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律師 - 兩岸法律資訊網

这在法學上其實是一個經典爭點，「足以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這種用語，如果不被嚴格界定，確實過於抽象，極易被濫用。我分四個層次來說清楚： ① 為什麼它會被批評為抽象？ ② 法理上「足以生」應如何理解？ ③ 如果不具體化，會造成什麼風險？ ④ 合理、合憲的「具體化判斷標準」應該長什麼樣？ 原句的核心問題在哪？ 「對敵人為效忠之表示，足以生軍事上之不利益者」，這一句至少有 三個憲法紅線風險： 一、「效忠之表示」＝高度主觀、思想／表意危險，是口頭言論？情緒性表態？政治立場？象徵性行為？若未限縮，極易落入思想犯或政治表意處罰。 二、「對敵人」未定義，易被政治化擴張：形式敵國？潛在敵對勢力？意識形態對立者？外國政府？非國家行為者？在民主國家，這必須極度精確。 三、再接一個「足以生軍事上之不利益」。抽象 + 抽象 = 幾乎無可預測性 1、為什麼「足以生軍事上之不利益」會被認為太抽象？ 這個用語通常出現在：刑法（如軍事機密、洩密罪），國安法制，特別刑法（戰時、非常狀態）。問題在於，它同時具有三個高度不確定元素： 「足以」→ 是「可能」？「高度可能」？還是「實際已發生」？ 「軍事上」→ 包含後勤？士氣？國際形象？盟邦關係？還是限於純作戰層面？ 「不利益」→ 戰力下降？作戰失敗？成本增加？還是單純不方便？ 如果三者都不限定，就變成一句「萬用兜底條款」。 2、在嚴謹法理中，「足以生」不是抽象想像，而是可驗證風險 在刑法與憲法解釋上，「足以生」不能只是主觀推測，而必須符合以下原則：   ① 不是「任何可能」，而是「具體、可預見的危險」。通說與比較法共識是：「足以生」＝ 依一般理性人判斷，於行為時點，具有具體且可預見之高度風險。不可以是：事後才說「其實可能會」，抽象地說「敵人也許會利用」。必須是：在當下就能指出明確的危害路徑。   ② 「軍事上」必須限縮為軍事核心功能。合憲解釋通常會將「軍事上」限縮為：作戰部署，戰術／戰略能力，指揮、通訊、情蒐，武器系統與戰備狀態。不包括（除非法律明文）：一般政治困擾，政府形象受損，社會輿論不利，軍方被批評、被監督。   ③「不利益」須達實質損害或顯著風險程度。合理門檻至少要到：戰力實質降低，作戰成功率明顯下降，可被敵對勢力直接、具體利用。而不是：增加一點困擾，造成尷尬，讓軍方多花錢、多花時間。 3、如果不具體化，會發生什麼憲政風險...

主要事件概述：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於2026年1月7日簽署官方公告／總統備忘錄，宣布美國將退出共66個國際組織與機構。這一行動被描述為旨在保護美國國家利益、加強主權與效率，並重新調整美國參與全球架構的方式。尚未公開完整名單。其背後政策理由，白宮發布的事實清單指出：這次退出是基於去年政府對所有國際政府間組織、條約與公約的全面審查後的決定。評估結果指出部分機構不再符合或可能損害美國安全、經濟與主權利益。退出同時意味著停止對相關機構的資金支持與參與義務。 這一外交決策可能對全球治理架構、國際合作議題及美國與盟國關係產生深遠影響。事件仍在快速演變。 一、川普「瘋了」嗎？還是他在極端執行一套邏輯 從政策一致性來看，川普其實一點都不隨機，他非常穩定地做三件事： （1）去國際化（de-globalization）：退出國際組織、拒絕多邊承諾、把國際規則視為「束縛美國」； （2）強人式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民主 ≠ 制度制衡，民主 = 「我代表多數民意」； （3）行政權最大化：能用行政命令就不用國會，能退群就不談判，能破壞慣例就破壞慣例 所以問題不是他「失控」，而是他完全不認同自由民主的那套價值架構。 二、「美國民主太假」這句話，其實打中痛點 很多人現在的憤怒不是針對川普，而是這件事：美國民主的三個結構性假象。 1、選舉民主 ≠ 憲政民主：川普是「合法當選」，但他同時在削弱法院、國會、專業官僚體系，美國制度假設「總統會自我節制」，一遇到不節制的人就崩。 2、民意被極端動員綁架：選舉制度 + 社群媒體，讓憤怒、陰謀論、仇恨動員比理性更有效。結果是：「最不在乎民主的人，最會利用民主」。 3、國際價值沒有憲法位階：國際承諾 ≠ 憲法義務。一個總統就能：退巴黎協定，退WHO，退66個國際組織。美國對外「講價值」，對內「完全不鎖門」。 三、真正可怕的不是川普，是這件事 美國民主制度「允許」一個人合法地拆民主，這正是很多憲政學者現在最悲觀的地方。它代表：民主如果只剩程序，憲政如果沒有反自毀機制，那民主可以被用來終結民主本身。 四、這對台灣、世界意味著什麼？ 對世界：國際秩序進入「不可靠時代」，規則不再穩定，只剩交易。 對台灣（說實話）：美國不再是價值保證者，只是利益行為者。台灣的安全不是靠「美國民主」，而是靠：自身制度韌性，多邊連結，法治與國際信任...

