時掌握行政與立法權，並透過人事提名、黨紀，影響司法、考試、監察等憲法機關運作。這種現象帶來三大挑戰： （1）立法制衡失效：立法院淪為執政黨延伸，質詢、監督功能被削弱，政策錯誤難以被即時糾正。 （2）憲法機關政治化：考試權、監察權、司法權的人事提名受黨派影響，導致機關失去獨立性與公信力。 （3）責任政治的假象：權力集中易導致濫權，但民眾難以追責，制衡機制名存實亡，形成制度性失衡。 四、制度對策與改革方向 完全執政下的憲政危機提醒我們：形式上的分權不足以保障憲政正義，真正的五權分立，必須落實制度制衡、機關獨立、民意參與。否則，「分而不立」將成為制度運作的長期隱憂...

一、立法定位：作為「憲法性法律」 AI法官法應該屬於憲法性法律（constitutional statute），位階高於普通法律，用以： （1）體現憲法第16條「人民訴訟權」之公平審判保障； （2）實現憲法第80條「法官獨立審判」之技術化與制度化； （3）規範「人類法官—AI法官—憲法法院」的三層審制權限分工。 二、立法目的條文草案（示意） 第1條（立法目的） 為確保司法獨立、公正與透明，防止人為偏見與制度性腐敗，建立人工智慧審判制度，特制定本法。 第2條（憲法位階） 本法為憲法性法律，除憲法另有規定外，應優先適用於一切司法審判與法官職務行為。 三、制度設計架構 （1）AI法官總系統（AICourt）：根據法規資料庫、先例、量刑標準自動生成判決草稿，經公開演算法審核。 （2）人類審核委員會（Judicial Oversight Board）：對AI判決進行程序性審查與合憲監督，非實質改判權。 （3）AI倫理審查委員會（AI Ethics Tribunal）：審查演算法偏誤、更新訓練集透明度，向立法院年度報告。 （4）公開演算法登錄中心：所有AI審判模型須公開版本號、訓練資料來源、風險報告，類似「判決開放資料庫」制度。 四、審判程序架構草案 1、AI預審階段：AI法官自動審理案件事實、生成量刑建議書。 2、公開校正階段：人類法官僅針對「事實瑕疵或法律疑義」審核。 3、最終判決階段：AI系統生成最終判決書（含可解釋性報告）。 4、救濟階段：人民得對AI判決提出「算法瑕疵異議」或「數據偏誤訴願」。 五、透明與問責條款 第15條（演算法公開） AI法官之演算法模型、訓練資料集與版本更新應向「司法透明中心」登錄並公開。 第16條（偏誤糾正機制） 若AI判決之偏誤率超過法定標準，應立即停止運作並進行演算法再訓練。 六、哲學與憲政正當性論證 合法性（Legality）：AI法官完全依據成文法與既判例運作，排除恣意裁量。 正當性（Legitimacy）：若演算法與程序公開透明，反而比「人治法官」更能體現憲法正當性。 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同類案件必然同判，提高司法信任度。 民主控制（Democratic Control）：演算法版本須經立法審查與社會參與程序。 七、未來發展路線 第一階段：建立「AI輔助判決建議系統」（Hybrid Judge Model）。 第...

广东深和律师事务所 （The S&H Law Firm） 主题理念： 深化交流，和平两岸 核心价值： 专业、诚信、责任、合作 一、事务所概况 广东深和律师事务所（The S&H Law Firm）成立于2006年06月09日，位于中国深圳，是一家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两岸、放眼国际的法律服务机构。律所自创立以来，始终秉持 “深思明法，和合共进” 的理念，致力于通过专业法律服务促进经济合作、社会公平与两岸和平交流。 深和律师事务所的命名寓意 “深识法理、和衷共济” ，体现出律所追求法治与和谐的精神内核。近二十年来，深和团队以高标准的专业操守、严谨的办案态度和国际化的视野，为企业和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效、可持续的法律支持。 二、核心主题：深化交流 · 和平两岸 在全球化与区域合作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深和所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两岸与国际市场，积极推动法律服务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 “深化交流” 象征着事务所持续拓展两岸法务合作平台，促进法律专业的共同发展； “和平两岸” 则代表事务所秉持法治精神，助力两岸社会的理性沟通与和谐共生。 这一主题不仅体现在事务所的业务方向与文化建设中，也成为深和所的标志性精神象征。 三、专业领域与特色服务 1、涉台法律服务与两岸争议解决       ● 为台资企业在大陆投资、设立与运营提供全程法律顾问服务。       ● 协助大陆企业处理赴台投资、贸易与知识产权事务。       ● 设立“两岸法律合作研究中心”，推动民商事争议的非对抗性解决。 2、企业法务与商事顾问       ● 为企业及台外商投资提供公司治理、股权架构与风险管理方案。       ● 协助客户进行跨境并购、税务筹划与合规审查。 3、争议解决与仲裁       ● 国内外诉讼、仲裁及调解服务。       ● 涉港、澳、台投资、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及争议解决 4、公共法与合规研究       ● 深耕法治建设议题，积极参与立法及政策研究。       ● 推动法治教育与公民社会交流。 凭...