美国川普政府抓捕馬杜羅事件清楚告诉台湾： （1）强权可以随时破规则； （2）盟友的选择会优先考虑自身利益而非国际程序或长期规则； （3）情绪化站队可能让台湾成为“战略示范点”而非安全受益者。 一、从这件事，台湾必须先学会一件事：把「亲美」从价值立场，降级为风险管理 我怎么看「亲美」：亲美不是问题，把亲美当成“安全本身”，才是问题。这次事件显示的是：美国在关键时刻，会优先选择有效、迅速、对自身有利的做法，而不是：程序、长期规则、他国对规则的依赖。 对台湾的启示是：亲美应该是安全和战略的嵌入，亲美不应该是情绪认同，把自己塑造成“必须被保护的对象”。你越把自己定义成“美国秩序的一部分”，就越容易在秩序被破例时失去主动权。 如何处理“亲美”？ （1）低情绪化，高嵌入化。不再把“亲美”当道德或价值认同，强调技术性、安全性、经济与战略利益嵌入，目标是让美国支持台湾因为成本太高，不因为台湾是“好人”。 （3）不做“道德绑定”。不把台湾安全完全寄托在美国的善意或正义感上，明确台湾必须有自己的弹性与自主应对能力 （4）核心逻辑：亲美是“风险管理工具”，而非“安全保证书”。 二、再说「反中」：这是目前台湾最危险的叙事陷阱 我会说一句可能不受欢迎的话：“反中”如果变成身份，而不是政策判断，本身就会削弱台湾安全。 为什么？ 因为在一个破规则的世界里：被塑造成「必须被处理的问题」，比被视为「棘手但可拖延的对象」要危险得多。如果台湾的自我叙事是：我就是要站在某一边对抗你，我就是要成为价值前线。那在大国眼里，台湾就会从：「需要谨慎处理的复杂问题」变成「迟早要解决的战略节点」。这不是吓唬，是现实政治的语言。 如何处理“反中”？ （1）去意识形态，降低刺激性。不把每次对华互动都包装成“价值对抗”。保留操作空间，不把自己塑造成必须被“处理”的前线。 （2）避免让内部政治成为风险加速器。不把反中作为“忠诚”标签，不把亲美/反中议题做成社会撕裂或过度表态。 （3）核心逻辑：反中是“策略防护”，而不是身份认同。 三、我认为台湾应该采取的「新姿态」 ① 对美国：低情绪、高嵌入。少讲“我们价值一致”，多做“你离不开台湾稳定”。让美国支持台湾，不是因为「你是好人」，而是因为「你出事，美国会付出结构性代价」。 ② 对中国：去意识形态、去情绪化。这不是示弱，而是降风险。台湾最该避免的是：把所有互动都包装成价值对抗，把...

一、总统一人制在台湾的结构性风险 主要集中在权力过度集中与社会制衡不足，这并非没有理论与现实依据： 1、总统制的“赢家通吃”特性。总统由全民直选，正当性极强；一旦同时掌握行政权、司法、军警权、外交权，若立法院制衡弱化，就容易形成“准个人统治”。 2、台湾宪政实践中的现实问题。总统对行政院长的实质主导权很强，行政院不真正向立法院负责，总统虽名义上“不入阁”，但实际上掌控行政方向。 3、社会性格因素。社会整体偏向“避免冲突、怕麻烦”，抗争成本高，长期动员不易。当专制是“渐进式”的，而非突然政变时，民众更难反应。 从这个角度看，這種担忧并不是在“低估人民”，而是在指出：制度不能假设人民永远勇敢、警觉、理性。 二、为什么很多人认为内阁制更“防独裁” 内阁制的核心优势在于权力分散与即时问责： 1、行政权来源于国会。政府必须随时面对不信任案，权力是“可撤回的”，而非固定任期。 2、个人崇拜空间较小。首相是“多数派协调者”，不是全民英雄。媒体与选民焦点更集中在政党与政策，而非个人。 3、制度性降温机制。政策极端 → 国会反弹 → 政府下台，不需要街头革命或社会动荡来“纠错”。 从制度逻辑上说，内阁制确实更适合“怕事型社会”，因为它把冲突制度化、日常化，而不是压到最后一次爆发。 三、但内阁制在台湾也并非无成本 如果客观一点，也要看到现实障碍： 1、政党碎片化与对立文化。内阁制需要高度妥协文化，台湾长期是零和对抗政治。 2、国家安全与对外压力。在高外部威胁环境下，内阁制容易政局不稳。短命内阁可能削弱长期战略一致性。 3、宪政转型成本极高。不只是改制度，而是重写权力运行逻辑，会牵动司法、军队、地方自治等一整套结构。 四、一个更现实的中间判断 這观点可以总结为一句相当成熟的制度怀疑论：台湾不是“永远不会出独裁者”，而是“缺乏足够容错空间来承受一个坏总统”。从这个立场出发，其实有三条现实路径（不必非黑即白）： 1、走向更完整的内阁制（长期）； 2、强化“半总统制”的制衡（中期）。明确总统权限边界，行政院真正向立法院负责； 3、至少避免“总统权力继续膨胀”（短期）。 五、最后一点直白但重要的话 历史经验显示：独裁不是靠坏人成功的，而是靠“好人不想麻烦”慢慢让渡出来的。 這担心的并不是台湾人民“素质不够”，而是你不相信任何社会在长期顺风时能一直保持警惕——这其实是对制度的尊重，而不是对人民的贬...