大陆律师：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法治实践者 在中国大陆，大陆律师作为法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承担着为公民、企业及社会组织提供法律帮助的职责，也肩负着推动法治进步的社会期望。然而，制度与现实之间存在落差，律师职业环境和司法生态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大陆律师的法律地位与职业现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大陆律师依法独立执业，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法律赋予律师行使辩护权和代理权的独立性，但在实践中，这种独立性仍受到限制： 在刑事案件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阅卷或调取证据等环节需要经过侦查机关或看守所批准； 部分敏感案件中，律师的辩护意见难以被司法机关充分采纳； 律师在处理涉及公共利益或敏感性争议案件时，可能面临执业压力或行政干预。 这种情况表明，大陆律师的法律地位虽已制度化，但职业独立性与社会保障仍有待加强。 二、大陆律师的主要业务领域与发展方向 大陆律师的执业领域涵盖传统和新兴领域： 1、刑事辩护与侦查阶段代理：律师可在侦查阶段介入案件，提供法律咨询、申请取保候审、监督办案合法性。但实际介入程度受程序限制较多，侦查主导仍较强。 2、民商事与公司法律服务：包括合同纠纷、企业合规、投融资、股权结构、知识产权等领域，是当前律师业务主流。 3、行政诉讼与公益法律事务：行政案件代理比例较低，律师在与政府部门交涉时需谨慎。公益诉讼案件虽在增加，但风险与回报不成正比。 三、大陆律师的社会角色与制度张力 律师在制度中既是参与者，也是监督者，但监督功能常受现实约束： 制度内监督：律师可依法提出控告、申诉或复议，但程序效力受到行政与司法层级制约； 公众舆论的声音：部分律师通过媒体或网络平台参与公共议题，促进法治讨论，但可能面临舆论风险； 法务改革推动者：律师群体呼吁完善会见权、法律援助制度等，但实际改革进度较缓。 这反映出大陆律师群体的“制度性困境”——在制度中寻求空间，却难以完全实现职业独立和社会监督功能。 四、大陆律师行业的发展与困境 （1）头部律所集中资源：大型律所集中在北上广深，垄断优质客户与案件资源； （2）基层律师压力大：中小城市律师案件少、收入低，生存艰难； （3）执业风险与行政压力：刑辩和公共事件案件中，律师面临更高风险； （4）职业伦理与竞争问题：部分律师存在虚假宣传或过度营销现象。 （5）尽管律师人数不断增加，行业整体正从数量扩张向专业化、合规化发展，但职业环境与司...

文 / 深圳衛律师 目的：给当事人与代理律师一份务实的风险评估与可操作策略，用于判断是否提诉、如何准备、如何最大化自身安全与利益。 一、前言 1. 在大陆，法律程序存在形式性与权力性并存的现实：法律条文存在，但司法独立、行政干预、地方法益等因素会深刻影响案件结果。 2. 诉讼能否成功常取决于三要素：案件本身的法律与证据强度、当事人/相对方的社会资源（关系与影响力）、以及程序操作（律师能否充分参与、是否有媒体/社会监督）。 3. 本指南不鼓励违法行为；提供合法、务实的策略以降低风险与成本。 二、先做的风险评估（提诉前必做） 1. 案件分类（按风险由低到高） （1）相对低风险：个人间金额不大的民商事纠纷（如借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离婚及继承案件）且双方皆无权力背景或地方势力。 （2）中等风险：房屋纠纷、劳资争议（若涉及国企/地方政府介入则风险升高）。 （3） 高风险：标的金额大的民商事案件、土地征收拆迁、针对政府、官员及国企的诉讼、社会群体性案件（如环保） 。 2. 当事人资源盘点：财力、是否能承担长期诉讼、是否有可动用的人脉/关系、是否能承受舆论或被监控的风险。 3. 对手的背景：是否为国企、地方政府、官员、或与司法有关联的人士。若是，诉讼风险显著增加。 4. 目标与成本分析：明确你要的是法律上的「胜诉」还是实际的「执行结果」或「和解赔偿」。法律胜诉不等于实际权益回收。 三、律师的实际作用与限制 1. 律师可以做的： （1）专业法律咨询、文书写作、证据整理、程序性辩护、法律路线设计、海外或省外代理协调。 （2）在普通民事案件中，律师能显著提高程序正确性与法律策略效果。 2. 律师的限制： （1）对于与地方权力或社会敏感的案件，律师的法律辩论可能对判结果影响有限。 （1）律师在侦查羁押阶段会遇到会见限制或被监控的情况（重大刑事案件尤甚）。 3. 如何最大化律师效用： （1）早期介入（越早越好），完整交付证据与时间线。 （2）选择有地方实务经验、且在你案件类型有成功案例的律师；若案子涉跨地区，考虑多地律师联合。 （3）要求律师把每一步工作以书面形式记录（会议记录、函件副本、取证清单）。 四、打关系（guanxi）的现实与边界 1. 为什么有人诉诸关系？    * 在若干案件中，司法资源人脉关系、行政或地方力量等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案件结果（从起诉、审判到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