【案例】 判决书理由部分记载：房产评估价为160万。各继承人应按照均等份额继承，各继承遗产的 1/2。 判决书主文记载：房產歸被告所有，被告補償原告80萬。執行程序中，被告拿不出錢，法院拍賣房產，遇房价下跌，其所得拍賣款仅50万，差额30万。 本文观点：各继承人应就该房产拍賣價金50萬，依判决确定的继承份额比例重新分配。 一、為什麼不能讓原告再背 30 萬債務？ 遺產分割判決的本質是：調整各繼承人就遺產之歸屬，而非創設一個獨立於遺產之外的債務關係。 如果照「一般金錢債權」理解：房子拍掉 → 原告什麼都沒拿，價金 50 萬全分給被告，原告還要再補 30 萬。這會導致：原告不但沒分到遺產，還倒貼一筆個人債務，這違反遺產分割的目的與衡平原則。 此時的「執行標的」是什麼？ 執行標的是「遺產本身（或其變價後之價金）」在各繼承人間依其继承分额比例所為之分配，而非原告對被告之一般金錢債務。換句話說：補償金不是「獨立存在的金錢債權」，而是遺產分割方法的一環。 因此在「拍賣僅得 50 萬」時的法律效果。實務上會這樣處理：房產拍賣 → 變成 遺產價金 50 萬，價金依繼承分額比例分配，分配完就結束，不會再追原告 30 萬。這時候：原告只是「少分」遺產，不會產生額外債務。 综上，遺產分割判決之補償金，係以遺產價值為前提之計算結果，並非脫離遺產而存在之金錢債權，其執行應受遺產價值變動之限制。房價下跌、拍賣價金僅 50 萬時，執行標的係「遺產房產（或其拍賣價金）」之分配，而非 80 萬補償金本身，原告不負不足額之清償責任。 二、问题的核心：确定判决之既判力范围 【既判力（Res Judicata）】是指一個案件經過法院確定判決後，該判決所確立的法律關係和事實，對當事人及法院產生拘束力，禁止當事人就同一事件再行起訴，也禁止法院就同一事項再作相反的裁判。 「一事不再理」原則，是既判力的核心精神，確保同一事件不會被重複審理。 既判力的範圍 （1）主觀範圍（人）：原則上僅對原告與被告（當事人）有效。但在特定情況下（如繼承人、訴訟標的物受讓人），效力會擴張至第三人。 （2）客觀範圍（事）：僅存在於判決書中的「主文」（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十萬元），對於「理由」中的事實認定（如：兩造有無簽約），原則上不生既判力（但可能產生「爭點效」）。 （3）時間範圍（時）：既判力是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的狀態為...

憲法法院固然負有解釋憲法之權，但其裁判仍受憲法拘束。當裁判結果已逾越解釋界線、實質改寫憲法規範時，人民作為憲法主權者，透過公投複決否決該裁判，並非破壞憲政，而是維護憲法。 這裏隱含的是一個三層憲政主張： ① 憲法法院「不是憲法本身」 憲法法院只是憲法的解釋者，當其裁判背離憲法原意或權力界線，就可能「違憲」（德國、美國學界都有「憲法法院可能違憲」的討論）。 ② 憲法主權在人民，而非法院 憲法的最終正當性來源是「主權在民」，公投作為直接民意的展現，被視為憲法防衛機制。這是「人民憲政主權論」。 ③ 公投複決 ≠ 修憲，而是「否決越權裁判」 這其實在說的是：公投不是改憲法，而是阻止法院以裁判之名行修憲之實，這是「反實質修憲」。 ▶ 憲法法院裁判「理論上可被質疑違憲」 在比較憲法中有三個重要概念：Constitutional Court Fallibility，憲法法院並非不犯錯；超越解釋（超解釋、創設性解釋），當解釋結果已新增憲法規範；Judicial Supremacy 的正當性危機，法官是否能凌駕於憲法主權者之上？ 所以「憲法法院裁判違反憲法」不是禁語。 ◉ 公投被理解為「憲法防衛，而非多數暴政」 該主張不是：多數想怎樣就怎樣，而是在主張：當解釋者失控，人民有最後否決權。這在理論上屬於：憲法防衛型公投（defensive referendum）。 反擊一：違反憲法第 78 條（解釋權專屬） 憲法解釋權專屬憲法法院，公投否決裁判就是違憲。但是，解釋權 ≠ 無限創設權，更 ≠ 不受憲法拘束的權力。 反擊二：人民怎麼判斷「違憲」？ 憲法太專業，不能交給公投。錯誤！憲法是人民制定的，不是法官的專利，專業不能凌駕於主權。 反擊三：會造成憲政混亂 不對！真正造成混亂的，是沒有任何制衡的憲法法院。 總之，憲法法院不是憲法本身，違憲裁判，人民有權公投否決。憲法法院裁判若產生實質修憲效果，卻未遵循憲法所定修憲程序，即可能構成違憲之司法行為。在修憲途徑高度僵固的制度結構下，賦予人民透過公投對該類裁判行使否決權，實為憲法防衛機制，而非另闢修憲途徑。 ▶ 創設性的憲法裁判解釋+公投支持，具有實質修憲功能 台灣修憲門檻過高。立法院：須 1/4 提案、3/4 出席、3/4 同意，公民複決：有效同意票須達全體選舉人過半，實務上幾乎「不可能修憲」。 全世界少見如此高的修憲程序。多數民主國家雖有嚴格程序...

▶ 憲政的核心精神，從來不是效率至上，而是透過權力分立與相互制衡，來防止權力濫用，保障人民的自由與基本權利。 ◆ 憲政的根本目的：防止權力集中，而非追求行政效率 憲政（constitutionalism）誕生的歷史背景，本來就是對抗高效率但專斷的權力。專制政體往往「非常有效率」，一個人決定、一紙命令執行，但代價是任意性、濫權與人權侵害，憲政設計則是刻意讓權力運作「變慢」，立法要多讀程序，行政要依法授權，司法要審理、給理由、可上訴。慢，不是缺陷，而是防暴衝的安全機制。 ◆ 權力分立與制衡，本質上就是「反效率設計」 孟德斯鳩的權力分立理論，本來就不是為了提高治理速度，而是：讓任何一種權力，都無法單獨完成所有事情。具體表現為，立法：程序冗長、協商妥協；行政：受法律拘束、受立法監督；司法：獨立審判、可否定多數決結果。 如果以「效率」為最高標準，那麼：國會討論是浪費時間，司法審查是政治阻礙，少數權利保障是決策成本，但這正是反憲政的邏輯。 ◆ 效率只能是「工具價值」，不能是「憲政價值」 在憲政秩序中：效率可以是行政技術上的目標。但不能凌駕於：正當法律程序，權力合法性，基本權保障，否則就會出現危險論述：「為了效率，可以跳過國會」，「為了效率，可以限縮訴訟」，「為了效率，可以集中解釋權」，這些論述在歷史上，往往是威權化的起手式。 ◆ 憲政的真正衡量標準：可受控制的權力 憲政不是問：「政府能不能快？」，而是問：「政府能不能被限制、被質問、被輪替？」。因此，憲政秩序追求的是：權力是否有界線、決定是否有理由、錯誤是否能被糾正、少數是否能免於多數暴政。 ⦿ 憲政的設計從來不是為了讓權力運作得最快，而是為了讓權力無法不受限制地運作。效率是威權最擅長的價值，制衡才是憲政真正的靈魂。 憲政價值宣示 憲政制度改革，係以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為根本價值基礎。憲政之核心精神，並非追求權力運作之效率極大化，而在於透過權力分立、相互制衡與程序保障，防止權力集中與恣意行使，確保國家權力始終受憲法拘束，並以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為最高目標。 在憲政國家中，權力運作之「遲緩」並非制度缺陷，而係刻意設計之安全機制。立法程序之多重審議、行政行為之法律保留與司法審查之獨立性，正是為避免單一權力機關以效率之名，突破憲法所設定之界線。任何以簡化程序、集中權限或排除監督為代價所換取之效率，均可能侵蝕憲政...